《伤逝》创作于1925年，是鲁迅先生唯一一本以爱情为叙述主体的短篇小说。 小说以手记的形式，通过涓生的第一人称视角，诗意又哀婉地独白着他对子君的回忆和忏悔。

《伤逝》所表达出的对自由意识的苏醒与盲从、对婚姻与现实的矛盾和割裂、对个人和社会的冲突与对立，都是领先于时代的思考。延伸到现代社会语境下都不为过，鲁迅所关注的，是人性底层的、贯穿生命的终极命题。

亦舒作品《我的前半生》，便是以《伤逝》为蓝本创作的。不同的是，鲁迅作品里的子君，最终以生命为代价去验证了“自由婚姻”的苦果。

五四新思潮之下，大量“舶来”的价值观涌入，自由独立、开放进步的思想冲击着被传统礼教束缚已久的青年们。自1920年大学逐步开放女禁之后，原本没有社会话语权的女性群体，随着教育赋权，自我意识逐渐苏醒。

然而，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之下，女性的精神反叛与社会身份的缺失，互为冲突、无以消弭。没有收入来源的女性独立，飘渺如空中楼阁；缺失了经济基础的婚姻，最终在生存困境面前分崩离析。

涓生与子君都是被“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所感染的“新青年”。他们追求自由恋爱、反对封建婚姻，他们在一起谈论外国文学、男女平等，为追求真爱而不顾世俗眼光，冲破一切阻碍走到了一起。子君不惜与家庭断绝关系，铿锵无畏地说出那句自由宣言：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像所有热烈爱情的开端，涓生与子君的感情无疑是纯洁且真挚的。身为知识青年的涓生，一直是懵懂的子君思想上的启蒙与引领者。

涓生一腔激昂地驳斥封建专制，给子君讲解易卜生的剧作《娜拉》与《海的女人》，在涓生构造的精神世界里，他以自己的意愿创造了子君“独立新女性”的形象，子君看似自我的觉醒，不过是陷入了另一场以“自由”为裱饰的男性语境。

子君卖了唯一的首饰，与涓生筹措来的钱租了小屋，养了群油鸡和一只唤作“阿随”的叭儿狗。当爱情落定到柴米油盐，子君的美好可爱亦被三餐琐碎消耗得世俗可憎。

“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

向往中甜蜜的婚姻变得索然无味，不过三个星期，涓生读遍了子君的身体与灵魂后，便发现以前自认为的“了解”，不过是“隔膜”。不再读书与思考的子君，并非他理想的灵魂伴侣。精神层面的求而不得令他备感痛苦，子君却沉浸在她的小幸福里怡然自足。

因与子君不容世俗的爱情，涓生被同事举报丢了工作。失业带来的经济困境，一下子摧毁根基岌岌的感情中勉强维系的平衡。

沉溺在文学创作和求职中的涓生，无以理解子君生活上的捉襟见肘。菜冷，有时竟不够，他将不满迁怒于子君的狗儿阿随，当油鸡逐渐变成肴馔，阿随也被涓生带去荒野里扔了。冬天愈发冷的难熬，涓生为了逃避冰冷的屋子和沉默的子君，每日躲进图书馆的铁火炉边枯坐。

经济的匮乏让养活子君成为涓生最大的“累赘”，想逃避现实，但伪善的良知又使他张不开口。涓生突然想到“她的死”，人性的恶念虽一闪而过，却如匕首投枪， 精准扎进现实的心脏：爱情在生存面前不堪一击。涓生潜意识里的黑暗，不过是无能懦弱的私欲，假如子君突然死去，他既逃脱了生活压力又不必承担道德的鞭挞。

鲁迅洞若观火的目光，如炬般射进人性最隐秘的阴暗之地。文学自有它伟大的共通之处，陀氏小说《涅朵奇卡》里郁不得志的音乐家，将自己事业的失败完全归咎于疲于养家的“世俗”妻子， 最后在理想的圮塌中杀死了她。

不管是以文学为追求的涓生，还是以艺术为信仰的音乐家，都是以完美化的“精神需求”作为逃避的出口，将真实的生活重担卸给更弱势的伴侣，试图以诗意的“痛苦”推诿自身的问题，说到底都是现实的卑怯者。

自由恋爱带来的进步的激情，在贫穷的催化下余烬将熄。当现实照进理想，曾经从文学小说中形成的狭义的爱情想象，碎成粉齑。 涓生衣衫单薄地偎在破旧火炉边，清醒地悟出一句：“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在“生”与“活”之间，人性回归到原始的最低处，一切内心的不堪都可以自我谅解。

《伤逝》手记体的叙事方式，将涓生完全私我的想法袒露给读者，内心不堪的隐秘一览无余，有一点类似“卢梭式”的忏悔。在整篇小说中，子君的形象是很模糊的，子君的情绪回应都是通过涓生的揣测与想像，这使得读者在理解子君的同时，有一种“不真实”的隔膜感。

在这段‬爱情的‬开始‬与‬结束的‬过程中‬，子君‬是一个‬“缺席‬的叙述者‬”。

仅仅一年光景，子君从恋爱时“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到同居后“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再至“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粗糙起来”，当涓生讲出“我已不爱你”时，子君“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稚气的眼光射向四处，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通过子君外在形象的变化和涓生的由爱至厌，读者可以间接感受到子君“失语”背后的处境：她一直是涓生的附属物，而非独立的人。

当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去诠释一段感情的破裂时，是非常主观性的，涓生的内心活动夹杂了大量抒情的手法，这些被文学化的情绪，捎带着不易察觉的辩白色彩。

“她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我曾经忠告她：我不吃，倒也罢了；却万不可这样地操劳。”，“她近来实在变得很怯弱了”，看似是涓生解释子君在婚姻后的不思进取和个性转变，其实是为了铺垫他“不爱子君的正当性”。

三毛曾说：“爱情如果不能落实在穿衣、吃饭、数钱这些小事上，是不能长久的。”物质基础是导致涓生和子君爱情破裂的关键，但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两人对爱情的诉求差异：涓生需要“精神性的爱情”，而子君安于“世俗的爱情”。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忠实拥趸，涓生的信仰是极度虔诚的。对于一切“旧事物”的抵触，使他欣赏一切“新思想”。他爱子君女学生的身份，更爱她说出“我是我自己的”那份勇敢的反叛。

所以‬涓生‬从‬自我‬臆想‬上‬给‬子君‬赋予了‬“新‬女性‬”的‬标签‬，通过‬向‬子君‬高谈阔论‬雪莱‬、泰戈尔‬、易卜生‬……完成‬对自己‬新文化‬青年‬的‬身份肯定‬。

涓生将自己对“西方爱情理念”崇敬式的向往，投射到子君身上，使他无法接受一个“不完美”的子君。他爱的，是只讨论诗歌文学、散步读书的子君，而不是做饭操劳、养鸡喂狗的子君。

从涓生的回忆自述中，婚后的子君“变”了。拜伦有一句名言“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而女人的爱情是女人生命的整个存在”，这句话用在子君身上最为合适。自始至终，子君的个性都未曾改变，她爱的是涓生这个人，她敢于对抗封建父权和世俗偏见的勇气，也是基于她对涓生的爱。

子君的勇敢和怯懦看似矛盾，其本质都是对爱情的患得患失。

当涓生理性地从困顿中明白“盲目的爱，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子君仍然固执卑微地回避着涓生的冷淡，一遍遍沉浸于“往事的温习”中寻找温存。乃至被抛弃后仍放心不下，将所剩无几的铜板和生活材料的全副留给了涓生，在不言中，教他“借此去维持较久的生活”。

涓生与子君的爱情状态，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典型的婚姻缩影。追逐个性解放的文化青年们，一方面陷于传统的包办婚姻，另一方面又想追求自由爱情。在新旧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中，哪一种选择都带着时代的虚无性。

老舍的小说《月牙儿》，讲述了旧社会受过新文化教育的女性，在生活所迫下和母亲相继沦为暗娼的故事。文化赋予女儿的自尊和骄傲，在现实的饥饿面前土崩瓦解，个人的苦难映见了时代的悲歌，忧患交加的社会背景下，难有女性独立的生存土壤。

鲁迅同样有篇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指出无数出走的“娜拉”将无法立足于社会，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身为“新女性”的子君，却没有经济能力的依傍，从挣脱供她读书生活的家庭、飞向“自由爱情”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她对涓生的依附关系。而这种依附，和涓生定义的“男女平等”是冲突的。她冲破世俗的勇敢来自于理想化的无知，当逐渐意识到涓生的疏离，那个从前镇静坦然面对流言蜚语、大无畏的子君，变得胆怯了。

爱情赋予她的勇气轰然倒塌，这份不合时宜的自我追求不融于时代，被父亲接回家的子君，最终在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中死去。涓生这才发现，即使没有子君累赘，他的未来也没就此顺畅，依旧在无限的虚空中彷徨，最终怀着忏悔的心情将子君葬在遗忘中。

子君用生命，成全了一场注定被遗忘的爱。而涓生一再强调“我活着，我总得向新的生路跨出去”，他跨出去的第一步，就是写下这忏悔式的独白，是“为子君、为自己”，这段感情彻头彻尾成了一场印证“自我觉醒”的表演，徒有自由的姿态，子君的悲剧，裹挟于男权框架中的平权浪潮中，悄无声息的湮灭。

鲁迅通过《伤逝》中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反映出他对于时代的冷静思考。太多如涓生、子君一样的底层文化青年，为“新青年”的身份所缚，流于对西方新文化思想的表面套用，而忽视了真实的社会环境与生活经验。

这样没有思考的信仰是孱弱的，但这样的试探亦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正是在过去的“伤”与“逝”中，积淀了现在的清醒与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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