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水浒传》的主角之一，施耐庵先生在武松身上投注的笔墨，相当之多，光他的个人故事就铺垫有十章有余。

都是被逼上梁山，但有别于“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鲁智深、济弱救贫、 仗义侠气的林冲，武松身上没有那种“成大事”的野心和江湖气。如果有得选择，他是一个乐于现世安稳的小人物，自幼长于清河县，与他那侏儒哥哥武大郎相依为命，正是这样的小老百姓也入了梁山，才更具有代表意义，他是梁山好汉中一个“普通人”的缩影。

武松最为人所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受了酒家“三碗不过岗”的激，好面子连喝十八碗烈酒，于景阳岗醉战猛虎，“没顿饭之间，一顿拳脚，打得那大虫动弹不得”。就此在阳谷县一战成名，被县令任作“都头”。武松当时的反应是，立刻下跪感谢：“若蒙恩相抬举，小人终身受赐”。

武松初时离开清河县，说来颇为窝囊，是酒后和个同乡人斗殴，失手将人“打昏”了，并非像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那般，是为惩戒恶霸，确定镇关西确实没了气，才骂骂咧咧说他佯死脱身。武松吓得马上就跑了，在外躲了一年多，才探实那同乡只是被打昏了，这才在回清河县的路上结缘了宋江。

若无后边潘金莲的事件，武松该是在阳谷县做个都头，再成个家，过个乡村青年小富即安的一生。

其实在《水浒传》中，对于武松与潘金莲的描写是颇有深意的，譬如二人曾在雪天关了门饮酒。《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书中虽写宋朝故事，但全用了明朝时的社会背景；其时受理学影响，叔嫂间伦理已相当完备，根据《包公案》、《三侠五义》、《清平山堂话本》以及三言两拍来看，日常生活中，叔嫂间要有所防，互相照面已属不易，单独饮酒那更是超乎想象。

尽管武松确实杀了潘金莲为哥哥报仇，也严辞令色拒绝过，但正如汉学家浦安迪所评，他在“色欲方面有脆弱动摇的某些迹象。”

综合来说，武松并无远志，有着小老百姓的朴素和圆滑、正直与私心。我们潜意识里给武松贴上的“硬汉侠客”的标签，也是基于一个“好汉”式的刻板印象。

首先，武松天生神力，功夫是顶级的，不仅有赤手打虎、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这样脍炙人口的经典传奇，后期在征辽和南征方腊的过程中，也多次大显神威。

其次，武松身长八尺，仪表堂堂，器宇轩昂，是一个标准的“好汉”形象；聪慧警觉，在狮子楼和十字坡都通过自己的机智，躲过一劫；为人幽默，醉打蒋门神和调戏孙二娘的情节，都堪称经典。

但同时我们也发现，武松全程都在命运的牢笼中挣扎，几乎没有对别人拔刀相助的行为，他的所作所为，全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的活下去，这和鲁智深这样“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侠义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中国文化中，“侠”这个角色，从诞生之日起，就代表着见义勇为。其最早见于墨家的“兼爱非攻”，鲁迅先生就在《流氓的变迁》中说道“墨子之徒为侠”，史学大家如钱穆、吕思勉等人，也对“侠”的这个定义颇为认同。

到了隋唐时期，随着《风尘三义》等一批豪侠作品的出世，“侠”字中所包含的匡扶济世的概念，进一步固化，李白的《侠客行》，更是将其推向高潮——“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由此可见，武松是称不上“大侠”的，他原本只是一个武功高强的乡镇青年，从未想过对抗朝廷，如果不是和潘金莲的纠葛，他终其一生，都只是阳谷县里面一个普通的都头。

但命运无常，在末世的混流下，他只能随波逐流，直至在征讨方腊的战斗时，被包道乙暗算失去一臂，形同废人。最终得到宋徽宗的赐钱十万贯，在六和寺出家，以终天年。

那么，其时的十万贯，到底是多少钱？

宋朝时，一贯钱还是相当有购买力的，当朝宰相的月俸，也不过300贯，六部尚书的月俸为60贯。一贯钱大概能买到1-3石大米，通过不同时代的度量衡换算，相当于现在的60-170公斤左右，按现在的购买力，那么十万贯，就差不多是2400-6800万人民币的样子。

当然，《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作者的货币观念，约莫还是按照明初走的。以明朝中前期第四次发行的大银钞作为锚点（明朝前期货币制较为混乱，不做参考），五贯钱折一两银子，十万贯折合银两两千两，再和如今的人民币进行换算，一两银子约等于1000元人民币，那么两千两银子，就相当于两百万人民币了。

两百万人民币也算是一笔巨款了，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武松持此巨款，也算是金字塔尖的那一撮人了。

但事实上，武松能将这些银子拿到手么？

武松真实能拿到多少钱

在《潜规则—中国历史的真实游戏》中，吴思教授针对中国历史中存在的官僚剥削，提出了“三种公平”的概念：

第一种是“名义上的公平”，即宋徽宗名义上给予武松的十万贯；

第二种是“百姓期待中的公平”，即被各层官吏盘剥之后，武松所希望得到的、还剩下的3-5万贯。

第三种是“现实中的公平”，即被层层剥皮、各种损耗后，真正到武松手中的，可能就只剩十之一二、一两万贯了。

那么在宋徽宗时期的北宋，存不存在这“三种公平”呢？

事实上，北宋不仅军事孱弱，百战百败，政治也是污浊一片，贪腐严重。

宋立国之初，为了让士大夫们更好的为朝廷服务，给官员们提供的待遇之优渥，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首屈一指。除了正常的俸禄，朝廷还给士大夫群体们发放各种绸缎杂费，就连官员日常居家的厕纸钱，都由朝廷提供，堪称“高薪养廉”。即使如此，北宋官员的贪污腐败、卖官鬻爵和搜刮民脂的本事，依旧让人惊叹。

官员们不仅想尽各种办法，从民间压榨，对于各种赏钱、税费的盘剥和贿赂，更令人叹为观止，官府“别立名目，以为馈送”，权要“计其所得，动辄万缗”，官员“多为苞苴，遍遣权要”，可谓是无官不贪，狄青就曾抱怨，朝廷发往征缴叛乱的军费，真正到自己手中的，只剩百之二三——军费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被各层官员盘剥了，北宋军队的战斗力，还能高么？

尤其到了宋徽宗时期，朝廷更是乌烟瘴气，变着法子从民间搜刮财富，各层官员巧立各种名目对朝廷费用进行盘剥，北宋的灭亡，与其说亡于女真，还不如说是亡于自己的内卷。

蔡勘称宋朝“赋敛烦重，可谓数倍于古矣”，《朱子语类》也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清朝学者赵翼更是一针见血：“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

正因如此，有宋一朝，百姓苦不堪言，各种起义多如牛毛，远远超过了历朝历代，李顺王小波起义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就连后世称颂的仁宗之治，也建立在镇压无数农民起义的基础上。

所以，宋徽宗名义上赐予武松十万贯钱，实际上到武松手里的，能有一两万贯，已是上天开恩了。

武松如何花这笔钱

蚊子大小也是肉。虽然武松真正拿到手的，顶多只有一两万贯，但是对于老百姓而言，也是一笔巨款了。武松如何处理它呢？

习惯上，我们总觉得武松仗义疏财，视钱财为粪土，但仔细琢磨，就发现武松的每一次“仗义疏财”，都蕴含着小人物的大心思。

景阳冈打虎后，武松获得悬赏“一千贯”（当然按照潜规则，最后到他手中的，可能只有一百贯），武松将这些钱全部分给了各位猎户。

因为这些钱本身就是猎户们凑的，武松此举，不仅在邻居中博得了一个好名声，还在官府留下了一个好印象——你看，在打死西门庆后，“县官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又想他上京去了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节级牢子都不要他一文钱，倒把酒食与他吃”；被脊仗四十时“上下公人都看觑他，止有五七下着肉”，平时让着他人几分利，关键时候便有雪中送炭人。

张青送他十两银子，他也转手给了两个公差——想必在后面的押运路上，武松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苦。

可见，武松不但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是个善于收买、拉拢别人的高情商好汉，所以对于他而言，宋徽宗给他的钱，即使不会送给六和寺做香火、即使不会送给众和尚们，也一定是好钢用在了刀刃上，花在了该花的地方。

纵观上下，武松并不是我们传统中认为的那个一身正气、嫉恶如仇、敢作敢当的大侠客，而仅仅是一个乱世之下、仅为安身立命而随波逐流的精明的小人物。

其实整个《水浒传》中，除了鲁智深是真正的侠客外，其他英雄好汉们，都是和武松一样，被时代所逼、四处碰壁、不断挣扎的底层人物，聚时满天星，散时如虫蚁，所谓“逼上梁上”，正是如此。

这也正是《水浒传》传唱不衰的秘密，它写的从不是空中楼阁一般的大英雄，而是如你我一样，普通而又各具性格特征、平凡却又不甘平凡的芸芸众生。

正所谓《三国》见历史，《红楼》见天地，而《水浒》，见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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