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书说到，司马乂死后，成都王司马颖掌握西晋朝政大权，东海王司马越不服，向司马颖发起挑战，却在荡阴之战中惨败。

司马颖再接再厉，又密谋诛杀“幽州王”王浚，结果引来王浚的强力反扑，幽并铁骑攻破邺城，司马颖带着司马衷落荒而逃，投奔了坐镇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

紧接着，司马越重出江湖，打出“迎接天子还都洛阳”的旗号，号召各地州郡讨伐司马颙。

一时间，范阳王司马虓、东燕王司马腾、高密王司马略、南阳王司马模、“幽州王”王浚群起响应，“倒颙联盟”应运而生。

而司马颙则联合东平王司马楙、豫州刺史刘乔、河北大将公师藩与之抗衡。

如果没看过笔者前面的文章，上面这段话会觉得相当烧脑，但没有关系，你只要记住：此时的西晋分裂为司马越和司马颙两大阵营，正在洛阳一线展开激战就可以了。

一、张方之死

前文说过，河间王司马颙坐拥关中四塞之地，又有皇帝司马衷在手，原本在人心、士气上占有不小的优势。

但随着全场“最佳第六人”刘琨的闪亮登场，战局迅速被扭转。

刘琨率幽州突骑千里奔袭，先败司马楙，再败刘乔，使原本各自为战的“倒颙联盟”终于凝聚到了一起。

同时，王浚派大将祁弘、宋胄率幽州主力浩荡南下，兵锋直指洛阳。

一时间，司马越攻河南，王浚攻河北，对洛阳形成了强大的钳形攻势。

司马颙见形势急转直下，惊得寝食不安、一夜数惊，渐渐起了妥协议和之心。

这时，有个“和事佬”及时跳了出来。

此人名叫缪播，曾是司马越好友，而他有个弟弟又是司马颙的小舅子，所以缪播算是两边都说得上话的人。

他对司马颙说：“大王，如今关东势大，您仅凭关中一地，恐难以抗衡。东海王既然想迎回陛下，您不如答应他。我再去跟东海王说，今后您与他分陕而治，陕州（今河南三门峡陕州区）以东归他，陕州以西归您，东海王看在我的面子上，一定会答应。”

司马颙向来是“你硬我就软，你软我就硬”的“鸡贼”作风，就准备同意缪播的“和平方案”。

但这消息传到了张方耳中，张大帅就不高兴了。

前文说过，张方数次攻入洛阳，犯下的罪行人神共愤、罄竹难书，连后世蔡东藩都说：“张方之恶，较诸王尤甚”。

如果司马颙与司马越议和成功，天下恢复安定，事后清算，张方必死无葬身之地。

故此，张方火速带兵赶回长安，对司马颙声色俱厉地说：“大王据形胜之地，兵强马壮，又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谁与争锋？为什么要不战而降，束手就擒！”

此时的张方手握重兵，势倾关中，司马颙对他早已深为忌惮，只好打着哈哈安抚道：“将军哪里听来的谣言，我没有打算议和呀？误会，误会！”

张方这才怒气冲冲离去。

张方自以罪重，恐为诛首，谓颙曰：“今据形胜之地，国富兵强，奉天子以号令，谁敢不从，奈何拱手受制于人！”颙乃止。——《资治通鉴·晋纪·晋纪八》

但紧接着，张方手下有个参谋名叫毕垣，曾经遭到张方惩罚，心存怨恨，就私下求见司马颙，说：“张方率军停留灞上，似有图谋大王之心，您不可不防呀！”

司马颙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立即惊问：“那该如何是好？要不......你去替我杀了他？”

毕垣果然很“闭环”，说：“我去不好使，张方护卫严密，一般人根本不能靠近。但有一人却能胜任这个任务。”

司马颙忙问是谁，毕垣说：“郅辅。”

郅辅原是长安城中一个富商，早年张方穷困潦倒，贫病交加，幸得郅辅救济，才没有饿死街头。

张方发达以后顾念郅辅恩情，让他当了自己军中幕僚，对他亲厚无比。

司马颙恍然大悟，急召郅辅来见。

毕垣却先一步找到郅辅，忧心忡忡地说：“老郅，不好了，听说张方要谋反，大家都说你是同谋。河间王现在叫你去质问，你准备怎么说？”

郅辅吓得魂不附体，说：“我没听说张方要谋反呀，那如今该怎么办？”

毕垣说：“大王如果问你，你就只管说‘哦’，否则就要大祸临头。”

于是郅辅入宫，司马颙劈头就问：“张方谋反，你知道吗？”

郅辅：“哦......”

司马颙又说：“我现在派你去杀他，你愿意吗？”

郅辅：“哦......”

于是司马颙命郅辅送一封书信给张方，让他趁机下手。

郅辅来到张方军中，佩刀而入。

张方知道自己恶贯满盈，平时安保工作极为严格，谁都不能带着兵器接近他，唯独对这个大恩人郅辅，张方从不限制。

当时正值深夜，张方接过司马颙书信，在灯下展开阅看。

郅辅趁其不备，突然拔刀将张方刺死，然后割下首级送给了司马颙。

辅既昵于方，持刀而入，守阁者不疑。方火下发函，辅斩其头。——《晋书·卷六十·列传第三十》

应该说，张方飞扬跋扈、罪恶滔天是有的，但要说他会谋反，多半也只是毕垣的构陷。

魏晋时期是世家大族政治，只有王浚这种顶级世族出身的人才会有窥伺神器的奢望，而张方出身寒微，一介布衣，毫无根基，怎么可能谋反？

但他毕竟作恶多端，人神共愤，就算今日不死，将来也绝不会有好下场，所以，死了也没什么值得同情。

司马颙杀了张方，马上派人屁颠屁颠将首级送给司马越，以示和好的诚意。

司马越微微一笑：“张方死了？很好。老兄想求和？——没门！”

二、二王之死

此时的形势是，司马颙以洛阳为支点构建防御体系，大将楼褒北拒河桥，大将吕朗东守荥阳，可怜的司马颖独守洛阳，应对来自许昌方向的威胁。

这个防御体系是历来洛阳抵御外敌的通用模板，不过好像此前以及此后无数战争中，从来没有真正成功过。

这也可见洛阳这地方四通八达、交通便利，和平时期固然不错，但在战乱时就是标准的“四战之地”，相当不靠谱。

这不，王浚的幽州系大将祁宏、宋胄率鲜卑铁骑直抵河桥，只一战就将楼褒击溃，洛阳北面顿时门户洞开。

坐镇洛阳的司马颖手里只有千余兵，哪里敢挡幽州军的锋芒，急忙弃城而走，准备逃回长安。

没想到半路又听说司马颙杀了张方，准备与司马越议和，更是五雷轰顶，大脑再度死机。

要知道，司马颙和司马越只是政见不同，并没有发生过直接冲突，而他司马颖可就不一样了。

他先是在荡阴打得司马越全军覆没、险死还生，后来又派人刺杀王浚，属于“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这要是议和了，自己十有八九要被司马颙送出去“顶包”。

一时间，天大地大，司马颖竟不知哪里才能容身。

这时，他忠心耿耿的幕僚卢志向他建议，唯有取道关中，经商洛出武关，南下江陵（今湖北荆州）去投奔荆州刺史刘弘。

刘弘是西晋最后一位德才兼备的重臣，手下有陶侃、周访等名将辅佐，刚刚平定了建康的陈敏之乱。

正是有他在，西晋的长江流域还能勉强维持安宁。

被卢志一点拨，司马颖的大脑才缓慢重启，无奈答应。

河桥、洛阳相继失守，驻防荥阳的吕朗就彻底成了孤军。

但他固守天险虎牢关，关东军一时却也攻他不下。

刘琨当即向司马越要来张方首级，向关上展示：“河间王已经杀了张方，准备向东海王投降，你们负隅顽抗还有什么意义？”

吕朗见果是张方的首级，立时斗志全消，终于开关投降。

于是，司马颙在函谷关以东的所有势力被扫荡一空。

公元三零六年二月，司马越号令各路人马向渑池集结，准备大举进攻关中。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小事，远在青州的惤（jiān）县（今山东烟台招远市）有个小小县令名叫刘柏根，这位仁兄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居然起兵造反。

坐镇青州的高密王司马略派兵镇压，却被打得大败，无奈只好向王浚求援。

此时的王浚心雄万夫，正愁精力无处发泄，二话不说立即派兵征讨。

幽州军战力果然不是盖的，一战将刘柏根斩杀，轻松平定叛乱。

但叛军中有个小人物却侥幸逃脱，他孑然一身、形影相吊，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去投奔刘渊。

这个人，就是日后与石勒并驾齐驱，掀起“永嘉之乱”惊天狂澜的前赵大将、“飞豹”王弥。

闲话少叙，却说司马颙见司马越不依不饶，直奔关中而来，这下是彻底傻了眼。

原本以为杀了张方可以换来和平，没想到换来的却是更加严峻的形势。

更要命的是，司马颙杀死张方，使关中军的士气一落千丈。

看官须知，这张方再怎么作恶，也是关中军的支柱和灵魂，司马颙对他弃若敝履，杀他如杀一条狗，其他人还怎么敢为他卖命？

情急之下，司马颙又把郅辅杀了，然后把张方之死推卸到郅辅头上，想以此挽回人心。

但人心一旦丢失，再想挽回又谈何容易？

五月，司马越挥师强攻函谷关，守军略加抵抗就四散奔逃，司马越命幽州大将祁宏率五千鲜卑铁骑为前锋，直入关中。

司马颙急派彭随、刁默率军阻击，被如风如火的鲜卑铁骑打得大败。

司马颙再调马瞻、郭伟率军在灞水迎敌，关中军依旧是一触即溃，丝毫没有还手之力。

司马颙知道大势已去，单人匹马逃入秦岭，长安军队崩溃，百姓逃亡，彻底乱成了一锅粥。

祁宏率五千鲜卑军杀入长安，这些乡巴佬哪里见过如此富庶繁华的城市，立即烧杀抢掠，百姓死者不下两万人。

百官则纷纷逃入山中，化身松鼠，靠采食橡实度日。

不过橡实能收敛固涩，止血解毒，对治疗痢疾、痔疮、溃疡有独特疗效，各位读者有机会不妨一试。

好在祁宏终究比张方厚道些，只纵兵劫掠了十几天就见好就收，然后用牛车装着最大的“战利品”——晋惠帝司马衷欢天喜地撤出了长安，回到了洛阳。

而关中军的残兵败将渐渐聚拢，又去山里找到了当野人的司马颙，把他接回了长安。

此后，长安地区又爆发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战事，无非就是司马颙的死党与投靠司马越的势力之间“菜鸡互啄”，就不多说了。

简单讲就是，关中地区基本归顺了朝廷，司马颙万念俱灰，坐困于长安城中“数星星”，回忆着以前“作妖”的日子唏嘘流泪。

而“八王之乱”最后的赢家——东海王司马越迎回天子，成功荣升为太傅，录尚书事，掌握西晋朝廷的最高权力。

其他如司马虓、司马腾、司马模、司马略、王浚也俱都各有封赏。

其中，“倒颙行动”的大功臣刘琨也受封振威将军、广武侯，成为司马越的心腹爱将。

而此时刘渊在并州势力越来越大，司马腾整天叫苦连天，要哥哥司马越给他重新安排一份工作，于是司马越任命刘琨为使持节、并州刺史、护匈奴中郎将，前往晋阳顶替司马腾。

刘琨毅然领命，带着他的八百幽州突骑北上，开启了他真正被历史称为“末世英雄”的艰难历程。

最后再来说说司马颖与司马颙这对“没头脑”与“不高兴”的最终结局，并对他们作个简单的总结。

先说成都王司马颖。

这个人可能真的是“扫帚星”下凡，走到哪祸乱就跟到哪。

他逃到荆州还没几天，荆州刺史刘弘就病死了。

荆州大将郭劢（mài）趁机作乱，打算奉司马颖为主，割据荆州。

但很快叛乱就被荆州众将平定，可怜的司马颖再次沦为通缉犯，仓皇出逃，这次他打算回到河北老家去投靠昔日旧部公师藩。

没想到由于人长得太帅，以前人气太高，在路过顿丘（今河南鹤壁浚xùn县）时被人认出，就被抓了起来。

顿丘归邺城管，司马颖就被送到了邺城。

此时镇守邺城的是范阳王司马虓，这个人还比较厚道，没有将他送往洛阳，而是把他关了起来，也算是对他的一种保护。

但司马颖“扫帚星”的特异体质再度发作，仅一个月后，司马虓就突然暴毙，死时年仅三十八岁，说来也真是神奇。

而司马虓的长史刘舆，也就是刘琨的哥哥却一直很讨厌司马颖，觉得他在邺城经营多年，人望犹在，终究是个祸胎，就对他动了杀机。

说来也是悲剧，司马颖的部将公师藩正在邺城边上打游击，听说旧主被困，就急吼吼带着汲桑、石勒等人前来解救，结果“屠伯”苟晞再度出手，将公师藩击杀。

而这更是刺激了刘舆：“这个扫帚星还不归位，留着害人吗？”

于是假传司马衷旨意，将司马颖赐死，连同他的两个儿子一并被杀。

司马颖生前也曾风光无限，但死后只有他的忠实伙伴卢志不离不弃，为他收尸下葬。

司马颖这个人怎么说呢？

他其实是个比较单纯的人，并没有太多坏心思，只是因为他皇子的身份，才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争权夺利的旋涡。

他最大的悲剧就是自身孱弱的能力与残酷的政治斗争完全不匹配。

以前游戏难度不高的时候，靠卢志的帮忙还能勉强通关，但越到后面游戏难度越大，就玩不转了。

历来成就大事的人，不管身边的僚属多么优秀，归根到底还是本人的能力素质过硬。

比如曹操有荀彧，刘备有诸葛亮，孙权有周瑜，但最后做决策的，还是曹、刘、孙本人。

而卢志固然达不到荀彧、诸葛亮、周瑜那样的高度，可就算达到了，无奈司马颖先天配置实在太低，动不动就死机，又怎能不败呢？

但我们切莫急于嘲笑司马颍。

正如我在前文所说，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一定不要用高高在上的上帝视角，而要用自己去对照。

那么至少本人就惊讶地发现——如果我处在司马颖的位置，可能会和他表现得一模一样。

司马伦篡位时，我也会站出来讨伐；

司马冏专权时，我也会和其他人一样联手打击；

一旦自己掌权，我也会跑回自己的老巢，因为我也走不出自己的舒适区；

王浚尾大不掉，我也会想方设法除掉他；王浚来犯，我也同样会手足无措，仓皇逃走。

可以说，整个“八王之乱”中，与笔者性格气质、能力水平最为接近的，就是这个司马颖。

所以我在读他的故事时，总有一种淡淡的伤感。

扪心自问，他犯的错，我都会犯；他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同样解决不了；

如果和他换位相处，我和他的结局，约莫不会有很大差别。

这才是历史真正带给我的震撼！

再来说河间王司马颙。

司马越掌权后终究没有忘记在长安“数星星”的司马颙，以朝廷名义征召他入朝担任司徒。

司马颙面对诏书，也只有乖乖应诏上路，毕竟他已经没有了抗旨的本钱。

行至渑池，南阳王司马模手下将领梁臣不期而至，在车上将司马颙连同他的三个儿子一起活活掐死。

太傅越征河间王颙为司徒，乃就征。南阳王模遣梁臣邀之于新安，车上扼杀之，并杀其三子。——《晋书·卷六十·列传第三十》

史书虽然没说是不是司马越的授意，但这也已经不重要了。

一代“鸡贼之王”、“作妖之王”就此殒命。

但我却衷心地感谢司马颙。

因为正是这个人，让我找回了一点自信。

扪心自问，我不会像他那样卑鄙无耻、两面三刀，更不会像他那样“生命不息、作妖不止”。

司马颙绝对是“八王之乱”中除孙秀以外最大的一根“搅屎棍”。

齐王司马冏当政后，如果不是他极力挑拨离间，司马乂未必敢于铤而走险、以弱击强；

司马乂控制洛阳后，如果不是他煽风点火，火上浇油，以司马颖的被动型人格，也未必会出兵洛阳，也就不会爆发“三王会战”，更不会有数万宫女被张方吃尽的悲剧发生；

司马颖掌权后，如果不是他唯恐天下不乱，请求册立司马颖为皇太弟，司马越未必会孤注一掷，发动荡阴之战。

司马颙虽然不是“八王之乱”的主导者，但他和他的手下张方加在一起，绝对是持续时间最久、破坏性最强、影响程度最深的负面因素。

这里顺便以司马颙为例，聊聊为政者的道德品质问题。

有些人总说，为政者就应该权谋机变，就应该心狠手辣，就应该翻脸无情，然后举出因为坚持原则、坚守正道而失败的例子，比如苻坚。

但其实为政者首先要树立的，一定是仁义礼智信的形象，不管你的内心真实想法是什么，至少表面上应该如此。

像曹操、石勒、沮渠蒙逊、高欢、宇文泰这些权谋高手，都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违背这些原则，但行事之时也会尽可能掩盖，并在事后极力弥补自身形象。

而像司马颙以及后世的刘卫辰、慕容麟、侯景这种公然反复横跳，屡屡出卖别人，行事毫无底线的人，根本不可能得到别人甚至自己人的认可，也根本不可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因为，无耻与权谋，完全是两回事。

所以，高尚也许真的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但无耻绝不会永远是无耻者的通行证。

真正的权谋大家，应该是秉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宗旨，纵然机诈诡变，但心中的“正道之光”始终不灭。

以我个人的粗浅水平，能达到这个境界的，纵观中华历史，也不过寥寥三、五人而已。

三、惠帝之死

公元三零七年一月，也即是司马越平定关中半年之后，晋惠帝司马衷暴毙而亡，享年四十八岁。

史书记载，司马衷是被毒死的。

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是谁下毒，但历来公认东海王司马越的嫌疑最大，毕竟司马衷是掌握在他的手里。

司马衷死后，二十一岁的皇太弟司马炽继位，这就是西晋第三位皇帝晋怀帝。

他一登基，立即展现出强势作风，每天在东堂与群臣商议政务，并且亲自考较官员学问，以至于有大臣衷心赞叹：“武帝在世时的局面，终于又重现了！”

怀帝于东堂听政，与群官论众务，考经籍，黄门侍郎傅宣叹曰：“今日复见武帝之世矣！”——《资治通鉴·晋纪·晋纪八》

有人也许要说，晋武帝司马炎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皇帝，有啥好激动的？

但是你别忘了，司马炎死后这十多年，西晋朝廷是怎么过来的。

这个时候能重现武帝之朝，说实话，连我这一千九百年后的人都有一种欣慰之情油然而生。

那么问题来了，作为权臣的司马越，为什么要毒死模范傀儡司马衷，让这样一个强势皇帝上位呢？

事实上，司马炽在位期间对司马越拼命挤兑、百般打压，整得司马越欲仙欲死，忍无可忍，最终愤而率军出走洛阳，这才被石勒歼灭。

可见司马炽的性格与手段相当不简单。

所以，毒杀司马衷并不符合司马越的利益。

如果按照“谁获利最大，谁嫌疑最大”的原则，司马炽也很有可能是下毒者，毕竟司马家已经在这方面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

可惜，史书对这段历史的记载太少，除非有新的考古发现，否则司马衷之死的真相就将永远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了。

史学界对于“八王之乱”结束时间一直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颙被杀，标志着“八王之乱”的结束；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四年后东海王司马越死去，才标志着“八王之乱”的结束。

而我个人认为，“肉糜兄”司马衷的死，才是“八王之乱”结束的标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司马衷的存在，正是“八王之乱”得以爆发，并迅猛推进，且愈演愈烈的最底层逻辑。

首先，他是名正言顺的皇帝，但同时又是一个完全无法行使职责的皇帝，这就使得所有人都可以利用他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有人说，你不就是说司马衷是傀儡呗，历史上傀儡皇帝多了去了，也不是每个都会引发动乱呀？

但司马衷不同，别的傀儡即使没有权力，但自身素质、修养、理性还是有的，比如汉献帝刘协、东魏孝静帝元善见、西魏文帝元宝炬等，都知书达理，明辨是非。

他们懂得与权臣合作，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建立一种各方都能接受的秩序，并主动维护它，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去打破。

毕竟权臣与傀儡也是一种特殊的利益共同体，而再坏的秩序都好过没有秩序。

所以，傀儡并不是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相反，也是很考验智慧的。

可惜，司马衷既没有维护平衡的理性，也没有打破平衡的血性，永远逆来顺受，依附强者，这不免让所有人都会产生“我上我也行”的感觉，从而积极作乱。

另一方面，司马衷又以“痴呆”著称于世，这就导致人们分不清哪些诏书是司马衷的本意，哪些是别人的矫诏。

纵观“八王之乱”中，伪造的诏书满天飞，频率之密集，堪称历史之最。

反正有司马衷在，再不合理的诏书都有可能，这也让无数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打着司马衷的旗号行事，丝毫不用担心皇帝会跳出来澄清或谴责，作乱的门槛大大降低。

所以，只要司马衷还在位一天，就一定还会有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跳出来兴风作浪，永无宁日。

这也可能是司马越毒杀司马衷的唯一合理解释吧？

当然，从司马衷个人来说，其实是很无辜的。

他生平从没主动做过一件恶事，一生遭遇凄惨彷徨，令人同情。

而且从他对司马冏、嵇绍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其实是一个比较忠厚的人，对是非善恶也有一些出于本能的认知。

但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恶，一种对国家社稷、对黎民百姓的大恶。

正如《三体》中的名言：毁灭你，与你无关。

四、谁最该死？

终于到了最后总结的时间。

首先，让我们快进一遍“八王之乱”的整个过程。

公元290年5月，晋武帝司马炎驾崩，晋惠帝司马衷继位，国丈杨骏掌握朝政大权；

公元291年3月，皇后贾南风联合淮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攻杀杨骏，司马亮掌权；

同年6月，贾南风怂恿司马玮诛杀司马亮，随后将司马玮处死，贾南风掌权；

公元300年3月，贾南风废杀皇太子司马遹；

同年4月，赵王司马伦、梁王司马肜、齐王司马冏发动宫廷政变，诛杀贾南风，司马伦掌权；

同年8月，淮南王司马允攻击司马伦失败，被杀；

公元301年正月，司马伦逼迫司马衷禅位，登基称帝；

同年3月，齐王司马冏起兵讨伐司马伦，4月攻入洛阳，司马伦被杀，司马冏掌权；

公元302年12月，长沙王司马乂攻杀司马冏，控制洛阳；

公元303年8月，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讨伐司马乂，三王爆发洛阳会战；

公元304年正月，东海王司马越发动政变囚禁司马乂，司马乂被张方“炙杀”，司马颖掌权；

同年3月，司马越裹挟天子司马衷讨伐司马颖，败于荡阴，司马衷被司马颖俘虏；

同年8月，司马颖谋杀王浚失败，王浚反扑邺城，司马颖、司马衷逃往洛阳，后被张方裹挟退往长安，司马颙掌权；

公元305年8月，司马越联合司马腾、司马略、司马模、司马虓、王浚讨伐司马颙；

公元306年5月，关东军攻破长安，司马颙败逃；

同年6月，司马衷被迎回洛阳；

同年10月，司马颖被杀；

同年11月，司马衷中毒，崩于洛阳；

同年12月，司马颙被杀，“八王之乱”就此落幕。

其次，盘点一下“八王之乱”的影响。

“八王之乱”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造成损失最严重的一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它的主要影响有四：

第一，西晋王朝的统治秩序完全崩溃，公信力荡然无存，正统性被质疑，人心完全丧失；

第二，西晋的国力、军力被严重削弱，面对风起云涌的叛乱再也有心无力，只能一步步滑入灭亡的深渊；

第三，“八王之乱”后期，各地军阀大量豢养、驱使少数民族军队投入内战，使少数民族意识到汉民族的虚弱，也使他们征服汉民族传统疆域的信心极大增强，为“五胡乱华”埋下隐患；

第四，为了躲避战乱，汉族世家大族开始向辽东、河西、江南等边疆地区迁徙，一定程度上传播了儒家传统文化，促进了边疆地区的文明开化。

再次，也是本文的重点，探讨一下“八王之乱”爆发的原因。

有人一说到西晋，总喜欢拿司马懿的“洛水盟誓”和司马昭的“当街弑君”，以及“得位不正，天降报应”作为种种乱象和最终灭亡的原因，我是完全不赞成这种观点的。

“洛水盟誓”固然很卑鄙，但古来权力斗争卑鄙的多了去了。

汉高祖刘邦面对项羽准备把他老爹做成“麻辣烫”的威胁，居然能说出“分我一杯羹”的话，卑不卑鄙？但汉朝不照样国祚绵长。

“当街弑君”固然吃相难看了一点，但那也是曹髦先动手，司马昭算是正当防卫，最多算是“互殴”或者“防卫过当”。

李渊是隋朝官员出身，难道他没发过“效忠大隋”的誓言？后来不也杀了自己的侄孙子隋恭帝杨侑自立，唐朝难道也得位不正？

李世民杀兄屠弟，逼老爹禅位，又有什么报应？

要说自古以来开国最正的，莫过于秦朝，世系清晰、代代传承，又是“奋六世之余烈”凭硬本事打下来的江山，连“皇帝”这个称号都是秦始皇发明的，试问哪个有他得位之正？

那秦朝为什么也二世而亡呢？

有人说，司马绍听王导说起他们司马家得天下的过程，掩面痛哭地说：“如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晋朝天下又怎能长久呢！”这还不能算证据吗？

但你有没有想过，连司马绍这样的皇帝都不知道司马氏以前做的那些坏事，那么普通人又有几个知道这些事呢？

在古代信息不发达的条件下，三、五十年前的事，根本没几个人还记得，那司马氏做的那些事对后世又有什么影响呢？

所以，什么“得位不正”，什么“天降报应”，都是对历史缺乏深刻研究的人，大而化之的泛泛之谈，毫无营养和实际意义。

包括把隋朝灭亡归结于得位不正，杀戮宇文皇族太过，把北齐灭亡归结于基因不好的观点，都属于菜场大妈、村头妇女的见解水平，是不配谈论历史的。

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个王朝是因为“得位不正”、“天降报应”而灭亡，我对这句话负责。

那么西晋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

从大的角度来讲，官僚贵族的奢侈腐化、九品中正制阻碍寒门庶族人才晋升、占田制导致土地兼并、错误的民族政策导致民族矛盾激化都是，而“八王之乱”则是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

那“八王之乱”爆发又是什么原因呢？

前文讲过，第一，司马炎选择司马衷作为继承人是首要原因；

第二，晋朝从中央到封国，宗室的权力过大是直接原因；

第三，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人心思乱”是根本原因。

前两条在文章中已经充分论证过了，不再赘述，主要讲讲第三条，为什么会“人心思乱”。

有人也许又要忍不住跳出来说：“洛水盟誓呗！司马懿背信弃义，降低了全社会道德标准，所以才会人心思乱。”

其实，“洛水盟誓”哪有那么大、那么普遍、那么持久、那么恶劣的影响，真正使全社会道德滑坡、人心思乱的，是清谈玄学的盛行。

东汉末年，朝廷腐败，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原本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动摇，尤其是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分裂，使儒家正统地位受到严重冲击。

同时由于人才选拔名实不符，欺世盗名的现象比比皆是，儒家名教理论破产。党锢之祸爆发后，传统的价值体系完全崩溃。

这时，“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兴盛，士大夫阶层不再强调君君臣臣，忠孝礼仪，而是崇尚尊重生命个体、逃避现实寻求精神解脱，远离政治，鄙视道德，向往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

这就是所谓的“越名教而尚自然”，其实有点类似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的意味。

比如“竹林七贤”的那些惊世骇俗、离经叛道的行为，都可以看成是对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反抗，在当时具有很强的进步意义。

但西晋建立以后，玄学渐渐走向极端，转变为放任、颓废、清谈、无为的基调，讲忠君爱国、讲三纲五常都会遭到鄙视，只有超然物外、“天大地大我最大”才最有流量、最时髦。

如此一来，整个国家的信仰变得虚幻，自由主义泛滥成灾，追求个人解放演变成攀比奢侈享乐，又进一步演变成“忠于谁也不如忠于我自己”的极端利己主义。

正是在这种大的思想背景下，我们清晰地看到，在“八王之乱”中，不但大人物敢于欺君犯上，就连各种小人物，甚至微生物都敢于铤而走险，火中取栗，不惜以国家的命运作为自己的赌注，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乱潮。

在这些人心目中，君王社稷、黎民百姓、仁义忠信、礼义廉耻仿佛统统都不存在了，只要对自己有一点点好处，什么都可以背弃，什么都可以叛卖。

所以，“八王之乱”爆发且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就是清谈玄学对社会秩序的破坏，造成极端利己主义盛行，从而酿成的一场大祸。

客观来说，儒家学说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却是最适合农业文明的学说。

儒家思想重视上下尊卑、长幼有序，注重秩序、服从权威，这对于稳定皇权社会具有莫大的帮助。

而儒家的宗法制度更是汉民族薪火相传的精神纽带，比如“永嘉南渡”时，中原汉人就是以一个个家族为单位进行迁徙，尽管道阻且长，但有儒家宗法制度的维系和约束，才能历尽艰险，始终紧紧团结在一起。

当然，发展到后世，儒家思想陈旧封闭、僵化保守，也成为中国实现近现代化的最大阻碍。

但你不能因为一门学说、一种思想老了，就说它怎么怎么坏，怎么怎么该死。

请不要忘记，它在生命力旺盛的时候，也曾带给中华民族璀璨和辉煌。

扯得有点远了，关于“八王之乱”的原因就分析这些，笔者才疏学浅，又非历史专业科班出身，如有谬误之处，请各位朋友在批评区留言指出。

最后，回到我比较擅长的人物分析环节。

之前我有一位资深读者朋友在评论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三国耗尽英雄气,两晋尽是鼠辈出”。

我曾询问这句话的出处，朋友告诉我，来自互联网，并非哪位历史大家的学术研究，这我就放心了。

作为互联网语言，追求的就是极端化，主打的就是足够简单、足够劲爆、足够吸引眼球。

比如“谁谁谁力挽狂澜，挽救了汉人被灭族的命运”，比如“谁谁谁再活十年、二十年，就会统一天下”，比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比如“哪个王朝误我华夏多少年”之类朗朗上口的论断，还有很多很多，充斥着互联网，被无数小白口口相传。

这些我就不展开论述了，包括我对这位朋友说，晋朝的羊祜、杜预、张华、王濬、刘琨、祖逖、陶侃、桓温、谢玄以及刘裕（毕竟他是正儿八经的东晋官员）真的是鼠辈吗？

这位朋友也表示，这句话确实不严谨。

那么当我们把目光集中到“八王之乱”的众多人物身上就会发现，也不完全都是“鼠辈”，他们也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由于涉及的人物前后不下一百，我从中选择了12个人，对他们简单归个类。

目的不是为了嘲笑他们，而是请各位读者自我对照一下，我们自己属于哪个层次。

也许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可能连“鼠辈”都不如。

第一档：能力很强，又想平息动乱，安定社稷的，有两个：淮南王司马允、长沙王司马乂。

第二档：能力虽弱，但也想平息动乱，安定社稷的，有两个：汝南王司马亮、东海王司马越。

这里强调一下，东海王司马越虽然也很闹腾，但“八王之乱”毕竟是他平息的，将他放到第二档也算是合理吧。

第三档：能力很强，主观上也不想做乱，但客观上造成了动乱的，有三个：贾南风、楚王司马玮、齐王司马冏。

第四档：能力很弱，主观上不想做乱，但客观上造成动乱的，有一个：成都王司马颖，我本人自我对照，就属于这一档次。

第五档：能力又弱，主观上还一心作乱，并在事实上造成重大动乱的，有两对：赵王司马伦加“狗头军师”孙秀，河间王司马颙加“食人狂魔”张方。

不知道您属于哪一档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想必没有人会自认第五档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