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1年，中国历史上爆发了著名的永嘉之乱，北方大批胡人内迁，西晋王朝灭亡，中原大地再次陷入四分五裂，北方地区进入战乱不休的五胡十六国时代。
南方在琅琊王司马睿和南渡北方侨姓门阀的主导下建立东晋政权。
经过一百多年的兼并战争和政权更迭，北魏拓跋氏消灭北方各地少数民族割据政权，统一北方地区。
宋武帝刘裕取代东晋，建立刘宋政权，从此中国进入南北朝时代。
从当时的发展脉络来看，南朝以门阀士族、皇权和庶族的权力斗争为主线，而北朝则围绕民族共处、对立和融合来展开。
从深层次来看，南方是汉人地主统治集团内部的阶级斗争和势力划分，而北方则呈现出民族之间的碰撞。
南方的权力斗争更具内向性、保守性，北方则是大开大合之势，奠定当今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
我们今天讨论的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在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当今的历史学教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过这一飞跃质变的背后是积累上百年的量变的结果。
纵观十六国和北朝，由于北方地区统治者主要是胡人，所以民族问题永远是统治者最头疼的难题，谁能解决民族矛盾谁就能在中原站稳脚跟。
北方胡人在入主中原前都是驰骋于草原的游牧民族或半农耕的农牧民族，在依靠强大骑兵和军事征服汉人后，却没有办法统治汉地，胡人马上打天下，却不懂得马下治天下。
拉开五胡乱华和永嘉之乱序幕的匈奴领袖、汉赵开国皇帝刘渊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少数民族政治家，早年师从汉儒习经。
西晋八王之乱后在并州建立汉国政权，模仿西汉官制，由于刘渊是汉朝公主后裔，所以自诩为大汉的外甥，并打着驱逐司马，恢复汉室的旗号南下中原，拉开永嘉之乱的先河。
然而随着南下的深入，刘渊打到洛阳时遭遇前所未有的抵抗，匈奴军队屡次受挫。
此时的刘渊才意识到驱逐司马，恢复汉室只是一厢情愿，中原士人百姓不会买他的账。而且匈奴作为少数群体在面对庞大体量的汉人，无论从规模还是实力实在是微不足道。
最后维持自身统治的还是要依靠匈奴军事贵族和本部骑兵，所以刘渊确立“胡汉分治”的权力格局。
在占领中原主要地区后，刘渊家族成员和匈奴贵族占据绝大多数高层位置，以严酷的刑法和暴力统治绝大多数汉人，极大的增加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
刘渊死后，其家族成员陷入内斗，汉国政权陷入衰落，羯族首领石勒取代汉国建立后赵，维持对中原的统治。
石氏家族将胡汉分治发挥到极致，纵容羯人欺压异族尤其是汉民，他的侄子石虎继位后对汉人的压迫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他贯彻“贵羯轻汉”思想，视人命为草芥，每攻下一座城池都要进行屠城，十几万汉人百姓惨死在其屠刀下。为营造邺城、洛阳、长安等宫殿，驱使百姓近70万。
高强度的劳役、频繁的战乱和瘟疫造成汉民大量死亡，北方汉人人口较东汉末年几乎少了一半。
残酷的民族压迫极大的激化民族矛盾，最终汉人将军冉闵发起“屠胡令”，汉人士民蜂拥而起，趁羯人上层内乱时推翻后赵，几乎将羯族人赶尽杀绝。
后赵覆灭后，中原大地各少数民族政权并起，有东北的鲜卑族慕容氏前燕、关中的氐族前秦、漠南的鲜卑族拓跋氏代国，以及前仇池国、前凉等。
从赵汉到后赵，这一阶段的胡人政权往往在第一代军事强人逝世后就很快崩溃。
一方面是胡人对国家权力的运用不甚熟练，另一方面也证明“胡汉分治”的手段是失败的。
那么这些统治者为什么不敢推动民族融合呢？因为这样的代价太大了，因为胡汉体量的不对等，融合的最终结果必然导致胡人群体被汉人吸收。
就好比一位武林高手在修炼绝世武功前，散掉自己的原来功法一样，稍有散失将万劫不复。
无论是刘渊、石勒还是慕容家族都没有勇气，把自己的马刀、弓弩交出去，正因为融合的不可协调性，才导致短暂统一后的四分五裂，直到苻坚的出现。
苻坚是民族融合的第一位勇者，357年，年仅二十岁的苻坚通过政变成为前秦最高统治者，他敏锐的认识到中原混乱最根本的原因是胡汉分治、民族隔阂。
因此苻坚继位后定下“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的国策，以此实现民族和解、消除民族仇恨的目标。
为此，他重用汉人士大夫，锐意改革，使前秦国力大增，在十年时间里灭前燕、平代国、定前凉，横扫中原，统一北方，其控制疆域远超赵汉和后赵。
然而在383年的淝水之战中，苻坚数十万大军被东晋七万北府兵击败，苻坚不久病逝，前秦崩溃，北方再次陷入分裂。
因为苻坚开出的药方依然解决不了北方的病，在统一北方过程中，苻坚坚持仁政，几乎是无条件的宽容，哪怕是对立的政敌。
他冀希望建立一个超越种族界限的帝国，但他却忽视了其他部族的投降不过是慑服于他的军事力量，而非仁政。
究其原因，氐族的基本盘太小，在氐族精锐在淝水之战全军覆没后，苻坚政权赖以支撑的根基倒塌。
虽然他不愿承认自己的氐族身份，他想创造民族大同，但事实就是他的国家最终依靠的还是自己的族人。
因此苻坚一厢情愿的实施仁政来实现民族融合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苻坚的败亡也宣告民族融合第一次尝试的失败。
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全方位汉化，民族融合的第二次伟大尝试在前秦灭亡后的近五十年时间里，起家于东北白山黑水间的鲜卑拓跋氏凭借三代人强大的武力和不世出的军事天才拓跋焘的努力下再次统一北方，建立北魏。
北魏初期吸取前秦灭亡教训，实行胡汉分治，但民族矛盾的老问题也日渐突出，如果这样下去，迟早要步后赵的后尘。
直到拓跋宏也就是孝文帝的出现扭转这一现状。
拓跋宏出生于公元467年，两岁时被册立为太子，五岁时继位，自幼由祖母冯氏抚养成人。
虽然我们现在称北魏汉化改革以拓跋宏的名义主导，但在490年拓跋宏亲政前，北魏一直由冯太后临朝听政。
冯太后出身于北燕皇室，是一位极其精明强干的女人，她在执政期间已经采取一系列汉化措施。
比如改革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俸禄制，经济上颁行重要的均田制，推行租调制，文化上禁绝“一族之婚，同姓之娶”，从婚姻上改革鲜卑旧俗。
在冯太后的杀伐果断和强力推动下，北魏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为孝文帝改革奠定重要基础。
公元490年，冯太后病逝，拓跋宏正式亲政，此前在冯太后的长期严格教育和影响下，他十分精通儒家经义，推崇汉人文化。
从此二十三岁的孝文帝独自挑起改革的重担，完成冯太后未了的政治遗愿。
与冯太后和前辈苻坚的改革相比，孝文帝推行的是由内到外、全方位的汉化，他模仿汉人王朝礼仪，作明堂、建太庙、正祀典。
模仿汉人官制，照搬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将北方汉人门阀士族纳入到北魏统治集团中，并废除了北魏初年残酷的车裂、腰斩等刑罚。
当然，孝文帝推行汉化最重要的措施是迁都洛阳。
此前北魏的都城是平城，平城偏北地寒，风沙常起，不利于北魏对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
而且这里是鲜卑传统旧贵族传统势力范围，距离中原核心文明区较远，不利于孝文帝汉化改革，所以才有了迁都洛阳的决定。
当然，孝文帝意识到迁都必将受到极大政治阻力，于是孝文帝于493年五月召集百官，宣称要大举伐南朝齐，计划在南伐途中造成迁都的既成事实。
为此，孝文帝不顾鲜卑元老重臣的反对，在一些亲信将领的支持下，于493年八月率领群从百官，步骑百余万从平城南下。
在经历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抵达洛阳，时值深秋，阴雨连绵，大军就地休息待命。
习惯了安逸日子的鲜卑大臣纷纷提出放弃南征的建议，而孝文帝见时机成熟，顺势提出建都洛阳的命令。
鲜卑大臣虽不愿内迁，但更畏惧南伐，故只得相从。随着北魏迁都洛阳，大批北方鲜卑人和汉人内迁，与此同时，孝文帝也开启第二轮汉化改革。
494年，孝文帝下诏禁止士民穿胡服，规定鲜卑人一律改穿汉服，朝廷百官也需改着汉人官吏朝服。
495年，孝文帝下令禁绝胡语，改说汉语，所有迁到洛阳的鲜卑人的籍贯改为洛阳，死后要葬在河南，不得还葬平城。
496年，孝文帝下令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比如皇族拓跋氏改姓元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尉迟氏为尉氏。
同时孝文帝还大力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带头将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陇西李氏等汉人士族的女子充作后宫。
这些名门望族也成为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政坛和官僚体制的重要构成，史称“五姓七望”。在孝文帝的带头下，其余鲜卑贵族大姓也都与汉人士族通婚。
可以说，孝文帝改革的核心就是全盘汉化，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把鲜卑族的血统完全融入到汉人大家庭中，这样的力度在以往任何一个胡人政权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除了移风易俗外，另外一个罕见的地方是孝文帝促使北方世家大族与胡人政权合作。
孝文帝推动鲜卑人在内的胡人融入汉人文化，而汉人也接受不可能再把胡人赶出去的现实，所以最终的结果是主导寻求与拓跋氏政权合作。
而孝文帝全面汉化的目的是脱离原有的征服模式，转型为一个汉人模式的国家政权，只有完全融入华夏，才能确保拓跋氏江山永固。
经过孝文帝决绝甚至近乎野蛮的方式，极大的提速了民族融合的过程，但同时敲响了北魏灭亡的丧钟。
改革不到三十年，北魏灭亡，是非功过任评说孝文帝汉化改革固然加速民族融合，但从崇胡到贬胡，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这样的汉化带来了北魏政权内部极大的阵痛。
按照孝文帝的改革，人数居于劣势的鲜卑族将要彻底融入汉人，相应的，鲜卑权贵的利益必将受到汉人士族的冲击，因此孝文帝改革遭到鲜卑传统贵族的极力反对。
第一个发起反抗的是孝文帝的太子元恂，元恂对汉化一直非常抵触。
他既不愿意学说汉话，也不愿意穿着汉服，对所赐汉族衣冠尽皆撕毁，对洛阳炎热气候更是极不耐受，常思北归，对其父亲的汉化改革嗤之以鼻。
496年八月，元恂在左右近人的教唆下，趁孝文帝出巡发动叛乱，然而未等行动，事情就已败露，孝文帝迅速折返洛阳，一举粉碎叛乱。
对于自己的儿子元恂，更是怒不可遏，亲加杖责，大累了又令咸阳王元禧代替自己打了一百多杖，直打得皮开肉绽，才拖出囚禁。
不久孝文帝废黜元恂太子之位，次年四月逼令元恂自尽，时年十五岁。
然而元恂的死没有换来鲜卑内部的和平，在这之后不久，镇北大将军元思誉等一大批宗室贵族因不满意孝文帝重用汉臣、改革旧俗、改官制服、禁绝旧语等，遂起兵叛乱。
这场叛乱虽然最后被孝文帝镇压，但却酿成血淋淋的后果，有数百元勋大臣被牵连杀害，北魏统治阶级内部被极大撕裂。
经过这些挫折，孝文帝也意识到，必须做出妥协才能让拓跋氏政权延续下去，否则必将玉石俱焚。
497年，孝文帝以鲜卑旧贵不堪暑热，允许他们秋居洛阳，春还部落，保留一些旧习俗。
虽然孝文帝的妥协使局势稍有缓和，但北魏的矛盾却愈加剧烈，首先，孝文帝全盘汉化，丢掉了鲜卑族勇武质朴的优势，北魏军事力量被极大削弱。
最明显的就是北魏北部的边境六镇，该六镇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为防御柔然的屏障，是北魏赖以生存的强大军事力量，是鲜卑人的“八旗”。
他们战时为兵，闲时耕种，遵从鲜卑传统习惯风俗，占据非常重要的政治地位。
然而随着孝文帝汉化和迁都洛阳，六镇军事集团地位急剧下降，由国之肺腑沦为镇户，身份低下，如同杂役奴仆。
而南下的鲜卑贵族骄奢淫逸，骑射尚武不再是鲜卑人追求的目标，也无力为帝国开疆拓土。
除了军事上的衰落，孝文帝推行的不加扬弃的全盘汉化，尤其是移植门阀士族和九品中正制。
这使得本无文化积淀的鲜卑贵族迅速腐化，极大消蚀了北魏统治者的锐气，激化了社会矛盾，北魏统治迅速由盛转衰。
因此因改革看似强盛的北魏，在孝文帝死后仅30余年便迅速分崩离析，走向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