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隆（407年～453年），南朝宋第三位皇帝，史称宋文帝。
刘义隆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大力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将刘宋国力推向巅峰，使之成为东晋南北朝国力最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
然而刘义隆三次北伐中原均遭失败，宋国军队损失惨重，从此国力大衰，被北宋文学家辛弃疾讥讽为“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当然，辛弃疾是借刘义隆北伐失利映射当时的宰相韩侂胄草率对金用兵，但也能反映出刘义隆面临的对外窘境。
刘义隆北伐:三次出战遭受重创，元嘉之治从此凋零426年，年仅十九岁的刘义隆以擅杀少帝刘义符及刘义真的罪行一举铲除徐羡之、傅亮及谢晦等三位权臣，实现大权独揽。
此后刘义隆躬勤政事，劝勉农桑，大力发展经济，整顿吏治，选贤用能，刘宋国力在他的推动下蒸蒸日上。
因刘义隆年号元嘉，历史上将他统治的这段时间称为元嘉之治。
但刘义隆的野心很大，不仅仅想缔造一个太平盛世，而是要像他父亲宋武帝刘裕一样，王师北还，收复中原。
早在423年，北方的北魏就趁刘裕病逝大举南侵，夺取虎牢、洛阳及滑台等刘宋的河南洛阳盆地。
当时的刘宋正值权力交接无暇北顾，直到刘义隆消灭权臣势力后，才把北伐北魏提上日程。
430年三月，刘义隆经过四年的秣马厉兵，派遣其嫡系亲信到彦之为主帅北伐，同时联络匈奴夏国皇帝赫连定，意图南北夹击攻打北魏。
北伐初期，宋军进展顺利，到彦之一度夺回洛阳、虎牢、碻磝、滑台四镇，北魏皇帝拓跋焘担心匈奴偷袭后方，故不敢轻动，只能坚守防御。
但到彦之在攻取洛阳后竟停止北上脚步，这给了拓跋焘喘息之机。拓跋焘迅速北上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歼赫连定主力。
此时的大夏政权因赫连家族的残暴统治，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在北魏的凌厉攻势下败亡，致使拓跋焘重新夺回关中。
随着南北夹击之势被解除，拓跋焘于430年十月开始对宋军出击。
北魏迅速集结的强大兵力和匈奴夏国的不堪一击让到彦之措手不及，前线宋军败阵撤退，洛阳等地得而复失。
刘义隆无奈之下只能派名将檀道济支援，但此时的宋军已兵败如山倒，想挽回局势已无可能。
檀道济北渡黄河即遭魏军包围，魏军通过情报得知宋军粮草不继，遂加紧围困。
檀道济在危急之下命士兵用沙充当大米，并大声唱筹来迷惑北魏间谍，致使魏军不敢进攻，檀道济才得以脱险回师。
刘义隆的第一次北伐就遭遇开门黑，这给了元嘉之治一泼冷水，刘义隆决定韬光养晦，一方面与北魏互通使节，另一方面继续发展国力。
在此后二十年时间里，刘义隆大力发展农耕，开垦田地，努力推行繁荣经济政策，把蛮荒之地的江南内地变成膏腴之地，稻米产量压倒北方。
对外与北魏没有发生大战事，国内社会有了安定环境，他统治下的江南国力达至鼎盛。此时隐藏在刘义隆内心的那团火苗也重新燃烧。
北伐，这个围绕他二十多年的执念再次被提上日程。
450年七月，刘义隆任命江夏王刘义恭为主帅节度诸军，宋军兵分四路并进，大举伐魏。
其中西路军进展顺利，一度收复陕城和潼关，关中形势一片大好，但王玄谟率领的最精锐的东路军却久攻滑台不下。
拓跋焘决定以此为突破口，遂亲临东线指挥，以绝对优势兵力击溃王玄谟，与此同时中路军也被北魏击败，北伐本来一片大好的局势急转直下。
西路军一路凯歌的形势，因缺乏己方协同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刘义隆担心西路军覆灭，便紧急将其召回。
而拓跋焘则看准时机迅速南下，此时的宋军人心涣散，黄河防线有名无实，魏军一路攻入刘宋统治腹地。
拓跋焘的目的是歼灭宋军主力，所以大多在城外野战，若遇坚城则绕背而去，因此一路杀至长江北岸，并一度威胁要渡过长江，刘义隆慌忙之下遣水军防御。
虽说宋军陆军不堪，但水军战斗力还是可以的，对北岸的北魏骑兵产生强大威慑。
同时北魏军队大多是北方人，初到江淮因水土不服，多染疾疫，死者甚多，拓跋焘为避免赤壁之战覆辙，只好撤军北归。
不过此役过后，刘宋江北六州饱受战乱，造成极大破坏，致使国力大损，短暂的元嘉之治宣告终结，以至于被北宋政治家司马光评价为:
“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
452年北魏发生宫廷内乱，一代枭雄拓跋焘被暗害，而刘义隆也因长期的政治斗争，身体状况与日俱下。
在得知拓跋焘被杀后，强撑病体，指挥第三次北伐，他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恢复乃父的辉煌。
452年七月，刘义隆分三路大军北上，命萧思话督都冀州刺史张永攻碻磝，鲁爽、鲁秀率四万荆州兵进攻洛阳、虎牢，臧质、柳元景率军攻潼关。
北魏政权不稳固然是好机会，但宋军依然把不争气的“优良传统”坚持下来，区区碻磝始终攻不下来。
魏军则通过挖地道出城，纵火烧毁宋军营垒及攻城器具，宋军进攻遭到极大破坏，萧思话见碻磝久攻不下，青、徐二州又歉收，便率军退还。
其余两路军亦知难而退，至此宋军第三次北伐仅一个月就无功而返。
第二年，刘义隆在寝宫办公时，太子刘劭发动政变，谋逆军士用刀将刘义隆砍杀，元嘉盛世至此结束，刘义隆在北伐破灭中抱憾九泉。
三次北伐惨遭失败的原因刘义隆三次北伐均遭失败，不仅没能收复失地，反而损兵折将，最后落得“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的千古笑柄。
按理说元嘉盛世正是南朝时代的巅峰，却败于国力逊色于它的北魏之手。主要原因还是出在刘义隆身上。
首先是军事指挥能力薄弱。刘义隆在文治和处理内政方面是一把好手，但军事方面实在薄弱，对得起“宋文帝”的称号。
刘义隆从未临阵打仗，但对自己的军事能力却迷之自信，喜欢遥控指挥将领，每次出征前必对手下大将“授以阵图”，所有重大作战指令都要听其圣旨。
俗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将领虽独自领兵，但却如提线木偶。
要知道，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刘义隆却违背这一常识，根本不了解临阵指挥和战术变化，只是凭空“遥制兵略”。
因此将领们无任何战斗意志，作战只是应付差事，一旦战局陷入困境，为洗清责任，不做任何变通，甘愿承担战败后果。
比如第二次北伐中，东路的王玄谟败退，但中路军主帅萧斌根据“圣上旨意”仍要固守碻磝，当时的碻磝已是孤城一座，无坚守必要。
沈庆之一再劝谏其退兵，但萧斌害怕担责，不敢抗旨，最终不仅宋军损兵折将，碻磝也未逃过陷落的命运。
其次是用人失当。第一次北伐是刘义隆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当时的北魏尚未统一北方，匈奴夏国占据关中，与刘宋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刘宋国内方面，刘义隆剪除权臣，开启元嘉之治，国内一片欣欣向荣，刘裕时期的猛将旧部依然可以发挥作用。
但刘义隆摆脱不了刘宋开国之初权臣弑杀少帝的阴影，对元老功臣十分忌惮。
比如前朝大将，号称刘宋第一名将的檀道济，既是开国元勋，又屡立战功，在与北魏的军事交锋中多次取得胜利。
但仅因为他曾参与废杀少帝刘义符，就遭到刘义隆的猜忌，全然忘记檀道济帮他除掉密谋叛乱的荆州刺史谢晦。
刘义隆思来想去，选择自己的亲信到彦之担任第一次北伐的主帅。
到彦之在刘义隆年幼时便辅佐其镇守荆州，后在拥立刘义隆为帝以及诛杀权臣徐羡之、谢晦中立下汗马功劳。
不过到彦之宫斗能力有余，军略才能却不敢恭维，在拓跋焘的北魏骑兵铁蹄进攻下一败再败，以至于失去对抗信心，竟以眼疾发作为由私自撤兵。
虽然后来到彦之被刘义隆罢官入狱，但不久后又被启用。而前来解围的檀道济在第一次北伐结束后不久就被刘义隆杀害，其家族尽被诛灭。
此后宋军军心涣散，看透了刘义隆任人唯亲的本质，在以后的北伐中只出工不出力。
最后是战略部署失当。刘宋立国以来，与北魏在江淮、中原一带对峙，因此淮河以北的郡县军力部署显得尤为重要。
前代如汉朝、曹魏，面对北方游牧集团的威胁时都会在幽州、并州等北方边境州郡配备优质骑兵部队，当地民风十分彪悍，汉末三国时期，北方、西北边郡出了很多名将。
而刘义隆显然忽略这一点，不仅未能在淮北建立强大的守备军队，而且防御工事懈怠，淮北诸城陷于各自孤立和单打独斗。
到北伐用兵之际，刘义隆无法在江淮抽调能征善战之骑兵，只能从建康、荆州抽调军队。
而江南军队又以步兵、水兵为主，防御绰绰有余，但在北魏强大的骑兵部队面前却不堪一击。
综上，刘义隆北伐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本还是自身能力和战略素养支撑不起统一全国的重任，诚所谓“地方主政有余，万乘之君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