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文

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武装，与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会师后，他们一起组建了中国红军第四军。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的领导之下，红四军不断壮大。1929年3月和5月，红四军二次由赣入闽，巧渡汀江，轻取汀洲，三克龙岩，直下永定、上杭，在军事上取了节节的胜利。与此同时，蒋桂军阀大战爆发，国民党各省会剿部队也纷纷退兵，红四军取得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从井冈山会师以来，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个人在总的路线上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当时的党员和红军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加上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使军长朱德和党代表毛泽东在红军建设和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上产生分歧。陈毅也想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在接下来的七大上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方法，对二人都进行了批评。七大决定给朱德书面警告处分，给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并且改选陈毅为前委书记。

红四军的七大决议中的错误是非常明显的。其一，没有解决争论的根本问题。其二，大会的毛泽东的批评是不对的，给朱、毛二人处分更是不妥。其三，红四军前委是中央派出的前敌指导机构，在中央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使用选举的方式改变上一级党委的领导人，严重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和干部任免制度。这就是毛主席人生中“四起四落”中，第三次陷入人生低谷的过程。会后，毛主席于7月8日因疟疾离开部队到闽西养病，同时负责闽西特委的工作。

8月21日，毛泽东化名“杨子任”来到永定县金丰大山中华兴楼养病。为了保证毛泽东安全，永定县革命委员会决定把毛泽东安排在山脚下，单独搭建竹寮居住。这里风景秀丽利于养病，更重要的是金丰大山里的十几个村子都经历过红色革命的洗礼，各个村子都成了了农民赤卫队。只要有敌人进山，他们的风吹草动就会传遍各村。对于这座“新居”，毛泽东非常满意说“宛如世外桃源”！他还要来一片竹板，刮去竹皮，挥笔写上“丰饶书房”四个大字，挂在了门口左侧。

这里的百姓，有着土楼客家人特有的热情。毛泽东在此养病期间，他们虽然不知道“杨主任”是什么大人物，但他们时不时的就送来自己养的鸡、鸭、兔等家禽。还有人把山坑里刨出来的“石蛉”，送给“杨主任”滋补身体。 永定县革命委员会张鼎丞、阮山等领导，还为毛泽东找到山中的老中医吴修山，为他诊治。这位老中医根据治疟疾用重药的药理，给毛泽东开了一副方子。毛泽东服用后，病情大有好转。

毛泽东在永定县养病期间，永定县革命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的保密措施，外界没有了他的消息，还以为他出了意外。国民党政府还因此发了一个号外，称“匪首”毛泽东被“击毙”于养疴山中。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信以为真，也发了一个讣告说：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去世。……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使命。

等到毛泽东病情稍有好转之后，他就请一些贫雇农到竹寮里来，征询他们对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意见。当时，毛泽东化名“杨子任”，当地人误以为他是姓杨的主任，所有都叫他“杨主任”或“杨先生”。他们经常看到这位“杨主任”到附近的下山、彭坑、雨顶坪等村寨，走村串户，调查研究。向农民和赤卫队队员询问过去给地主种多少田？现在革命了，农民分了多少田？收了多少粮食等情况。

在此期间，毛泽东经常与张鼎丞和阮山等人讨论如何巩固苏区的问题，还给他们介绍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毛泽东还带领张鼎丞和阮山总结他们永定的的暴动经验，让他们的革命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就这样，毛泽东一边夜以继日的规划永定乃至闽西革命根据地，一边在竹寮里起草“古田会议”的决议草案。

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之下，永定各地的土地革命如火如荼，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起来。在恢复溪南 区苏维埃政府的同时，还建立了太平、湖雷、金丰、合溪等近百个苏维埃政权，还成立了县赤卫大队合区赤卫队，工农武装力量不断壮大，革命形势发展的如日中天。

1929年9月，蒋介石在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策划“会剿”，反动势力卷土重来，地方反动民团也猖獗起来。与此同时，毛泽东的警卫连只留下粟裕带领的一个班的战士，原本护卫他的红第56团受命离开了金丰大山。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当地赤卫团领导卢其中和粟裕一起发动群众加紧军事训练。毛泽东在金丰大山养病的消息保密工作做的极好，要不然国民党也不会发布毛泽东已经被“击毙”的消息。但在毛泽东病情好转走村串户时，还是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当地有一个土豪叫张克识，对农民革命恨之入骨，但平时伪装老实，曾和同村百姓听到过“杨先生”讲革命道理，看到“杨先生”气宇不凡的样子，心中猜想“杨先生”应该是共产党的大人物。当还乡团回来时，他就像伪团总林蔚民告密。根据张克识的描述，林蔚民估摸着这个“杨先生”就是外界传说失踪的毛泽东。于是，他马上与反动民团头子胡道南商议，又向广东大埔县伪县长梁若谷高发。

9月中旬，金丰伪团总胡道南、林蔚民等人纠集13个民团，配合国民党大埔县保安团六七百人，兵分两路向金丰大山进行合围。紧要关头，陈添裕等赤卫队员背着毛泽东转移到雨顶平村。过了几天，当地赤卫队大队长马永昌带领一个短枪班护卫毛泽东和贺子珍转移到永定县陈东上石垄村，这里离科岭只有10公里左右。

科岭是闽南闽西的一个分界岭，尽管还没有建立中共党组织，但游击队经常在附近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9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在科岭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自然村下斜村，23岁的农民王鼎荣在晒谷场翻晒刚刚收获的稻谷。从清晨起，附近的山岭就有零星的枪响。王鼎荣对此并不在意，因为国民党民团多次“扫荡”科岭，还烧毁了很多民房，王鼎荣只道是民团又来扰民了。

此时，从科岭西边永定方向的密林小路上突然钻出一个高个男子，急匆匆的来到王鼎荣跟前。这个“不速之客”看起来有三十六七岁，留着长发分头，面颊消瘦，略带病容。他操着一口外地口音问王鼎荣；老乡，这里是哪里？往永定还有别的路可走吗？后面有民团追我。王鼎荣虽然是个农民，但是他朴实善良，他想民团平时无恶不作，被他们追捕的一定是好人，便操着闽南腔说：这里是科岭，你迷路了吧？先避避风头再走。

两人说话间，小路那边就有十几个团丁的身影向这边跑来。情况危急之下，王鼎荣灵机一动，连拉带拽的把这个高个子男人用竹席包裹起来，然后把席筒滚到晒谷场边的排水沟里。转眼间，几十个真枪荷弹的团兵就来到晒谷场。他们气势汹汹的对王鼎荣大喊：有没有看见一个高个子跑过来，那是赤匪的大头目，举报重重有赏，窝藏格杀勿论。王鼎荣忙不迭的说没看见。团丁不信闯进旁边的角楼，上下搜查一番，没有发现可疑痕迹，而角楼外面又是一览无余。于是，他们就骂骂咧咧的朝村外几百米的山坡丛林搜索过去。

解除危险之后，高个子男人对王鼎荣说：我是共产党干部，刚才和我一起走的几位同志在永定那边被冲散了，我要赶过去找他们，他们一定很着急。王鼎荣说：你路不熟，我给你带路吧。说完，王鼎荣就带着高个子抄近路前往永定地界。高个子连连感谢，握住王鼎荣的手问他姓名。因为普通话不标准，高个子在笔记本上记下了“科岭王等荣”的字样。记完名字后，高个子嘱咐王鼎荣一定要保密，以免受到国民党的报复。王鼎荣承诺，一定不会对别人提起这事。

1930年后，科岭成为中共领导闽西、闽南开展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张鼎丞成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有一天，他来到下斜村找到王鼎荣，告诉他当年救的人是毛泽东。原来，毛泽东在长征前委托张鼎荣，见到“科岭王等荣”时要表示感谢，相信后会有期。在张鼎丞的帮助之下，王鼎荣参加了游击队，成为共产党党员。1938年3月，张鼎丞率领2700余人组成的新四军北上抗日，王鼎荣和部分游击队员仍然留在科岭，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1年9月，人民政府派人通知在家务农的王鼎荣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并交给他一封从北京寄来的公函。打开信件后，里面是一张请柬，收件人人上写的“福建省老根据地王等荣代表”一行字。王鼎荣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在福建老革命根据地，比他资格老、功劳大的人太多了，名额有限的国庆观礼代表怎么会轮到自己身上？况且，名字写的是“王等荣”，会不会是请柬发错人了？王鼎荣不放心，又通过政府的人找到时任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张鼎丞。张鼎丞说：是毛主席亲自点名邀请王鼎荣参加的，没错！

9月下旬，王鼎荣用了7天7夜乘车到达北京。国庆节的前一天晚上，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宴会招待各位代表。他一见到王鼎荣向前紧紧握手，招呼问候。各位代表就位后，毛主席满怀深情地说：我永远忘不了老区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没有老区人民，就没有我毛泽东。10月1日，王鼎荣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了国庆阅兵，随后又被安排到北京各地参观名胜古迹，过了一段时间才回到科岭。

对于救过毛泽东这件事，王鼎荣一直守口如瓶，只有几个亲人和少数几个党政干部知道。因为，忠厚耿直的王鼎荣认为，毛主席在科岭遇险，是革命道路中的一个悲剧，是“不光彩的事情”，不应该泄漏，给伟大的领袖“抹黑”。改革开放后，文史人员为了挖掘科岭的革命事迹，动员王鼎荣给后代留下史料，他才公开讲述了救毛主席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