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谋旅行团﹣﹣准备北撤
一九四○年六月，陈毅、粟裕同志率领的新四军江南部队，在句容县西塔山击败江南国民党部队的堵截后，为了扩大抗日战场，便转移北渡长江到达苏北，在泰兴县黄桥一带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国民党以此作为借口大肆宣传我违抗军令，接着就以何应钦、白崇禧的所谓"鹄电"电令，限我皖南军部和长江以北新四军队伍撤到黄河以北去，宛如历史上秦桧的十二道金牌，一再催逼。党中央为顾全抗战大局，维护抗日统一战线，便命令新四军军部撤离皖南，军部接到指示便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为了踏勘北撤路线，抽调参谋处、兵站等有关部门的同志，组成以"参谋旅行团"为名的考察队，向苏南方向进行考察，由作战科长李志高任团长，我任副团长（政委），从云岭出发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十字铺到郎溪走了一遭，途中曾遭国民党的袭扰。
老年杨帆
从郎溪到溧阳县水西村这段北撤路线已由陈毅同志派参谋副官测绘了地图。这一路线跨泾县、宣城、广德、郎溪等县，对沿途的地形、道路、河流、村庄以及有关的政治、群众基础、供应等情况作了调查。这一线要经过国民党军五十二师和一 O 八师的防区，大部队行军约需三至五天时间。但溧阳以北是茅山地区，我们已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我们设计了一个行军路线图，回来后向军分区首长作了报告。当时叶挺、项英、周子昆听了，都同意我们设计的计划和办法。但因袁国平有病未参加，还需征求他意见而没有定下来，后来怎样定不知下文。当时也曾考虑另一北撤路线，是经繁昌、铜陵渡江向皖中方向的路线。在长江以南这一段的路程较短，基本上可以不穿越国民党军的防区，但是沿江有敌伪据点，江上有敌舰封锁，只能利用小批渡江工具晚上偷渡，江北岸则有国民党广西军的李品仙部队防守，所以，这两路各有有利和不利条件。后来知道国民党一面让我们走渡江这条路线，一面有意将情报泄露给敌伪军，因此，敌人加强了江面的封锁戒备。同时，又布置李品仙部准备"共产党从铜繁过江，我则半途而击"。这一狠毒的（电报）计划被我获知了，所以，以后不得不放弃了这一行军路线。
从十二月初开始，军部即将身体较弱的男同志和部分女同志（包括项英、袁国平、曾山、饶漱石、周子昆、李一氓等领导同志的妻子）等非战斗人员，分别先行撤离，共约二千人，分由军需处长宋裕和、军法处副处长汤光恢和教导总队的薛暮桥等带领分批行动。军法处的冯北达、杨堤、徐朴、李扬岳、李长发、张应谦、刘西孟、丁兰和毛普安带领的执法队都先走了。我带领二科的陈啸奋、曹克生和一个侦察班（十人）留下随军部行动，奉命警卫军部首长。
泣别云岭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我们不得不撤离惨淡经营数年的云岭，向北方开拔，当地群众均依依惜别，不忍我们离开，场面非常动人。我也是暗含着眼泪离开的。行动前，我与国民党内我党人员保持情报联络，战争将起，我们即获得国民党军的全部部署计划，但因项英、袁国平的错误还是没有能避免落入敌人的陷阱。
本来，十二月中旬可以行动，但叶军长等都主张最后派袁国平再去三战区交涉补充弹药给养等事后再走，此时，中共重庆办事处也打来电报，说重庆和桂林有一批干部要赶来随军行动，要求在他们到达后军部才出发。这批干部共二十八人，从桂林办事处坐了一辆卡车，在十二月二十七日才到达，所以，出发时间推迟到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关于行军路线，袁国平也向国民党说明，走铜繁渡江已为敌伪发觉，而改走苏南一线。三战区也表示同意，并说可在经过宁国时，由上官云相司令部补发弹药给养。袁国平回来便在军分会上提出走"之"形路线的主张，他说："不要直截了当地走这条路，干脆，学毛主席长征的办法，走'之'字路，先往南进，调动敌人向南，我们一转，转到北边去。"结果说服了项英，叶挺也同意了，并报告了中央。于是在一月四日，军部率颁老一团、新一团、老三团、新三团、五团、特务团和教导队等共九千二百余人出发了。
我军分成三个纵队行进，军直属队随中路的二纵队行动，采取先向南到茂林、三溪再经旌德、宁国到郎溪去苏南的路线，后来证明这一路也正是落入国民党布置的口袋阵中，诱我在宁国补充给养是预设的陷阱。我们事先也得到了情报，国民党军的四十师已从浙西向皖南方向移动，就是为了向我包围进攻。由于天公不作美，下起大雨，清弋江水猛涨，架起的浮桥几次被水流所冲。为防敌机骚扰，冒雨夜间行军，我们走了一夜，才渡过青弋江上的章家渡，于五日晨才到茂林。
由于道路泥泞难行，队伍非常疲劳，又在茂林休息一天，这样迟缓拖延也影响了突围的时机，当天即在高岭附近受到国民党军的袭击，在还击中抓获俘虏四名，经审问都是国民军特工化装的。他们供出这次包围袭击行动是上级统一布置的，我们也知道这个包围圈国民党共有七个师共约七万余人，比我军多七倍以上兵力。
七日，我军继续向丕岭前进，是选择走包围圈的间隙通过，但进到星潭又被阻击。
军首长决定退回原路，拟另辟路径打出去，八日向高岭进发时又遭敌猛烈阻击，在高坦附近经我反击，把敌军一直追到茂林附近。在反击中，顽一四四师一个排长携带二十余人持枪起义向我投诚，说明国民党发动内战，在他内部也是不得人心的。八日，军部机要通讯员来找我，说项副军长叫我去，我随通讯员去项英临时办公的房子，见李一氓也在，李对我说：中央来电报了，必要时分散突围，保存干部，要我准备和他一起行动，但何时行动要看战争形势发展来定，我会派人通知你的。第二天（九日）仍下着大雨，我们在茂林隘口休息的时候，忽然机要通讯员又来找我，说秘书长要你马上跟我走。走到山后头，见李一氓已离开了部队，在那里，李对我说，时候到了，我们这支小游击队分散活动，说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也一路走，但当时我并没有看到他们，只见到还有胡立教、罗湘涛、李步新（中共皖南特委书记）、张元培（军需处副处长）等，加上带的武装共有二十余人，在那里一个老百姓家做了饭吃了。
这时遇到我五团的徐金树团长和林开风政委，他们是奉命去石井坑军部集结的，于是我们也跟着到了石井坑，才知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已经在那里了。看到项英很沮丧的样子，听说他们开了会，宣布中央电令撤了项英的职，但怎么回事不清楚。后来听说是饶漱石（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发电给中央说，项、袁、周私自离队跑掉了，因此，中央立即复电撤项英的职，指定由叶挺和饶漱石负责。但怎么项英很快自己又回来了，当时我也感到是个谜。当然，如果中央有"分散突围，保存干部"的电报指示，项英决定分散突围不和叶挺商量而单独行动，也是不对的，是要引起混乱、动摇军心的。有人说项英曾派叶超找过叶挺，但为什么未能一起研究，其原因也说不清楚，成为历史疑问了。这样，我在石井坑就归队与军部在一起了，叶挺军长指示周子昆副参谋长召开会议，为了加强司令部的作战体制，整顿和健全当时零乱的建制，任命了新的干部，我被调任参谋处侦察科（二科）副科长。主要管带路的向导，准备突围。
弹尽粮绝分散突围
石井坑四周被一片大山包围着，东西四五里，南北七八里，有几个零星的村子，近百户人家。叶军长指挥我军占领四周的山头，决心暂时固守，希望争取时间待变。但守了四天，到一月十三日，战斗完全失利，我军伤亡惨重，我们已无突击力量可以突出重围，也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
天还在下着雨，衣服全湿透了。这时军部首长决定分散突围，以尽可能多地保存革命骨干和有生力量。我被发给一百银元和一些法币，作为突围费，要个人设法冲出去，到苏北或延安归队。我把随身携带的文件和我自己写的五六万字的自传式小说的札记文稿以及照片等，都忍痛在山上烧毁了。但我们一批人没有能突出去，又退了回来。这时项英同志发现叶挺军长和饶漱石（党派他到海外办报纸，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即派到东南局任副书记）失散了，就叫我们去寻找。当找到他们时，叶军长在山头休息，饶漱石遂跟我们聚在一起。由李志高和我开路突围，穿过一条水沟，抵一山道，敌三十余机枪封锁。我劝项英、周子昆登山，他们不答应，后来敌人向我们喊话，要叶军长、项副军长下山去谈判。这时饶漱石找叶军长紧急磋商，提出要叶军长下山找顾祝同谈判，让我军人员下山去苏北新四军。叶军长不愿去，认为在现在的形势下，根本没有谈判的条件。饶漱石说，这不是你个人的行动，是党组织派你去的，将来我们在场的人均可向中央作证明。这样，这位北伐名将才勉强带着他的侄子叶钦和、叶天流、叶福如和秘书、副官、警卫员，还有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秘书长黄诚等十几个人下山去了。我们站在山头观察，等候军长的消息，但军长去后就被扣留再没回来，我们只好怏怏地离开了。我们走着走着，饶漱石不见了，后来遇到袁国平同志，他已疲劳不堪，说要休息一下，搞点吃的。这时我们还未发现，敌人已经上来了，还喊话要我们投降，接着机枪哗哗地扫射过来。我以缓兵之计对敌人说："机枪这样不停地打，怎么投降呢？"敌人一度停止射击，我乘机转身就跑，子弹又射过来，但未打中我。胡立教拉我上山，我即与胡立教同行。
我当时反正豁出去了，只有一个执着的信念，突出去，死也别落在反动派手里。我终于翻过一个山头，又遇到胡立教等三个同志，于是我们四人走在一起。有了亲人在一起我们更不怕了，大家换上便装上路。考虑到四个人在一起目标大，于是分成两批，我和胡立教殿后。没走多远，那两位同志由于连续几天风餐露宿，肚子不适，到山下方便去了。我们径直向泾县东北乡方向走，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带党的群众基础比较好。一路上虽疲惫不堪，脚上撞破划开的伤口隐隐作痛，但我们还是说说笑笑，并不把随时可能来临的危险当一回事。
远处枪声还是那么紧。忽然，前方路口有人提了根竹竿，竹竿上挑了件衣服，在那里鬼祟张望。我们立刻意识到那是密探，但还是镇定地迎上前去，并故意用咄咄逼人的眼光审视着他，他反倒没敢惹我们。可我们在前面进了茶馆等那两个同志时，却久等不见，也许，他们就是被刚才遇见的那个密探抓走了。
敌人搜捕突围部队的罪恶行径仍在残酷地持续着。白天，我俩不得不隐藏在人迹罕至的深山中，晚上，摸下山来弄点吃的，向老百姓打听路线。一次，我们的藏身之地被一个壮汉发现了，问我们身上可有"家伙"，我们装糊涂，不知道"家伙"是什么，说自己是跑买卖的。这自然瞒不过他，"哪有到深山老林来开'码头'的？"这壮汉冷冷地说。从这句"开码头"中，我马上推断出这个人是皖南青帮弟子。在皖南当情报科长时我学过青帮的暗语，对江湖上的"切口"满能对付。我立刻和这条壮汉用这些"黑话"交谈起来，还一本正经地装出遇到自家人的喜悦。后来，他找来了一个七十多岁的干瘪老头，这老头显然是他的头，这老头又一丝不苟地考了我一番，我总算都可以应付。老头这才喝退左右，单独和我说话。原来这老头十分精明，他已看出我们是新四军，但他相当"仗义"，爽快地说："我不会把你们交给中央军的！这样吧，你们跟我走。"他带我们走的这段路山道弯弯，崎岖坎坷，在一片茂密的树林后头，他把我们安顿在一间小屋里，那里住着两个烧炭的人。老人介绍说，他们也是共产党员，是湖北人。到这时他才叹息道："打了新四军，中国没救了！"后来他又承认，原来自己也是共产党员，当过区委书记，只是受不了纪律的约束，吃不起苦，才退出来的。那两人把自己的床让给我们睡，自己睡在地上，又把身上的衣裤卖给我们。
这以后，那老头每隔两三天，总是按时派孙女给我们送吃的，有时还有鱼有肉，我们就在深山中过了春节。虽然有吃有喝，这种地方鸟兽都难得到来，周围山色旖旎，风景实在不赖，但我们这样的年轻革命者，却不得不藏在这里做隐士，怎么受得了？所以，也还是日坐愁城。开了春，老头见外头风声松动了些，派一个可靠角色，把我们带出山区。
出了山区，我兴奋地发现眼前的路我认识。原来在"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军部曾组织过参谋旅行团，专事考察北撤路线，我当过旅行团政委，在考察中草拟了一份详尽的计划，并绘制了地图。不到这个经历在此时派上用场。
谁知其时国民党部队捕杀新四军散兵的勾当仍未终止，密探比比皆是，一路上仍然弥漫着白色恐怖。我们走到泾县紫坑，正在农民家吃饭，遇到了敌军搜索，幸有一个小孩报告，才得以及时离开。因为掌握了敌人只是白天出来、晚上不敢行动的特点，我们昼伏夜行，不走大路，爬山越岭穿小道。有好多次我和胡立教都险些落入魔爪，幸而两个人身上都带了一百元现洋，有时掏出几元来买通那些鹰犬才脱险。记得胡立教曾经不无感慨地说："多亏了这笔突围费！"
这样，经过宣城、郎溪县境，到了江苏的溧阳县梅渚，这时才算最后跳出了国民党所布下的搜索圈。但是，在溧阳西乡并没有找到新四军部队。有一位打更的农民是我们的军属，他告诉我们，新四军已开往武进县方向去了。我们费了很大的周折，在长荡湖边找到了我们的一个兵站（交通站）派出所，找到当地的区委书记老龚同志。我惊喜地发现，他原来是我在上海认识的一个书店的职员，这样，事情就好办了。通过他的安排，最后才找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廖海涛政委，我们喜出望外。廖海涛同志是我党的优秀指挥员，在此后的一次战斗中被敌人包围了，因子弹打光而英勇牺牲，他是我永远怀念的一位英雄。
经过廖政委的安排，我们又过公路、运河、铁路、长江的封锁线，在二月十五日到达苏北东台。先找到老战友周林同志，这时是真正回到家了。他把我们安置住了旅馆，洗了个澡。那天晚上弄到些土烧酒，在一起喝了个痛快，我乘兴写了诗〔抵苏北〕:
怕提战绩纵横泪，醉捡征衫日月尘。
春色汹汹花似怒，安排血债且当伸。
当时，陈毅、粟裕同志正好也在东台城开会，部署打泰州，他们抽时间见了我们，我们内心也非常高兴。和前些日子相比，真是天上人间。陈毅同志说："你们（还有叶超同志）是'皖南事变'中突围到达苏北的第一批干部。"我们受到陈毅、粟裕同志的亲切慰问，也受到同志们把我们当成英雄似的欢迎。陈毅同志听了我们报告有关"皖南事变"中的情况后，感叹地说："项英同志对国民党（的斗争）太软弱了，因此吃了大亏。"又说："哪能把兵力分散成三路突围？该集中兵力，选择敌人薄弱的一个方向突围嘛！这样分散兵力非打败仗不可了。"陈毅同志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一直和项英同志在一起，对项英同志是很了解的。他简单扼要地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指出了"皖南事变"的教训，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
陈毅同志要我们在东台稍事休整，就很快去盐城军部向刘少奇同志汇报。我们坐了小轮船到了盐城，当晚就见了刘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表彰了我们，接着听我们详尽地汇报，从晚八时直到第二天早四时，共听了八个小时，并根据我们汇报的"皖南事变"的具体材料，立即草拟了向中央的报告。我还将熟记在心的我党在国统区、敌占区搞秘密工作同志的名单、联络方法等整理成文，面交少奇同志，他很高兴。少奇同志立即交待任务，还要我和胡立教同志担任"皖南突围干部审查委员会"的委员。不久分散突围后到苏北的有三百多人，饶漱石也突围到了，他毕恭毕敬地站在我们面前说："请审查"。饶漱石突围时曾遇国民党盘查，他自称是到山上来收购药材的中医，没有被看出破绽，就给放走了。
突围到盐城参加根据地建设
我到达盐城后，看到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苏北几十个县得到解放，使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连成一片，军民抗日热情高涨。以陈毅、刘少奇同志为首的新四军新军部的成立把分布在华中苏、皖、豫、鄂广大地区的新四军编成为七个师，大大显示了革命力量不屈不挠的斗争气势，也是对国民党挑起"皖南事变"，企图分裂团结，投降敌人最有力的反击。
这时的盐城办起了抗日军政大学华中总分校（五分校）和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上海等敌占城市和大江南北的许多青年闻风接踵来到盐城入学，大有"抗战"初期各地青年纷纷去延安参军的势头。盐城还办有《江淮日报》、《江淮文化》等报刊，还成立了苏北戏剧协会、实验剧团和歌咏协会筹委会等组织，极一时之盛，使刚从"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我精神大为振奋，把原来沉痛悲愤的情绪一下子转变过来了。
皖南突围先后到达苏北的归队人员共三百多人，军部决定成立审查委员会，为的是审查其中是否有个别叛变投敌者的混入，我奉命参加审查委员会的工作。这些归队的同志基本上都是忠诚的战士，任务完成后审委会随即撤销。刘少奇同志指定我担任军部军法处副处长，同时兼任盐阜保安处处长，这样，又回到保卫部门来工作。那时军法处长是汤光恢同志，他因耳疾去上海治疗，我代理处长。在新区的城镇从事管理工作遇到许多新情况，既陌生又繁重，好在刘少奇同志经常直接指导我们的工作。这一段我获益匪浅 ，至今仍印象深刻。
【扬帆（1912年-1999年2月20日），原名石蕴华，曾名殷扬。江苏常熟沙家浜镇横泾集镇人。1924年到上海读书。1932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是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翌年，任《译报》编辑和特派记者。1939年年初，率领文化界救国协会组织的“慰劳三战区将士演出团”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慰问第三战区将士，后参加新四军，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政治指导员、副军长项英秘书、军法处调查科科长。1941年，扬帆任新四军军法处副处长、处长，兼任盐阜区党委社会部部长、区保安处处长及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兼调查研究室主任。1944年10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联络部部长、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1949年6月，扬帆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扬帆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后上海市公安局改组，扬帆被解职。1955年4月，因“潘（汉年）扬（帆）案件”被逮捕并被关押11年。1965年8月，扬帆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75年，扬帆被送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安置劳动。1980年4月，公安部为扬帆平反。1983年8月，对扬帆所有不实之词全部推翻，获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和党籍，任上海市政协常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