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8月，美国军事卫星在扫描中国西南边陲时，赫然发现多达3000余名不明军事人员集结于中越云南边境。当时距离中越结束老山轮战刚刚不到3年，因此许多美媒纷纷认为，这可能是中国准备再度向越南开战。

但实际上，这些军事人员都是中国的武警部队，他们接到的任务也并非是与越南开战，而是要去一处名为“平远街”的小镇执行禁毒任务。究竟是什么样的小镇，竟然需要3000余名武警出动？接下来让我们了解当年轰轰烈烈的“平远缉毒”事件。

平远街虽然名字里带了一个“街”字，但它实际上是一个规模中等的小镇，人口5万左右，位于云南文山自治州的砚山县。

虽然文山州的大部分民族都是苗族、壮族，但平远街却是一个例外，其主要民族为回族，居民普遍信仰伊斯兰教。在这个镇子里，清真寺是人们最熟悉的建筑物。

20世纪80年代，中国掀起了改革开放的风潮，人们不再固守于本地，而是可以流动起来到外地寻得崛起的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平远街的年轻人也纷纷离开了深居大山的故乡，来到广州等沿海大城市谋生。

然而，这些平远街的年轻人不仅见到了繁华的都市，也接触了此前从未听闻过的黑暗。

一名叫做马从向的年轻人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广州老板那里接触到了毒品生意。一批在金三角进口只需要500元的毒品，在大陆贩卖时可以卖出超过5000元的高价，利润率高达10倍。

看到毒品生意的利润如此惊人，家乡本就临近边境地区的马从向当即回到平远街，开始联合亲友谋划从金三角引进毒品的途径。就这样，平远街逐渐从一个偏远山区的宁静小镇转变为可怕的毒窟。

由于在80年代，中越之间存在老山轮战的战火，因此平远街归属军区管辖，政府的力量并未触及基层。平远街的毒贩们便钻了这一空子，把平远街打造成了“三不管地带”的独立王国。

平远街毒贩从军队的武器库里偷窃、偷买了大量制式军火，包括手枪、步枪、手榴弹甚至包括机关枪这样的重装备。在80、90年代，平远街几乎成为了边境地区最大的军火黑市，当地人直接将枪支弹药摆放在地摊上吆喝售卖，这放在今天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场景。

在这样的背景下，平远街毒贩基本人人都装备了枪支武器，堪称无法地带。因此即便是文山州警方试图进入这一地区执法，也要冒极大的人身风险。

1986年，一批数十人组成的公安干警进入平远街，试图逮捕大毒贩马惠礼，但当地毒贩势力极为团结，当即出动上百名武装分子与警方对峙，最终文山州警方不得不黯然撤离。

1987年，平远街一名毒贩驾车肇事后逃回本地，公安部队依法对其追捕，但再次受到当地武装分子阻挠，甚至连警车都被数百人团团围住，进出不得。在这次性质恶劣的动乱中，共有15名公安干警被毒贩以各种手段殴打致伤。

1992年，平远街发生了性质最恶劣的一起暴力抗执法事件。文山州政法委副书记金寿平带领数十名警力追捕毒贩罗建飞，结果遭到犯罪分子手榴弹袭击，当初不幸殒命，此外，还有数名公安干警被手榴弹炸成重伤。

当这次事件被中央得知后，中央震惊于当地秩序的混乱不堪以及犯罪贩子的嚣张气焰，当即命令云南省委彻底扫平平远街犯罪势力。

1992年8月，经中央批准，云南省公安厅制定了一项雷厉风行的执法计划，该计划需要从临近三省调集合计3000余人的武警力量。

为了防止走漏风声，引发当地毒贩警惕，官方对外宣布这些武警的集结是为了进行一场大规模演习，于是就有了美国卫星拍摄到数千武装人员集结的“误解”。

“擒贼须擒王。”文山州缉毒组通过耐心细致的摸排筛查工作，确定了5名在平远街掌握绝大多数“生意”的大毒枭，其中平远街副镇长林洪恩赫然在列。

虽然他名义上是国家的基层干部，但实际上是当地毒贩的保护伞，是“黑白通吃”的典型人物。其余4人则是政协委员王保国、宗教协会主任马慧春、田心村书记王保恩、副书记林洪周，他们均是平远街贩毒网络的骨干力量。

确定5人身份后，文山州以开会名义，将他们诱导至文山州政府大楼。这5名“黑道大哥”丝毫不起疑心，当即赶来开会，结果被警方一网打尽。与此同时，3000余名武警人员也进入平远街，开始执行扫毒工作。

在缉毒人员的名单里，有名有姓的毒贩必须被依法逮捕，而普通村民若能如实上缴非法所得，尚可免于牢狱之灾。

按理说这样的政策已经足够宽大，但在当地少数人员的挑唆下，依然出现了大量暴力抗法活动，甚至一些犯罪分子直接使用枪支弹药与武警部队交火。

然而，本次缉毒武警的行动完全是有备而来，防爆盾、催泪瓦斯等武器一应俱全，毒贩的武力反抗只是自取灭亡。

在72小时后，平远街缉毒活动基本结束。缉毒人员合计抓获800余名罪大恶极的贩毒分子，缴获枪支1000余支，子弹4万多发，手榴弹270多枚，此外收缴的毒品超过1000多公斤。至此，在平远街为非作歹的犯罪集团已经被警方连根拔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