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冬，侦察排长刘锡琨为八路军部队筹集药品，从鲁中回到家乡桓台。当时，我军伤员较多，急需治疗硬伤的良药红升丹。
而这种药在一般的药铺里却很少有。索镇“杏林堂”是桓台一带闻名的大药铺。它历史悠久，药物齐全，刘锡琨首先想到了它。
抗战之前，刘锡琨就结识了在“杏林堂”的高伙计，并且关系尚好。这次他想通过高悄悄地购些药品。
谁知，抗战爆发后，日军占领了索镇，国民党顽固派二十四旅与敌勾结，不仅在军事上疯狂向我进攻，而且在经济上对我百般刁难。
他们深知红升丹药物当时的重要性，所以严禁药铺向八路军出售药物。
据高伙计说，药铺的于掌柜是个唯利是图，又胆小如鼠的人，他怕招惹是非，早已将红升丹等药密藏在自己的卧室内，并多次对外声称“杏林堂”早已无这种药了。
刘锡琨了解到这种情况后，便找来老战友孟宪尧、高金铎、张连捷、马洪南等商量对策。
大家一致认为，根据于掌柜的为人，通过他这条渠道是不可能把药弄到手的，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最好的办法是智取。
一天上午，正逢索镇大集，天气晴朗。刘锡琨和他的战友们按照精心设计的方案开始分头行动。
高金铎有个表兄在二十四旅当差，他借口找表兄聊天，来到离药铺不远的二十四旅驻地。一边同表兄拉着家常，一边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向，随时准备接应刘锡琨的行动。
孟宪尧、张连捷、马洪南等十几个人也化了装，三三两两地进了索镇，来到药铺东面几十米远的一家澡塘，他们以洗澡做掩护，密切注视着行动的信号。
快中午时，索镇大街上集满了人，有挑担的，有推草的，有买的有卖的，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人群中有个身穿青布大褂，头戴礼帽，鼻梁上架一付墨绿色眼镜，打扮阔绰的“商人”，悠闲地穿过乌河大桥来到澡塘门前。
他稍微停留了一会，借助门窗上的玻璃，确信身后无“尾巴”后，便转身向“杏林堂”药铺方向走去。
澡塘内，十几个洗澡的青年人接到化装成“商人”模样的刘锡琨的行动信号后，便迅速的离开了澡塘，三个一伙，五个一帮的涌进了“杏林堂”药铺，他们围挤在柜台前，七嘴八舌的假装买药。
“掌柜的，有黄连吗？拿来我看看。”
“掌柜的，来两贴膏药。”
这个还没说完，那个就又喊开了，他们挑肥拣瘦，讨价还价，不是嫌药贵，就是怕掺假，有的干脆拉着于掌柜的手，让他诊脉开方……买药的点点划划，掌柜的拿上拿下，忙得团团转。
刘锡琨趁于掌柜忙乱之际，在高伙计的掩护下，一闪身绕过柜台，溜到后院，并按照事先掌握的线索，迅速钻进了于掌柜的卧室。
卧室并不大，但摆设古朴典雅，整洁有序。刘锡琨一眼就盯上了靠屋角的枣红色的大橱，一把铜锁紧锁着。
刘锡琨掏出两把钥匙，并没费多大劲就将橱门打开了，但失望的是，橱内除了账本和几件衣物，无任何药物。
接着他又搜寻了床下，也一无所获。他立起身一边思索，一边用犀利的目光再次扫视了屋内的陈设，忽然发现大橱顶上横七竖八地堆满了杂物。
他顿生疑云：屋内什么东西都摆设得非常条理，唯独这橱顶上的东西杂乱无章，而且上面并没有多少灰尘，难道……
他立即踩上一把椅子小心翼翼地翻动着那些杂物。突然，一个标着“红升丹”字样的紫红色的小圆坛露了出来，“嘿，好家伙，原来藏在这儿。”
刘锡琨喜出望外，取下坛子便走，可是，坛子太大，藏在身上太显眼。怎么办呢？
这时他一眼瞥见床上有个包着衣服的包袱，便机灵地将包袱解下，铺在地上，又在上面垫了几层纸，随即将红升丹倒在纸上包好，又将空药坛放回原处，然后将包好药的包袱往腰间一扎，掏出几块大洋往床上一扔，并留了张纸条，便在“买药”人们的吵闹声中旋风般地从柜台后面转了出来。
那几个“买药人”见“货”已到手，又故意吵嚷了片刻，也陆续离开了“杏林堂”。
等于掌柜发现“被盗”时，红升丹早已到了我军的后方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