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一个读书人最高的荣耀，不是考中状元，不是贵为帝师，而是去世以后能够入祀孔庙。

孔庙是祭祀孔子和他的弟子的庙宇，象征着儒家文化的最高殿堂。自汉至清两千年的历史中，在孔庙享受祭祀的共有172位，其中包括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和孟子的弟子，剩下的仅仅九十余人，都是中国古代的世之楷模、思想大家、古圣先贤。这些人中，宋代仅有五人，明代仅有四人，清代仅有三人。

明代从祀孔庙的四人，分别是薛瑄、王阳明、陈献章、胡居仁。四人之中，第一个入祀的是薛瑄。薛瑄是谁？他又凭什么成为明代入祀孔庙第一人呢？

薛瑄（1389年8月30日——1464年7月19日），字德温，号敬轩。河津（今山西运城）人。世称“薛河东”。清人视薛学为朱学传宗，称之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明末东林党领袖高攀龙认为，有明一代，学脉有二：一是南方的阳明之学，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学。可见其影响之大。

薛瑄出生在一个教育世家，他的祖父薛仲义精通经史，因逢元末大乱，不愿为官，大半生在家乡教书。他的父亲薛贞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中举，之后在河北、河南等数县担任儒学教谕达三十余年。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薛瑄从小就熟读经典，十一二岁就能够写诗作赋。

永乐元年（1403年），薛瑄的父亲任荥阳县教谕，当时河南布政司参政陈宗问前来巡视，在船上偶有感触，随口吟出“绿水无忧风皱面”，但一时想不出对句，便求教在场官吏，结果没有一人对得上。父亲回家将此事告诉薛瑄，他稍加思索便道出“青山不老雪白头”。陈宗问得知后，颇感惊奇，便亲临学舍看望，还索阅了他平时的诗作，称他才学出众，长大一定能成大器。“薛瑄，字德温，河津人。父贞，洪武初领乡荐，为元氏教谕。母齐，梦一紫衣人谒见，已而生瑄。性颖敏，甫就塾，授之《诗》、《书》，辄成诵，日记千百言。及贞改任荥阳，瑄侍行。时年十二，以所作诗赋呈监司，监司奇之。”

薛瑄

不过，广泛研究经史的薛瑄对科举之业却不感兴趣。可是，他为什么又考中进士了呢？永乐十七年（1419年），当时朝廷规定，一个地方如果多年没有人考中举人、进士，教谕就要发配边远地区充役。薛贞没有办法，只有命令自己的儿子去应试。

永乐十八年（1420年），庚子年，薛瑄听从父命在河南参加乡试，考中解元（乡试第一名）。第二年，薛瑄赴京师参加全国会试，登甲榜赐进士及第（王阳明还曾经落第，左宗棠只是举人呢）。一般人考中进士，无不是“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兴高采烈，踌躇满志。薛瑄却很淡定，觉得这没有什么！

“三杨当国，欲见之，谢不往。”但是，杨士奇却因此更加敬重他的人品。恰好这时薛瑄的祖父去世了，于是他就回家陪父亲“丁忧”了。这一年是永乐十九年（1421年）。之后几年，薛瑄都在老家陪伴父亲。

四年后，洪熙元年（1425年），薛瑄的父亲薛贞去世。《明史》记载说“居父丧，悉尊古礼”。直到宣德二年（1427年），薛瑄“丁忧”期满，朝廷下令让他回京，他才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宣德三年（1428年），四十岁的薛瑄赴京。三月，授官监察御史，正七品。

当时明宪宗拟重整风纪，在内阁首辅杨士奇等的举荐下，薛瑄被任命为广东道监察御史，并监湖广银场。薛瑄不久就从京城出发，巡差湖广银场。僚友有人诵唐诗“此乡多宝玉，慎莫厌清贫”，薛瑄非常感激他的规诫。湖广银场即沅州银场，辖湘西十余县二十多处银矿，有民夫五十余万人。这里多年管理混乱，贪污成风，亟待整治。薛瑄初上任时，深知肩负责任重大，便以僚友所诵唐诗自警。他轮流驻于沅州、辰溪和泸溪等处，往复巡视，明察暗访，承办要案，特别是对贪污受贿者都一一上报革除官职，依法严惩。从而使府县及银场秩序井然，民众夸赞不已。他在任三年，未回过一次家。离任时两袖清风，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那样：“莫言白笔南征久，赢得归囊一物空”。

薛瑄

宣德七年（1432年），薛瑄的继母许氏去世，他回到荥阳居忧，第二年又回到故里。这个期间，后来担任吏部尚书的李贤特意去看了他。之后，薛瑄还做过云南道监察御史、山东提学佥事等官。在这些任上，他无不是恪尽职守，清廉正直。

正统六年（1441年），薛瑄进京担任大理寺右少卿。当时正是英宗朝，宦官王振当权。身为司礼太监、把持朝政的王振，为了达到结党营私、培植亲信的目的，很快便派人向薛瑄赠送礼物并约请相见，但都被薛瑄托辞谢绝。“正统初还朝，尚书郭琎举为山东提学佥事。首揭白鹿洞学规，开示学者。延见诸生，亲为讲授。才者乐其宽，而不才者惮其严，皆呼为薛夫子。王振语三杨：‘吾乡谁可为京卿者？’以瑄对，召为大理左少卿。三杨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往见，李贤语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其后议事东阁，公卿见振多趋拜，瑄独屹立。振趋揖之，瑄亦无加礼，自是衔瑄。”

薛瑄担任大理少卿后，尽心尽职，平反冤案。四个月办了锦衣卫发生的十多起冤案。“指挥某死，妾有色，振从子山欲纳之，指挥妻不肯。妾遂讦妻毒杀夫，下都察院讯，已诬服。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诬瑄及左、右少卿贺祖嗣、顾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复讽言官劾瑄等受贿，并下狱。论瑄死，祖嗣等末减有差。系狱待决，瑄读《易》自如。子三人，愿一子代死，二子充军，不允。及当行刑，振苍头忽泣于爨下。问故，泣益悲，曰：‘闻今日薛夫子将刑也。’振大感动。会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伟亦申救，乃免。”七年后，即正统十四年（1449年），这一冤案才得以平反。

正统八年（1443年）秋天，免于一死的薛瑄归于乡里，这一年，他五十五岁。他知道，这个邪恶的世道容纳不了他的正直，于是他居家，闭门读书，一连几年都是如此，连他家的邻居，都难得见他一面。

直到正统十四年（1449年），这年八月十五日，大明王朝发生了一件大事——“土木堡之变”，御驾亲征的明英宗被瓦剌部抓走了，宦官王振也被击杀。太后让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监国，命于谦担任兵部尚书。九月初六，郕王即位，就是景泰帝。薛瑄也很快得到平反，十月初七，他被任命为大理寺右丞寺。

薛瑄

当时，面对瓦剌部的进攻，于谦带领众臣保卫北京、拯救危难，急需军饷，第二年春，薛瑄被派往四川、云南督运粮饷，在于谦等人力战之下，瓦剌被迫求和，被俘虏的太上皇英宗也被送回。回京以后，薛瑄请求退休回家，没有得到批准，后被升任为南京大理寺卿。

景泰四年（1453年），朝廷又将他提拔为大理寺卿，他从南京又到了北京。这样，直到天顺元年（1457年），薛瑄多次请求退休回家，没有得到批准，这年发生了“夺门之变”，英宗复辟，于谦等人被下狱处死，从此，他对振兴朝政已毫无信心。想到还是“见几而作”，致仕还乡为好。“英庙复位，薛文清居内阁数月，朝议遣使求狮子于西域，谏不听，又见石亨窃弄威权，叹曰：‘君子见几而作，岂俟终日乎？’引疾恳乞致仕，得允，即出城。行至直沽，遇风雨，舟不能行，糇粮俱乏，日中犹未举火，吟咏不辍。子淳私愠曰：‘人家好好做官，他便要退，受困谁怨！’先生闻之，恬不为意，曰：‘我虽困，而道自亨也。’”

回到家乡后，薛瑄开始为了他的讲学生涯。这一年，他已经69岁了。岁月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而对于一个儒者来说，弘扬大道正是时候。

薛瑄从青年时候起就学习宋明理学，曾经拜元末著名学者徐怀玉、魏希文、王素亨等人为师，颇有造诣。他推崇程朱理学，但是又不是简单的延续，而是进一步完善了理学。他批判和改造了朱熹“理在气先”和“理、气决是二物”的唯心主义理气观，明确提出了“理在气中，以气为本”的新观点。他反复强调：“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

他一贯倡导求实理、务实用的实学思想和学风，不但明确提出了“实学”的概念，而且赋予了丰富的内涵。他说：“人于‘实’之一字，当念念不忘，随时随处省察于言行居处应事接物之间，心使一念一事皆出于实，斯有进德之地。”

薛瑄

由于薛瑄长期讲学，他按照自己的思想体系，培养造就了大量学者，创立了著称于史的“河东学派”。他的学说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都很大，清人视他的学说为朱学传宗，称之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和后来王阳明的“心学”一起成为明代的两大学脉。

天顺八年六月十五日（1464年7月19日），薛瑄忽觉身体不适，遂将所写文稿作了一番整理，之后伏案写诗道：“土炕羊褥纸屏风，睡觉东窗日影红。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唯觉性天通。”通字尚未写完，天空响起巨大的雷声，一团白气上升，一代大儒就兹归去，薛瑄与世长辞，时年七十六岁。

薛瑄逝世后，朝廷遣使谕祭，并命有关官员为其办理丧事。次年春又颁下《奉天诰命》，根据薛瑄生前的功绩，赠他为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因此，世称他为“薛文清公”。薛瑄去世后的第七年——隆庆五年（1571年）九月，朝廷降旨准予薛瑄从祀孔庙，称其为“先儒薛子”，为明朝建立以来第一人。

作为一代理学大师，薛瑄留下了大量的著作，有《薛瑄文集》《读书录》《理学粹言》《从政名言》《策问》等，今人整理为《薛瑄全集》。其中，《读书录》是他平生所作读书笔录或读书心得之集中总汇，更是他理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早在永乐年间，青年时期的薛瑄注重记录读书笔记，从政以后，他更是勤学不辍，一有空闲，便亲自抄录《性理大全》一书，认真读诵，经常深夜才眠。《读书录》就是他在几十年之间不断积累而成的，可以说凝聚了他一生的心学和治学精华。

《读书录》

《读书录》分为十一卷，此外还有《续录》十二卷。这部书刊刻以后，很快受到学林的重视，不久就成为国子监学生的诵读教材。之后，这部书在明清两代经过多次刊刻，成为人尽皆知的理学经典。

明末清初的大儒黄宗羲如此评价薛瑄：“河东之学，悃愊无华，恪守宋人矩矱，故数传之后，其议论设施，不问而可知其出于河东也。若阳明门下亲炙弟子，已往往背其师说，亦以其言之过高也。”对其赞誉，超过阳明心学。明清史学大家孟森评价说：“文清殁后百年，吾国共以能从祀为人品之至高，亦悬一人格以为士大夫之标的而已。”一代高僧弘一大师对薛瑄的《读书录》尤其喜欢，大师走入佛门以后，还辑录了《读书录》中的经典格言，编辑成《佩玉编》，劝导人将其作为修身的指南带在身边。

在这部《读书录》中，随处可见嘉言警句，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更是体现了一个儒者对生命的体验于证悟。谈到克己时，他说：“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的尽。以是知克己最难。”告诉人克服自己的习气最不容易。谈到说话时，他说：“一语妄发即有悔，可不慎哉！”因此，说话更是要谨慎。谈到写诗作文，他说：“作诗作文写字，疲弊精神，荒耗志气，而无得于己。惟从事于心学，则气完体胖，有休休自得之趣。惟亲历者知其味，殆难以语人也。”今天写诗作文之人，可以思量了。谈到气和理时，他说：“物之栽者，根乎气；圣人之德，根乎天理。凶人戕贼仁义，自绝其固有之理于天，亦犹物之生气已绝，故天之所以覆亡者有必至。”他的气理之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谈到进学时，他说：“开卷即有与圣贤不相似处。可不勉乎？”他还认为天地都可以做人的老师，因此说：“善学者观于山水之间，亦可以进德矣。”

《读书录》一共十一卷，都是语录体，每一则都是作者读书和思想和精华，无论修身、齐家、为政、治学，这部书都能给你提供宝贵的思想智慧，随时方在身边，偶读一则，都能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