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狸猫换太子》中包青天的终极对手，宋真宗皇后刘娥在民间的形象被定格在了狭隘妒忌、残害忠良，甚至企图谋夺大宋江山的“一代奸妃”，实际上这与历史上真实的刘皇后相去甚远。

刘娥的出身低的不能再低，不但卖过唱，还嫁过人。

《宋史·后妃传》说刘娥祖籍太原，父祖都是五代高级将领，这其实是她得势后为了掩饰自己出身微贱而编排出来的。

实际上，刘娥家在成都华阳，原来的蜀地，一直就是战乱不休，太宗年间甚至爆发了王小波起义。刘家本就微寒，刘娥更是在襁褓中便没了父母，成了孤女，自小便寄养在母亲庞氏的娘家。

寄人篱下的滋味不好受，刘娥稍稍长大就成了歌女，色艺双绝，尤擅播鼗（类似拨浪鼓的乐器）。庞家为了儿子的几两聘礼，就将她半卖半送嫁给了当地一名叫龚美的小手艺人，当时的她年仅十三。

于是，龚美走街串巷为人打造银器，刘娥就摇拨浪鼓招徕顾客，日子还过得去。雍熙初年，夫妻二人相伴来到东京汴梁谋生。

居京大不易，龚美很快就破产了，他打算将刘娥卖掉，换几两盘缠。恰逢尚在潜邸的襄王赵恒想娶一“多才慧”的川妹子，于是襄王府给事张耆便投主子所好，将十五岁的刘娥推荐了上去。

刘娥一入王府，就大受宠爱，赵恒日日欢歌，竟弄得消瘦憔悴。

赵光义见爱子如此，自然动怒，再加上刘娥出身微贱、来历不明，便令赵恒将刘娥逐出王府。

但这时的赵恒已割舍不得，便让她寄居在张耆家，不时私会。张耆也非常识趣，不但侍奉刘娥甚为恭谨，还另寻一处居住，将自己的府邸贡献出来作为襄王的幽会之所。

不久，赵光义为赵恒赐婚，娶了潘美之女。

十来年后，直到太宗离世，赵恒才将刘娥接回重圆旧梦。

按照常理来说，旧人怎么也比不上新人，尤其是对于喜新厌旧的帝王而言，但刘娥却是个例外。

刚入宫时，真宗已经有了郭皇后（潘氏已死）和一众嫔妃，刘娥并无名分。

但她却抓住了皇帝的心，史书说她从不争宠，只以帝心为意，而且还与最受宠的杨淑妃打得火热，结成攻守同盟，同进同退。

因此，她在后宫的地位升迁很快。景德元年（1004年），封四品美人，二年升为修仪，三年晋位德妃。

但她却有个致命缺陷，就是没有强大的亲族，甚至连一个娘家人都没有，为此她开始以美差为诱，拉拢刘姓高官认作同宗。她先找上权知开封府的刘综攀近族，刘综称自己是河中人，委婉拒绝。不久，又召见权发遣开封府的刘烨，急咻咻地说：“咱俩恐怕是同宗”，刘烨忙说不敢。

没办法，刘娥只能退而求其次，以前夫龚美为兄弟，改姓刘，算是有了一个娘家人。

但此举只是杯水车薪，与之无益。

景德四年（1007年），郭后驾崩，真宗欲立刘娥为后，寇准、李迪、王旦等重臣就以“德妃出身微贱，不可为一国之母”为由，坚决反对，真宗拗不过，只能让中宫虚位多年。

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刘娥的侍女李氏生下了皇子赵祯，刘娥便将其取为己子，并让杨淑妃代为养育（李氏卑贱又不愿得罪主母，杨淑妃为养母也得益，因此世人皆不知。真宗应该是知道的，但他需要以此推初恋上位，后来病重又需仰仗刘娥，因此也不言语）。

母凭子贵，而且赵祯还是唯一的皇子（其他五子皆早夭），因此真宗再提立后之议，虽然寇准等人激烈对抗，但真宗还是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立刘娥为后。

刘娥此人颇似武则天，不但有手腕，而且有政治才干。史书说她：“生性警悟，通晓书史，朝廷政事，能记始末”，宫闱有事，真宗询问，她都能引据故实，妥善应答。

天禧初年，她就开始参与国事的处理，而且“周谨恭密”，因而颇受真宗倚重。

天禧三年（1019年），太白现于东南，司天监上奏称“女主昌”。恰逢真宗多病，朝政多由刘娥决断。真宗由此不安，怕皇后危及赵氏江山，遂向心腹周怀正透露自己有让太子监国之意。

寇准本就对参知政事丁谓与知制诰钱惟演迎合刘娥不满，闻知真宗心意，立马进宫与真宗密议“太子监国”之事，还指斥丁、钱二人是佞臣，不能辅佐少主。真宗深以为然。

出宫后，寇准就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起草“太子监国”的诏书。不料事情还是泄露，刘娥命丁谓连夜入宫，面见真宗，诋毁寇准。

真宗本就摇摆不定，又经丁谓一番忽悠，竟以“不记与准初有成言”，把事情全部推给了寇准。在刘娥的压力下，寇准被罢相，丁谓取而代之，成为宰相。

寇准罢相令拥立太子派大势尽去，后党在朝中的统治地位也得以确立。

七月，寇准一党的内侍头目周怀政怕刘娥、丁谓掌政后自己受打击，遂铤而走险，联络其弟礼宾副使周怀信、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和阁门祗候杨怀玉准备约期政变，杀丁谓，再相寇准，尊真宗为太上皇，罢刘皇后干政，传位太子。

但就在兵变前一夜，有人向丁谓告密，丁谓遂与枢密使曹利用计议，由曹入宫密告刘娥，刘娥又告知皇帝，于是真宗立即下令捕斩周怀政，粉碎了这次政变。

这事原与寇准和太子无关，但真宗盛怒之下要追究太子，大臣们都不敢进谏，只有吏部侍郎李迪从容言道：“陛下有几子，竟要如此做？”真宗这才醒悟，唯恐唯一的继承人出意外，只杀了周怀政一人。

刘娥深知寇准是坚定的太子派，又与真宗感情深厚，随时可能复相，因此趁真宗头脑已不太清醒，矫诏削其国公头衔，一连三贬，将寇准降为道州司马。

对此，真宗毫不知情，一日，还问左右为何多日不见寇准，左右都不敢回答。真宗很快又陷入糊涂（真宗有风疾）。

天禧四年（1020年）十一月，真宗宣布：今后大事仍由他亲自决定，一般政事就由太子五天与宰执参决一次。当时赵祯只有十岁，真宗又多病，因此这种视政不过形式而已，实际上是刘娥裁决于内，丁谓擅权于外。

对此，有识之士都颇感忧虑，参知政事王曾就有意对钱惟演说：“皇后若加恩太子则太子安，太子安则刘氏安。”钱惟演转述了他的话，刘娥认为很有道理，自此对丁谓乱政保有一定的警惕。

在真宗晚年的危局中，寇准和李迪采取的是驱逐丁谓、钱惟演的方针，以便打击后党，保护太子。但当时后党势力已成，这种做法只会招致刘娥的反击，因而寇、李都被逐出朝廷。

在君权旁落，后党已大的情势下，让皇后意识到自己的长远利益，来确保君权的平稳过渡，才是行之有效的策略。而这种话，只有钱惟演转达，刘娥才听得进（钱惟演不仅是后党，而且还是刘美的妻舅）。难怪后来史家都认为，寇准号为能断大事，在这点上却远不如王曾。

乾兴元年（1022年），真宗去世，遗诏刘娥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刘娥由此开启了长达十一年的听政。

听政之初，在进一步贬逐寇准和李迪的问题上，刘娥与丁谓是完全一致的。寇准三贬后再贬雷州司户参军，李迪则被贬为衡州团练副使。

但外敌一去，内部就容易起纷争。

丁谓为了擅权，勾结入内押班雷允恭，让太后降诏：“新帝每月朔望两次朝见群臣，大事由太后召见辅臣决定；一般政事则由雷允恭传给太后，圈定后执行。”王曾反对，他认为应依照东汉故事，五日一朝，皇帝在左，太后在右，垂帘听政。

丁谓这时权倾中外，根本没把王曾放在眼里。但刘娥却是个明白人，知道丁谓擅断朝政的种种劣迹，也知道丁谓要她下诏书实际上在架空她。当时正为真宗赶修陵寝，丁谓是山陵使，雷允恭是都监。雷允恭听说山陵移上百步，就可使皇帝多子，便自作主张，移了陵位，不料地水上冒，工程搁浅。

王曾瞅准机会向太后奏明真相，刘娥便毫不犹豫地以此为机，处死了雷允恭，罢了丁谓的相位，将其贬为崖州司户参军，把朝政大权夺了回来。

当时民谣说：“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钉（丁谓）；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刘娥贬黜丁谓大快人心，但并没有采纳民谣的另一半。

她与寇准即便不曾为政敌，但从政风格都有点自以为是，两人注定是无法合作的。

刘娥听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听从王曾和吕夷简的建议，把天书随同真宗一起葬入永定陵，下令禁止兴建宫观，废除宫观使，正式终结了长达十余年、被《宋史》称作“一国君臣如病狂”的“天书运动”。

在其他朝政上，在她听政期间也颇有建树。

比如，恢复理检院，创设谏院，从谏如流。

比如，结束党争、澄清吏治。她曾六次下令严惩贪官，还颁布了《约束文武臣僚子弟诏》，将大臣的关系网和裙带图张贴于寝殿，避免任人唯亲。

比如，兴修水利。在她的督导下，堵塞了危害九年之久的黄河滑州决口，修建了长达一百八十里的泰州捍海堰，灌田千顷的舒州吴塘堰等。

比如，完善科举，兴办州学。宋代武举就始设于天圣年间。

再比如，成立官办的交子务，发行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对刘娥的治绩，《宋史》有一段公允的评论：“当天圣、明道间，天子富于春秋，母后称制，而内外肃然，纪纲具举，朝政无大阙失。”

当然，在她听政期间，也倚用宦官、放纵外戚，但并没有达到危害朝政的程度。以宦官而论，尽管后人说她“制命出于帷幄，威福假于内官”，但她重用的罗崇勋和江德明，还没有资格列入《宋史·宦官传》，可见其危害不大。

至于外戚，因她本身就没有盘根错节的家族基础，其兄刘美在她垂帘以前就已去世。外戚中唯一位至宰执的钱惟演，也在刘娥垂帘后不久就以太后姻亲“不可与机政”，被解职出朝。后来，钱惟演又两度谋取相位，也因遭到朝论，而被刘娥所止。

如果说刘娥有什么过错的话，可能就是她不肯还政以及穿龙袍。

女主听政，历来不为正统观念所认同，因而王曾力争一个“权”字，刘娥在垂帘之初也不得不许诺“候皇帝春秋长，即当还政”，但是到了天圣七年，仁宗已到及冠之年（二十岁），她却丝毫没有还政的意思。

于是，其后几年，内外臣僚要求仁宗亲政的呼声越来越高，对这些奏疏，刘太后或是不予理睬，或是借故把建议者调离出朝，将大权一直攥到死为止。

在宋人记载中，也有刘娥准备效法武则天的说法，说她一生，喜用帝王服饰，无论正式场合还是私下都是身穿龙袍。

明道二年，她就打算穿着天子衮冕谒见太庙，参知政事薛奎问她：“大谒之日，究竟作男儿拜，还是作女儿拜？”但她还是穿着经过改造的帝王衮服（十二章图案减去了两章，同时，没有佩戴男性帝王的佩剑）谒拜了太庙。

刘娥也曾试探性地问大臣：“唐武后何如主？”以鲠直著称的鲁宗道毫不犹豫地回道：“唐之罪人，几危社稷”，她默然不语。有讨好的大臣建议仿武后故事立刘氏七庙，她询问宰执，鲁宗道反问她准备拿嗣君怎么办，于是也只得作罢。

据说，她临死前曾对着仁宗拉拉自己的天子衮冕，似乎欲有所言，大臣薛奎认为她在示意穿着天子衮冕不能见先帝于地下，仁宗便改用皇后冠服入殓。

虽说刘娥未必不想效法武则天，但宋代限制女主和外戚干政的家法十分森严，大臣、台谏和其他臣僚得以援引谏阻，使刘太后纵有其心也无其胆，以致她不得不表态不做有负祖宗的事。三司使程琳献就曾为了迎合她，上《武后临朝图》，她掷于地上，说：“我不做这种有负祖宗的事！”

晚年，她召见曾反对她预政的李迪，问道：“我今护天子至此，你以为如何？”李迪心悦诚服地表示：“当初不知太后盛德至此。”

大体说来，刘娥是一位有功于宋朝的女政治家，她的政治才干与政绩决不在其夫真宗与其子仁宗之下，其临朝时的个人品德也基本肯定。在她听政的天圣、明道时期，不仅恢复了真宗咸平、景德年间的发展势头，还为仁宗庆历盛世奠定了基础，史称“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

明道二年（1033年），刘娥去世。赵氏皇族中最具威名、十余年来一直佯装疯癫，称病不朝的八王爷赵元俨（“八贤王”原型之一）就对仁宗添油加醋地说：陛下生母乃李宸妃，且死得不明不白，望陛下明鉴！

仁宗这才知道自己并非太后亲生，并因此对大娘娘（他称刘娥为大娘娘，杨淑妃为小娘娘）产生了嫉恨，不久就派兵包围了刘氏第宅，并亲自到李妃灵柩所在的洪福院开棺验视，结果发现生母被以厚礼下葬，在水银养护下肤色如生，才感叹人言不可信，并下旨朝野皆不得对太后临朝往事妄议非论，其后更是对刘氏恩礼深厚。

如此善果，皆是刘娥多年前种下的善因所致。

仁宗即位后，刘娥虽然让李氏去为真宗守陵，隔绝这对亲生母子，以确保自己的权力，但做得并不十分绝情。她访得李氏失散多年的兄弟李用和，让这个衣食无靠的凿纸钱的小工当上了三班奉职，并步步升迁，对于李氏也是关照有加。

李氏死前，刘娥特许其进位宸妃，并以一品礼和皇太后服入殓厚葬。虽然其中有吕夷简进言的因素，也足以证明刘娥并非泯灭天良之人。

此外，对于仁宗她也持身甚正，并不把小赵祯当做利用完了就弃之如敝履的筹码。史称，她对赵祯管束严厉，从不巧言令色，而杨淑妃则对赵祯恩勤备至。仁宗成年前常被风痰之症困扰，刘娥便下令不许给小皇帝海鲜吃，杨淑妃却私下让人弄来，并当着小皇帝的面说：“太后何苦这样对待小孩子？”仁宗也因此更加亲近杨淑妃，而有些疏远刘娥。

但长大后，赵祯就明白了：“大娘娘平生分明矣！”并亲自为刘娥定谥号为“章献明肃”，此为史上第一例，从刘娥开始，临朝称制的皇后，谥号才为四字（旧制皇后谥号为两字）。

刘娥从卖艺的孤女，到开创大宋皇朝女主临朝先河的皇后，其一生传奇堪比武则天，后世称其“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当是中肯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