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者王侯败者寇，作为玄武门之变的胜利者，李世民有权给两位兄弟盖棺定论，而李建成和李元吉也在他的“亲切过问下”，在史书中的形象成了志大才疏、心胸狭隘之人，他们因为忌惮李世民的功绩和威望，不择手段的打压甚至铲除这位果敢不凡的兄弟。

为了彰显自己发动玄武门之变的正义性，李世民甚至为此先后三次查看《高祖实录》，并做出了一系列的修改意见。可以说，他对两位兄弟的抹黑是不遗余力的。

然而，在确定谥号时，李世民却对大哥和四弟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态度。

当时，大臣们建议给李建成上谥号为“戾”，李世民不同意，后改为“灵”，李世民还是不许，最终定为“隐”。而李元吉的谥号则没有任何争议，大臣们建议用“剌”字，李世民很快就通过了。

“隐”字在谥法中的解释为：“陷拂不成曰隐；不尸其位曰隐；怀情不尽曰隐”，属于中性且偏向于同情的谥号，比“知过不改”的戾、“乱而不损”的灵，要好上不知多少倍。

而“剌”的谥法解释是“暴戾无亲”，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恶谥，没有任何好的意思在内。

为何李世民要对两兄弟在谥号上区别对待？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更为重要的是，李建成为太子九年，在李渊的支持下建立了不小的人脉，其地位和影响力不容忽视。

尽管李世民取得了“玄武门之变”的胜利，但李建成在唐初的政治格局中仍有一定的支持者和影响力。

李世民若贸然给予恶谥，可能会引起一些太子旧臣的不满和反抗，也不利于拉拢原太子集团，不利于新政权的巩固。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魏征，李世民最初看重的并非他的直言敢谏，而是他在太子旧臣中的影响力，所以在收服他的第一时间，就让其“宣慰山东”，安抚太子集团中最大的一股势力——山东豪杰。

而相对于李建成的政治影响力，宽简仁厚的性格，李元吉简直就是一无是处，据《新唐书》记载，“（元吉）性猜鸷，骄侈，多不法”，其行为早已为太子集团中许多忠贞、远见之士所不耻。

给予其恶谥，可能非但不会引起太子旧臣的不满，反而会迎合他们对李元吉的观感。正所谓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在他们中的一些人看来，正是由于这个齐王的存在，才让他们“正义”的行为遭到了失败。

为了迅速稳定朝局，安抚李建成的旧部和支持者，李世民才选择了相对温和的处理方式。而对于人人喊打的李元吉，李世民给予其恶谥，则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原太子旧臣过往行为的一种严厉谴责和警告。

有打有拉，区别对待，李世民释放出的政治信号，既会让太子旧臣产生分化，又会让那些真正有才能且没有多少恶迹的人真心归顺，一举两得，不可谓不高明。

以二人的性格而论，建成性宽简，世民好任侠，在不牵涉到皇位之争的情况下，长兄宽厚，幼弟豪爽，正是兄友弟恭最合适的性格，二人在李渊反隋前兄弟关系应该不差。

另外，在一些野史和笔记中，也有关于李世民与李建成儿时一起学习、玩耍的描述，虽然此类记载并非正史，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在年少时或许存在着比较深厚的兄弟情谊。

而李元吉则不同，虽然史书中说他为窦后所生，但《新唐书·李元吉传》中也同样记载着：“元吉生丑，窦皇后恶之，令妃嫔弃不乳。”

李元吉相貌丑陋，窦皇后不但不喜欢他，甚至让妃嫔们不给他哺乳。

众多野史中说他不是窦后所生，与李世民争功押醋，并非空穴来风。

如果说李建成能和李元吉打成一片有拉拢利用因素的话，那李世民对这位四弟一直没什么好感，则是顺理成章的了。

在政变成功后，李世民内心或许也存在着对亲情的一丝愧疚和复杂情感。对于李建成，他可能在权衡之后，选择保留一定的尊重，而对于李元吉则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心理负担。

作为一位文韬武略皆长，实同开国的帝王，李世民在功成名就之后，最在意的无非就是史书对自己的评价，他深知自己通过政变夺取皇位，这一行为在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中存在争议。如果再对李建成给予恶谥，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人们对他的负面评价，认为他过于残忍和无情。为了塑造自己开明、宽厚的君主形象，李世民需要在对待李建成身后事上表现出一定的大度和宽容。

而李元吉在“玄武门之变”中的角色和行为，使得李世民对他的态度更为严厉。李元吉在兄弟之间的斗争中表现得更为激进和恶劣，多次试图从肉体上消灭李世民，手段决绝，若非李建成倾向于“顺守”的策略，李世民很有可能会被李元吉一通乱拳打死。

因此，李世民给予李元吉恶谥，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他过往行为的一种惩罚，容易被世人谅解。

通过相对温和地对待李建成，拉拢和安抚一部分中立或倾向李建成的势力；而对李元吉给予恶谥，则是向那些曾经与李元吉勾结、不得人心的顽固分子表达绝不妥协的态度。这有利于争取民心，争取原太子阵营中正义的力量。

综上所述，李世民给李元吉恶谥，却拒绝给李建成恶谥，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包括政治稳定、亲情因素、自身形象以及政治策略等。这一决策反映了李世民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权衡利弊、谋求长远发展的智慧和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