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赵匡胤曾任后周归德军节度使，归德军治所在宋州（今河南商丘），故定国号为宋，仍定都开封。

除了北边还有黄河，属于天险以外，开封所处的地理位置基本上是易攻难守，故而直到宋太祖晚年，仍有迁都之议。

开宝九年（976年），赵匡胤准备迁都洛阳，群臣力谏不便，太祖表示将来还要再迁都长安，理由是“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避开其弟在开封形成的势力集团）。

赵光义谏曰：“在德不在险。”赵匡胤默然良久，最终放弃了迁都的打算，但说：“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确实，从军事地理学上看，定都开封的先天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它势必要求有重兵拱卫京畿，造成守内虛外的结果，后来宋之澶渊之盟、靖康之变，也都与开封四战之地的地理条件息息相关。

而关中四塞之地，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易守难攻，长安作为从秦朝始一千多年的王霸之所，应该是最合适的建都之地。

那么，赵匡胤在建宋之初，为何放弃了易守难攻的长安，而选择将都城定在四处漏风的开封呢？

实际上，这一决策的背后蕴含着多重复杂的因素，汇总起来主要有五点——

自西晋八王之乱以来，北方战乱频繁，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长安更是多次易手，这也是杨坚虽建都长安，杨广却要营建东都洛阳的原因之一。

南方经济则得到了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尤其是司马睿衣冠南渡之后。

而开封地处中原腹地，又位于大运河的咽喉位置，交通十分便利，特别是其漕运网络发达。

赵匡胤就曾在吴越献宝犀带时说：“我有三条宝带，一是汴河，一是惠民河，一是五丈河”（开封位于汴河、五丈河、蔡河交汇处）。

首当其冲的汴河就是连通大运河以专运江南漕粮的。

据宋人张方平所载，五丈河每年往开封运粮六十二万石，蔡河每年输粮六十万石，汴河每年更是运粮达六百万石。

通过汴河等水系，北宋就能够较为便捷地将江南丰富的粮食和物资运往开封，满足都城庞大的人口和官僚机构的需求。

相比之下，长安虽然在历史上曾是繁华的大都市，但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其漕运条件逐渐恶化，运输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

晚唐以来国家财政主要仰赖江南经济，而江南漕粮能够顺抵开封，却难到洛阳，更难到长安。

所以，在经济因素的驱动下，开封就成了更能保障物资供应和经济稳定的首选。

五代除后唐建都洛阳，其他四朝，后梁、后晋、后汉、后周皆都开封。开封已经积累了较为完善的政治设施和管理经验。

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继承了后周在开封的政治遗产，包括宫殿、官署、城池、人才等。

可以说赵氏的统治基础主要就在开封一带，再加上开封的政治格局相对稳定，定都开封有利于北宋迅速巩固自己的统治。

再说，选择开封作为都城可以节省大量的建设成本和时间，迅速建立起稳定的政治秩序。而长安在经历了唐末的战乱和破坏后，政治设施损毁严重，重建工作艰巨且充满不确定性。

此外，开封作为前朝的都城，也具有一定的历史传承和象征意义，对于巩固新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

赵匡胤建立宋朝时，面临着来自北方契丹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开封地处中原，地势平坦开阔，有利于军队的集结和调动，可以更迅速地应对北方的军事压力。

同时，开封周边的陆路交通发达，能够快速地向各个方向输送兵力和物资。尽管长安具有天然的地理防御优势，但在当时的军事格局下，开封的战略位置更便于宋朝进行积极的进攻部署。

虽然两宋积弱让人不耻，但在王朝初年，显然更加倾向于进攻，赵匡胤就不说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即便高梁河车神在继位之初，也是积极向北发展的，直到在幽州城下碰了个灰头土脸，才开始了保守绥靖策略。

宋太祖无疑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和果断决策能力的君主。他深知建立一个稳定、繁荣的王朝需要迅速整合各方资源，加强中央集权。

而开封地理位置居中，便于他对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进行有效的掌控和管理，尤其是相对于，与南方经济中心和北方军事重镇都较为偏远的长安而言。

另外，赵匡胤还渴望通过集中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于开封，推行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消除藩镇割据的隐患，实现国家的统一和长治久安。

这种积极进取的政治抱负促使他选择了更有利于中央集权和改革推行的开封。

开封在中唐时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文化繁荣、人口众多的城市，这里汇聚了来自各地的人才、商人和工匠，形成了多元且包容的社会文化氛围。

相比之下，长安在战乱后，人口流失严重，文化氛围相对落后。赵匡胤选择开封作为都城，也是考虑到了其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活跃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推动宋朝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

综上所述，赵匡胤建都开封而非长安是综合考虑了地理位置、漕运优势、城市基础以及政治、经济和战略等各方面因素的结果。这一决策在宋朝初期确实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在后期的历史进程中，开封的地理防御弱点逐渐暴露，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选择定都开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