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开场白》
往期回顾：刘擎——为什么要关心哲学？
在现代社会中，相较于传统生活，个人的选择一方面有很多自由，一方面有很大的负担。这时候我们会想到一个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他在20世纪中叶非常有名。在哲学专业上，他并不是第一流的哲学家，但他的有些观点非常有影响。
比如，他认为“人是自由的”。什么意思？人的存在和物的存在是两种不同的存在。以一个杯子为例，他说杯子的存在是“自在的存在”。杯子的本质就是杯子本身，它自己不得不是杯子，它的本质无可改变。你把杯子打碎了，它仍然是个碎杯子。它自己也不能把自己打碎，它是凝固的、不变的。
而人的存在是“不断成为的存在”，也就是萨特所说“自为的存在”。人的本质是变化的。因为一开始，人作为意识的存在，是一个虚空，需要不断地被填满。你所填充的内容是会变化的，而且你不能不变化。正因为此，人必须做出选择，为此去行动，并且承担行动的后果。你总是要选择自己成为什么，你想成为什么就成为什么。萨特的意思是说，你总可以不是现在的样子。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有一个军官叫艾希曼，他参加了所谓的对犹太人的终极解决方案，是执行犹太人大屠杀方案的主要负责者。“二战”以后他逃到了南美的阿根廷。1960年，以色列特工找到了潜逃的艾希曼，将他带回耶路撒冷进行审判。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为此专门写过一本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在审判中，艾希曼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我是一个军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我们没有选择，军人哪有什么自由？
萨特对此怎么回答？萨特说：“不，你可以有三个选择。第一，你可以做叛军；第二，你可以当逃兵；第三，你可以选择自杀。这三个选择都有人做过。你说我不能选择，那是你不愿意选择；你说我就是不选择，那就是你选择了不选择。”
萨特非常强地突出了“选择”的自由，他认为人在存在论的结构当中，具有巨大的选择的自由。这给我们一种鼓舞，好像我们总是有机会成为不一样的人，总是有可能过不一样的生活。
所以现代社会一方面给了我们在原则上、法理上不受阻止的巨大的选择空间，但另外一方面，它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负担是什么呢？
第一，是判断的负担。如果做出新的选择——选择过另外一种生活，选择成为另外一种人，这个选择的好坏对错，我们没有把握。因为好坏对错，它需要一个判断的标准，这个标准在传统社会是由宗教、习俗提供的，现在这些都不太起作用了，所以判断的负担落到了我们个人身上。
第二，选择另外的生活，成为另外的人，是需要有能力的，有条件的。我们不一定具备这样的能力和条件。
所以现在的人会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一方面很自由，有很多选择，“太爽了”；另外一方面，选择的负担又很沉重，“太难了”。于是你就会从一个非常局部的、具体的感知，上升到对根本性问题的追问，而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哲学问题。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存在，我们仍然会发现在生活当中，有些人就是能够做到非常卓越的、了不起的改变，创造一个又一个励志的故事。
假如有人问萨特：“我是先天的残疾人，行动都有困难，你说我怎么是自由的呢？”萨特会怎么回答？他会说，是的，你是残疾人，这个事实无法改变，因为残疾的特征是你身体上“自在”的不可改变的因素。但是你做一个什么样的残疾人，你是有选择的；你怎么看待自己的残疾，用什么态度对待自己的残疾是大有不同的。你可以做一个哀怨消极的残疾人，也可以做一个奋进积极的残疾人，这取决于你的选择，你完全有自由来超越自己身体的残疾性。身残志不残并不是一个谎言，我们在残奥会上看看那些运动员就知道了。
我很喜欢一部电影，叫《我的左脚》，它是由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这个电影的主角身体残障到什么地步呢？他只有左脚是可以活动的，其他所有的肢体都是没有知觉的，但他有意识。最后这个人成了一名画家。
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接到这个片子以后，半年都只用自己的左脚，借助轮椅来生活。电影上来第一个镜头，就是他用左脚拿出一张唱片放到唱机上。到拍摄的最后，刘易斯自己甚至能够用左脚作画，而且他的画也真的放到了电影里面。
我们会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确有这样一种超凡的人（Extraordinary People）。他们如何成为可能？我知道，你们和我年轻的时候一样，每次听完一个精彩的演讲，很励志，很兴奋，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又变得非常现实主义，对不对？但是这些故事传达的精神，仍然会在你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记，在你沮丧的时候，低落的时候，它将鼓舞你未来的岁月。
这是哲学带给我们的思考，让我们发现积极的精神力量。这也是为什么要关心哲学的原因之一。
上面所讲的是关于自我。那么对于他者，我们怎么理解呢？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是可能的吗？这就是哲学上著名的“他心问题”（Other’s Mind）——人家的脑子和我的脑子，是两个脑子。这个命题最早是由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提出的。
他有一篇论文是讲蝙蝠的。蝙蝠其实没有眼睛，没有视觉系统，它是靠声呐的返回来确定方位，来引导自己的飞行轨迹。托马斯·内格尔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知道了这些以后，我们能够想象一只蝙蝠的生活吗？”
类比于此，我们的宠物和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能否想象、理解呢？更进一步，这个疑问涉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和另外一个头脑或者另外一个心灵，真的能够相互理解吗？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在六十岁的时候，发表了他最重要的著作《真理与方法》，里面谈到这个问题。当然，他最早不是在讲人和人之间的理解，他在讲经典文献如何阐释。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域”（Horizon），我们有可能去理解他人所在的视域吗？如果不能获得他人的视域，又如何能理解他们的著作是在说什么？
在理论上，人和人之间好像是不能够理解的，但有的时候又好像是能够理解的，是心灵相通的，甚至有很高的默契，这是怎么回事？
他在书中也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大概意思是，我们并不需要完全放弃自己的视域，我们可以进入一个新的视域，叫作“融合视域”。将两个视域融合起来，就建立了一个桥梁，把“你”和“我”之间关联起来了。
他在六十岁时才写出这样的名著。这样伟大的学者在告诉我们什么：你不用特别着急。其实人的生活不在于你走得有多早，而在于你走得有多远。重要的是你自己的轨道和自己的发展，你在什么时候走出一个成功的人生，而且这个成功未必要以等级、数字来标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