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三居其一》王湘穗
人是社会生物，人们通过彼此间的交流形成社会，交流使我们成为人类。根据DNA分析建立的分子人类学，创立了东非女孩露西的后代走出非洲、开枝散叶遍布全球的人类“单一起源”假说；而另一些考古学家则根据化石体现的体质特征、石器的制作方法，提出了“多区进化”理论。目前的考古学数据，尚不足以证实或推翻这两种理论。我们仅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为据，分布在各地的人类彼此间存在着长期交往、相互交流与交融的历史。这是一个绵延万年、不绝如缕的进程。人类共同体的聚散离合，如同悠长韵律潜隐其中。
早期的人类文明，或亮或暗，星斗般点缀着历史的夜空。据考古，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了迄今最早的稻作遗址，通过碳-14检测，距今已有1.4万年；在江西万年、广东英德等地也发现了距今一万年的稻作遗迹；在黄河流域的仰韶发现了最早的农业遗迹，距今8000年的裴李岗、磁山出土了确切的农业遗存。在磁山遗址的窑穴中有达两米厚、约十万斤的粮食堆积，还发现了大量被食用后的家畜骨胳。通过在湖南城头山和浙江良渚的考古，人们发现了人类最早筑建王城的遗迹。据威廉·麦克尼尔的《世界史》记载，公元前7000年，定居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人们已经在培植作物和驯养动物，并建设了从事贸易活动的杰里科城。近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土耳其东南部的赛米遗址，发现了距今10400年的养殖业遗迹。
据许倬云先生的看法，农业起源于山地，兴盛于河流的冲积平原。人类发展起农牧业，就可定居一地，有余力做些启发心智的活动，这时便出现了所谓的文化。当人们在聚居和固定食物来源的基础上，能够做抽象思考的时候，文明就出现了。农业的扩张，产生了许多定居的村落。因开垦土地和兴修水利的需要，促进了不同村落间的合作，导致出现了超越村落的聚落群，进而逐步发展出层级化的中心聚落，直至出现具有复杂社会结构的城市。[1]
从公元前3500年起，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印度河、黄河和长江等四个不同区域出现了大规模的人类共同体，形成了彼此间有广泛联系的河谷文明时代。[2] 苏美尔楔形文字、贾湖契刻、大汶口陶文与殷墟甲骨文、埃及纸草文字分别记录了当时各地的文明发展史。
从考古的农业遗存分析，在长江流域的稻作、黄河流域的粟黍稷、两河流域的麦类耕作之间，并没有发现文化传播的亲缘关系。中国与两河流域的栽培作物有很大区别，应属于各自发生的“农业革命”。然而，在黄河文明与长江这个东亚地区的“大两河文明”之间，却有大量历史遗迹证明彼此存在着广泛的互动：中国筑城的历史需求，就源于王湾文化期的海岱区与江汉区、龙山文化期华夏与东夷间的紧张关系。在两河文化和埃及等周边文化之间，也存在着广大区域的多元互动。正因此，有学者指出人类的全球化历史已有5000年之久。[3]
生产与交换是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共同基础。[4] 人类之间通过交往合作、逐步交融，体现了社会发展的一种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从血亲氏族开始，由部落、村社、市镇、城市、王国、国家，由近及远、从小变大、从疏离变密切、进而相互融合，直至发展为覆盖全球、组成人类共同体的历程。所谓的全球化，本质上是人类共同体的全球化，是人类由分而聚、逐步实现共时性相互作用的过程。全球化就像一条河流，多文明的汇聚与交融构成了历史长河的主体运动。
凡大文明，一定要有广阔的成长空间，足以容纳多种文明的汇聚；同时要经历诸多文明之间“打破你我，用水调和，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5]式的融合过程。
从大历史角度看，人类自诞生起，就或急或缓、或直行或迂回地行进在通往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道路上，如今已经达到以主权国家为人类共同体基本单元的阶段。虽然，各个不同文明板块都曾经历过类似的历史过程，但能够真正从文明进化的初阶晋级，进化到区域一统的阶段，却只有少数文明能够企及。而中华文明则是其中之一。
中国经夏商周三代更迭，春秋战国失序，到秦一统天下，构成了中华文明发展的早期演进史。秦朝的历史贡献，在于用统一制度来治理巨大的地理空间，从而建立大一统的社会框架，成功地降低交易和治理成本，避免内部战争消耗社会财富，为广阔地域的长期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诚如一位欧盟官员所言，欧盟今天所做的一切，实际上就是秦始皇2000年前在中国已经完成的事。[6] 全球化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全球化亦如恢恢天网，先祖早年没有完成的事，后代迟早还得补上。
农耕主导的时代
早期人类维持生存的方式，主要是靠采集与狩猎。这两种方式太过依赖于大自然，一旦气候变化或人口繁衍多了便难以为继。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发现，有些植物和动物可以驯化，种植和养殖能带来更加丰富和稳定的食物来源，农牧业便逐渐产生。人类文明抬升的第一台阶，就是从采集食物到生产食物，以农牧业生产去缓解人类的食物难题。
在自然环境和古代技术条件下，农业生产的剩余为人口的繁衍和文明的积累奠定了物质基础。当温饱有余，就会出现专业化分工和阶级，物产的增加导致广泛交换，较以往更复杂的社会组织和更高的文明也随之产生。
不同于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居，农业文明是定居文明。城市，则是定居文明高度发展的标志。
从人们集聚在从事农业的村邑开始，公共权力就开始出现，建设都市更是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复杂社会活动，这便催生了行使管理职能的公共权力。早期都邑或城市往往就是王权诞生地，合法垄断一个地域内的暴力，国家的漫长演进就从这里开启。
迄今，学界尚没有公认的国家定义。但被学者们广泛接受的看法是摩根索-恩格斯的学说和韦伯的定义，而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把“公共权力”作为国家标志的认定。 [7]定居文明更容易发展出“公共权力”，建立起广域治理的秩序。
不止如此，农业生产要以年度为周期进行精耕细作，其间离不开人们之间的协作与分工，也增加了产品和交换彼此产品的需求。作为频繁而持续的固定交换场所，市场是市镇的组成部分，也是农业经济的附带产物。随着农业的发展，人们的社会活动也逐渐扩大，由部落到地区，形成一个个大小各异的国家，乃至出现统治着广袤地域的帝国。
距今数千年之前，在两河流域、尼罗河、印度河和长江—黄河流域出现了定居农业，形成了以农业文明为特征的中心地带。这些农业文明的中心，在相当长时间里有远较其他文明更多的人口、更为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因而成为当时全球化进程的主导者。尤其是那些拥有庞大水利系统、以农为本的国家，比游牧文明具有更稳定的经济基础，能够维持更多的人口和积累更多财富，在文明传承上也更具有连续性和建设性。居于强势地位的农业国家和民族不断征服或同化其他非农业国家和民族，使农业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占据了主体地位。按照张文木的看法，此时出现了“农业全球化”的过程。 [8]
在农业经济体中，市场居于社会的从属地位，商业只是主体经济的补充。远程贸易的规模和影响力受到交通工具的局限，这决定了主要从事贸易的民族和国家在农耕时代的边缘地位。具有机动性优势的游牧民族在人口规模上无法与农耕国家相比，即便其凭借机动性的军事优势占领并统治广袤土地和人口，也会被拥有更多人口、更高生产力水平、也更加稳定的农耕文明所改造、同化。那些在短时期占据军事优势的游牧民族，更像是农耕文明的伴生物，宛如划过天空的流星，无法长期主导历史的走势。
农耕主导的时代，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为重要的一环，它绵延数千年，是人类全球化进程中最悠久的部分。形态各异的文明既独立发展，又相互交流、碰撞、融合，在社会组织形式、经济、政治、宗教、文化、艺术等各领域，都创造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灿烂辉煌的成果。虽然从今天的眼光看，这个时代进步缓慢甚至有几分沉闷，但是其发展的步伐却稳健而厚重。
[1] 许倬云：《万古江河》，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8页。
[2] 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王晋新、宋保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第40页。
[3]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威廉·H.麦克内尔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包括他和沃勒斯坦、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吉尔斯等人在内的许多学者都一致认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时期都存在着一种跨文明的实体——可以不那么严谨地称之为“世界体系”。 见《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一书序，第1页。据《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的看法，在2.5万年前,存在着一个中华文明全球性开拓期——大九洲时代。见该书，第210页。
[4] 麦克尼尔和柄谷行人等人十分重视交流与交换对人类的作用。柄谷行人在《世界史的构造》中提出，应该从交换样式的角度去观察世界史的构造。
[5] 见元代《我侬词》。西王母与黄帝的传说。
[6] 平与普罗迪的对话。
[7] 参见：谢维扬：《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先秦、秦汉史》2011年第3期；易建平：《文明与国家起源新解》，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第213期。
[8] 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注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