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三居其一》王湘穗
自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00年的一千年，是古典文明的鼎盛时期，从东到西，各大文明体都创造了辉煌的文化。这一时期欧亚大陆几大文明的往来，也从零星变得频繁。驼队马帮和船只，装载着东方的丝绸、香料、宝石，西方的玻璃器皿、纺织品、金属及货币，穿梭于陆路和海上，将欧亚大陆上的几大文明连接成一条不间断的文明地带。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全球化，过程缓慢但意义深远。与欧亚大陆相似，美洲大陆的墨西哥美洲文明中心和南美洲文明中心各自形成了都市网络体系。 [1]
此期间欧亚大陆上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现象，是秦汉与罗马两大帝国的东西并峙。雄踞南亚的印度，也是创造出重要文明的国家。这些大国虽没有直接接触，却相互知晓。丝绸之路是联结彼此的著名纽带，但并非唯一的通道。在中国北方，一条草原大道沿着内蒙古草原直达天山和乌拉岭，车马技术很可能就从此路传入中国；此外，还有一条经川、康、云南纵谷，通往缅甸、印度的西南丝道。与此同时，各帝国都各自建立了庞大的交通网络，中国以长安和荥阳为中心枢纽，联结成东西干线，南向有褒斜道和子午道，修建了覆盖帝国主要城市的道路网络。
在意大利全境“条条大路通罗马”，地中海是罗马帝国的内海，舟船往来，无远不届。
交通网络不仅将帝国的乡村与城市连接在一起，同时也把相距遥远的各个帝国间接联系起来。这些交通与经济网络不仅奠定了相互交流的基础，也铺就了文明多样性发展的途径，极大推进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若用超越“国家本位”的全球史观审视这段历史，以“社会空间”作为历史的基本单元，可以看到：丝绸西去，小麦东来，中国人开始接受小麦为主食，换取的葡萄、胡葱、西瓜也丰富了食品。
其后，汉攻匈奴，匈奴西迁中亚，建立贵霜王朝；东汉击溃匈奴，其残部西遁，400年后匈奴王阿提拉兵临罗马帝国；而中国则因西方疾病传入、东汉多发大疫，导致北方人口大减、经济重心南移，却也激发张仲景写出《伤寒论》，推动中医的划时代发展。而这一医疗体系，为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提供了重要保障。
贸易往来、物种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变化、跨文明战争等凡此种种超国家因素，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而长久的影响，起到了决定当代、辐射后世的历史作用。
广袤欧亚大陆上的不同文明之间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人类彼此交流的范围大大超越了早期文明的空间局限，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频度也更加密切，由此结成了紧密的文明网络体系。可以说，此时的欧亚非大陆出现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的高潮。
在公元五世纪前后，全球化的长河，拐了个弯。在草原游牧民族的袭扰下，亚洲和欧洲的主要文明国家纷纷陷入了动荡和战乱。亚欧大陆各文明体之间的接触大幅减弱乃至停滞，波澜壮阔的全球化进程开始出现了退潮。
其后的千年间，不同地域的文明自成体系，却又都在不断扩展着自己的活动空间，宗教和战争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通过战争、商贸、宗教传播和人员迁徙，不同文化在与其他文明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甚至是在相互冲突中向周边扩散。这一阶段的代表事件，是基督教在欧洲定于一尊、伊斯兰教在中东兴起和蒙古人横扫欧亚大陆。从马可·波罗生动的记录中人们可以知道，庞大的蒙古帝国虽然存在时间短暂，却打通了连接东西方的陆路与海路。还有一件在当时并未显示出重要性、却对未来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就是蒙古帝国推进了货币的白银本位制。
边缘地区的文明时常会挑战中心地带的主导文明，特别是在气候进入小冰期或受火山效应影响时，农耕文明的优势被自然因素所撼动，处于相对不利于游牧文明的地位，不同文明间的生存竞争就变得分外严酷。此时，更能经受内外冲击并适应变化的文明才能延续发展，否则便被吸纳融合，成为镶嵌于新文明之中的碎片。这种弱小与强大、边缘与中心、野蛮与文明的转化，组成历史的鲜活部分。
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的多样性 [2]，给历史进程带来消长律动，推动人类社会从疏离走向集聚、从隔绝走向连通。我们要看到人类社会中的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注重社会经济结构，也关注社会经济条件变化产生的影响，把世界当作一个不断变化的整体来认识和把握。 [3]
沃勒斯坦认为，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个世界性的帝国，甚至同时存在着“世界诸体系”（world-systems）。譬如印度洋体系、中华体系和地中海体系。在这些体系的不同帝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彼此间还进行着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当然，贸易品种和数量受到当时交通技术的限制，尚难以保持人们之间的频密交往。在1250~1350年期间，欧亚大陆上八个地区构成了相互关联的世界体系。
这些平行存在的“小世界”， 虽受交通工具的限制，在空间处于相对分离的状态，彼此间却保持着时断时续、相互影响的交往。全球化的历史长河，虽千回百转，却总是在向海奔流。
西方：从海洋兴起
发现大西洋航线之前，傍倚着大西洋“黑暗之海”的欧洲，是亚欧大陆上的远西。[5]东方——主要是中国与印度，是世界上最富庶之地。连接东西方的是中东地区——是亚非欧大陆的十字路口，扼守“七海之地”的枢纽。[6]
公元6世纪，伊斯兰教兴起。此后几百年间，阿拉伯人数次建立了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自罗马帝国衰落之后，欧洲陷入了漫长的“黑暗时代”，查理曼大帝统一西欧的事业也归于失败。十字军的东征，打开了欧洲人的封闭视野，也开辟了商业机会，欧洲的农业、采矿业开始恢复，集市贸易开始活跃。在12~13世纪，欧洲出现了几个举办香槟集市的城市群，并逐步形成了数个商业中心。资本主义的幼苗，开始在意大利城邦和沿海港口地区悄悄地生长。由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组成的四边形地区成了资本主义的最早苗圃。[7]
1453年，奥斯曼帝国夺取君士坦丁堡，进而获得了对爱琴海、黑海和地中海的海上商业控制。中东作为亚欧大陆的腹心，成为联结亚欧贸易网络的枢纽。威尼斯等意大利城邦则是通过与伊斯兰地区的贸易，通过与奥斯曼帝国建立良好关系获得的贸易特权，才得以维持其在欧洲商业领域的权威。[8]
穷则思变。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处于地中海世界的边缘地带。地少人多、缺钱少粮的生存压力和长子继承制度，迫使小王子和小贵族必须外出谋生。[9]对热那亚城邦来说，威尼斯垄断了欧洲向东的贸易线路，迫使他们的金钱和水手只能向西寻求突破，寻找通往东方的大西洋航线。共同的困境，将热那亚城邦的金融资本与伊比利亚半岛国家的王权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热那亚-伊比利亚综合体。热那亚的城邦资本滋养了十字军精神，确保了伊比利亚人在宗教热忱下能够不计成本地犯险扩张；而伊比利亚半岛的王国，则是西欧最早建立起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民族国家，中央集权制度使葡萄牙能够集中国家资源和力量，向海洋拓展发展航海业。
1419年，亨利亲王被任命为葡萄牙南部阿尔加维地区的总督。他创办起航海学院，网罗各国地学家、地图绘制家，广泛收集地理、气象、信风、海流、造船、航海等种种文献资料，改进指南针、象限仪、横标仪，制作新的航海仪器等。1440年，亨利造出了多桅三角帆船，它使船舶在逆风情况下只需要调整帆的角度也能行驶，这种船轻便灵活速度快，适宜在大西洋上航行。亨利组织的航海活动，得到了葡萄牙国家的全力支持。国王把马德拉群岛1/5的税收作为航海基金，授予亨利航海与贸易垄断权，免除航海所得收益的一切税金；建造100吨以上船只还可以从皇家森林免费得到木材，任何材料都可以免税进口。在国家有组织的航海活动中，葡萄牙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流的船队，成了欧洲的航海中心。1444年，亨利组织了以掠夺奴隶为目的的航行，一次带回来235名奴隶，并通过公开出售换取收益，从此开启了欧洲400年的奴隶贸易。此后，探险、殖民与奴隶贸易就成为葡萄牙人进行海上航行三位一体的目标。
通过上百年探索，葡萄牙人开辟了从波罗的海沿岸到伦敦，从马格里布、摩洛哥到几内亚湾的多条以谷物贸易为主的海上航线；此外，还开发了马德拉群岛、佛得角群岛和亚速尔群岛航线，这些通往大西洋的南部航线主要从事黄金与奴隶贸易，以及与之相关的种植园生产和蔗糖贸易。从1444年开始，奴隶贸易成为“葡萄牙所有大发现与殖民活动的支柱”，其价值超过了战争与掠夺。[10]伊比利亚人在马德拉群岛、加那利群岛和西非海岸之间，构建起了“掳掠—贸易”的产业链：在西非掳掠奴隶，用奴隶在马德拉群岛、加那利群岛上劳动，种植甘蔗和制糖[11]，再通过贸易获得海盐、象牙、孔雀石、胡椒等资源，以交换更多的黄金。
意大利城邦资本与伊比利亚半岛国家的结合，使得在大西洋非洲沿海地区的航海活动产生了大量的财富，创造了把海外探险活动与殖民和奴隶贸易结合为一体的生产方式——一种有利可图的资本积累模式。[12]而这正是早期主要的资本积累方式。
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1498年，达·伽玛到达印度；1521年，麦哲伦从欧洲人的视角发现太平洋。1498年，达·伽玛完成了到达印度的首次航行，运回葡萄牙的香料、丝绸和象牙，使此次航行的纯利润达到航行成本的60倍。这一系列的航海活动，被后人称为“大航海时代”。
通常所言，大航海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进行的海上探险活动，其目标是要寻找通向亚洲的新航路；而实际的情况是，伊比利亚人通过对所谓“无主之地”的占有、掠夺殖民地和贩卖奴隶，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在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人将非洲奴隶运往大西洋上的殖民地和美洲，把美洲的白银运往亚洲，再把亚洲的商品和黄金运往欧洲，经过对殖民地数百年的劫掠，欧洲积累起了大量财富，完成了资本主义所需的原始积累，建立起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
人类大规模进入海洋的航海活动，是资本主义得以生长的命脉。从那时起，海洋不再是天堑，而是连接各大陆的便捷通道，甚至是可以带来巨大收益的聚宝盆。随着海路的开拓，世界经济活动的重心从大陆转到了海上，全球各主要地区的经济活动突破了区域性内部循环网络，开始围绕着一个大三角在运行：欧洲人把非洲的奴隶运往美洲，再把美洲白银运往欧洲和亚洲，以换取亚洲商品再运回欧洲。这是欧洲人发现的一种可以让资本不断增值的生产方式。这种方式不需要春耕秋收，甚至也不依赖于凶险难卜的长途贩运，其核心就是以贵金属为载体、以海运为渠道的全球资本流动。伊比利亚人把海洋那边的美洲贵金属运到了欧洲，改变了欧亚大陆数千年的财富和力量的格局。
如果说，东方文明的崛起，主要靠农耕经济；那么，西方的崛起，则主要依靠把海洋天堑变成通途。“大洋航道”的开启[13]，特别是出现了可以进行大宗商品运输的船舶，原本处于不同大陆上的世界各经济体可以超越海洋的阻隔，而受制艰难路途的大陆国家也有了新的通途，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经济网络。
世界逐步从大陆时代进入了海洋时代，西方从此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