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一夜长大》尼格买提
这段比赛经历最大的馈赠应该就是和董丽萍师姐的相识。现在董师姐是央视中文国际频道的新闻播音员，但那场大赛之前，她一直在一家公司里兼职。印象中是大赛给了她在北京电视台实习的机会，而因时间冲撞，她不得不辞去在那家公司的工作。老板给她的要求是：走可以，但得找个人替你。
师姐说：你去吧。
工作的地点在中央电视塔，和央视一字之差，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有人问你在哪工作，你就说中央电视T，让他尽管去猜，哪个“替”。可能很多人都难以想象在一座高耸的尖塔内，居然有那么多的设施和企业，比如顶层的旋转餐厅，比如地下的电器商场，还有位于塔中的我们。那时的我已经被各种大赛和面试削平了棱角，大概已经认清了所有这些过程的本质，更看清了自己到底有多少分量，所以在移动电视的日子并没有太多躁动，唯一祈愿的就是在这里不出问题，好好干下去。
常规节目以新闻为主，从一早的晨间新闻，到夜里的晚间播报，贯穿一整天。但总归不是大体量的公司，无法做到每一整点的直播，所以往往都是这个点直播，下个点重播。大四基本没课了，我也有充裕的时间去上班。每一天，我从北京最东头的传媒大学出发，坐上728路公交车，一路横穿北京城，经过王府井、天安门广场、西单、军博、中央电视台……这一路上，有座了，我就通常坐在车里右侧的座位，天气好的时候，映着蓝天白云，天安门城楼格外的美，而车刚过军博时，抬头看去，央视那高高的蓝色大楼，那么近，却又那么遥远。
最后到达很西边的公主坟，从庞大的新兴桥下走过，一路向北，走向新一天的工作。
在移动电视实习的那些日子，我怕是永远不会忘记，它印证着我青涩时的执着，也映照着我成长后的泰然。
那一年的某一天，北京秋高气爽。当直播结束，我坐在公交车上，摇摇晃晃一路回学校，却未曾像同路人一般昏昏欲睡。上车第一件事情，是看公交车上的电视屏幕。只要电视开着就有戏。如果上早班，我通常从清早直播到中午那档，播完下班。上了公交车是下午1点，正好开始重播12点的新闻。起初我还有些羞涩不敢直视，生怕别人认出来会指着我说这孩子不就是电视上那个吗？怎么还自己个儿看自己个儿呢？但残酷的是，从来都是全车厢里，只有我，会抬起头默默地看着那一小方荧屏。车上的其他人，或是目视前方面无表情，或是望向窗外若有所想，就是没有一个人，哪怕偶尔抬头看一眼，看看这电视上都在放着什么。
就这么来来回回，每天上班下班，车上有时无声，有时嘈杂，但唯一不变的是，那台移动电视，永远是那么安静。公交上信号没有那么好，车上的广播还要报站，在大部分的时间里，电视里只有画面，没有一丝声响。所以也难怪乘客从不注意，就算偶然抬头一瞥，只有我在画面里，说着无声的语言。
那时候，移动电视还没有进地铁，在我毕业以前，它就那么一直在公交车上无人察觉地播出了一期又一期。而我就那样从五味杂陈的心情，慢慢习惯也不再介意，只是仍旧独自一人看了一次又一次。
到现在，移动电视还在北京这个偌大的城市里存在着，在每日繁忙依旧的公交车和地铁上播出。离开移动电视很多年了，有时怕堵车会坐几趟地铁，移动电视的信号看上去没太大改进，在站与站之间因信号弱，主持人脸上铺满了马赛克。
屏幕上的那个人也许像当年的我一样，正坐在此列地铁的某一节车厢里，满怀期待等着看自己上一段新闻的重播。他更渴望着旁人关注的目光。这样的目光，哪怕只有一对一双，对于年轻的主持人来说，甘之如饴。
那段奔波于北京东西两头的经历带给我很多，甚至比眼前的各种舞台都还要受用的经验。那时候几乎不会有一家专业电视台会给一个大三的学生直播的机会。直播这事儿真的很练人，它约等于你大学所学所有知识的总和（前提是扎实的专业基础，否则一切也白搭），这种飞跃相当于把一个工人学徒一下拉到了高科技的现代工厂，一切都是新鲜的挑战。起初必是手足无措，但提升的速度是飞快的。一边播着新闻，一边算着时间，耳朵里听着导播的指令，眼睛里还要释放出轻松的神色，久而久之，手眼身脑嘴形成默契的肌肉配合，之后你才能把灵魂注入进去。
前段时间《新闻联播》的几位主播来《开门大吉》答题闯关，我看到他们感慨颇深，要知道在我的学生时代，海霞、康辉第一次出现在晚间新闻里，我惊讶于原来新闻还可以这么播：落落大方面带浅笑，两手不再是僵硬地放在桌上，而是一手抵着桌边，一手轻抚稿子。连肩膀不平齐，略带倾斜的坐姿看着都舒服极了。播读新闻稿的同时脑袋频频晃动，最重要的是声音和语态，似乎他们此刻，在我眼前，只对我一个人说着话。
我告诉海霞、康辉两位，我当年就是看了他们的播音，才立志要当一名新闻主播，甚至寒暑假在家看新闻时，我雷打不动的一个习惯就是跟着播音员念诵出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反复练习。我的终极梦想便是有朝一日能坐镇新闻主播台，哪怕活得日夜颠倒，生死疲劳。
所以在移动电视播新闻时，我就是以植根在我体内的他们的风格，作为对自己的要求。最要命的是我居然也习惯了播完稿件最后一个字之后，头和眼神自然摇向右边，那里有监视器。这动作帅极了，你大概也能看出来，我是借此在显示自己的自信和松弛。这个过程我在宿舍里反复练习，直到整个过程行云流水，让人看来这位主播胸有成竹，心里有底。
心里有底这件事，不是看几页教科书就能心领神会的，它需要时间，需要不经意间的长期积累。无数次的重复过后，当有一天你自己舒服了，观众也就舒服了；你自在了，你的播报也就解放了。
在移动电视的这段经历给我最宝贵的收获，是面对镜头时的坦然。甚至更多时候要学会把镜头当做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看待。如何对着冰冷的镜头说“人话”？这事乍听起来是句废话，但当它真的成为一份工作，未来数年的日子里，你将终日面对着一圈黑洞投入感情，你就知道将它一以贯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对象感有多重要呢？
在校园里主持任何活动，下面都是满满一个礼堂的观众，所谓“对象感”只会多得让你喘不过气来，但所有热爱舞台的人都知道，没有比面对无数双期待的眼神和频频点头的观众，更让一个说话者兴奋和过瘾的事了。说话者只要和观众的气场接上了，连通了，彼此之间的默契就能迅速建立起来。这时候对象感其实是相互的，它就像一缕温度刚刚好的气流绕着整个会场流淌，观众的反应给你足够的信心，哪怕上场前大脑一片空白，只要你一张嘴，就根本停不下来。所以至今我最热爱的永远是全国各地各个大学的礼堂，和那里的同学们，他们简单、纯粹、不装、不世故，像海绵，渴望交流、吸收。好的观众难能可贵，他们会让自己变得更饱满，更有趣。
但是彼时，情况有所不同。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坐落于北京西三环中央电视塔内一间小小的演播室里，少年面对着孤独的镜头，摄像大哥通常也都是把机器架好后就不见人影了，他确实也没必要守在那里浪费时间，但我唯一可以面对的人类，也就只有他了啊。所以现在你们该充分理解我想要表达的意思，也能更好地体会一个主持人被剥夺了观众后，激情全靠一口仙气的感觉了吧。想象在你的面前，穿过镜头，有千万双眼睛在看着你，等待你张口说出第一句话，他们会对你的语言有所反应，只是你看不见而已，他们竖起耳朵等待你磁性的嗓音穿过他们的耳膜，等待今天的头条新闻，和此刻北二环的车况以及西直门桥下的拥堵程度，你只要张口，全世界都在听。来，张嘴，说：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移动电视新闻资讯，先来看第一条……”
这种想象力，对我很重要，因为我知道在现实里的这一刻，在北京的公交车上，随着车子晃晃悠悠的乘客们，几乎不会留心我的存在。
原来所谓对象感这件事，不仅是一种想象，更是一种信仰，而已。
我一定要被看见吗？如果我一直都是这样一个没有人看见的主持人，我的价值在哪里？我还要继续这样一份工作吗？没有对象感和没有观众，是两件完全不同，又彼此关联的事。没有观众并不阻碍创造对象感；但没有对象感，注定难以获得观众。
前段时间，因疫情暂缓，我们恢复了录像，但为防控需要，现场无法有观众参与。习惯了在成百上千的观众欢呼掌声中出场，我和朱迅都有些担忧，没观众冷场怎么办？尴尬怎么对付？然而音乐响起，我们如常出场，因离开此方舞台太久，我们多少都有些动情，一段情绪饱满的开场白过后，我们走下台。相互对视一眼，发现彼此的眼中都有泪光，太久没录像了，太久没见过观众了，但除此之外，我们共同的感受是：这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依然激情、火热、从容、松弛。我想，最重要的便是，经过多年与观众的相处，他们早已植根在我们体内和意识深处，不是假装有观众，而是他们就在那里，并非假装有对象感，而是对象早化在心里。
回到那时的我，还远未把观众装进意识深处，只是急于被无数南来北往的眼睛发现和关注。别急，也许就是在这偌大的城市里，在哪一节车厢，哪一辆公交车中，也许恰好就有那么一双眼睛看到了你，记住了你。他可能改变不了什么，但只要有人看见，那这一双眼睛，就是对象，就是观众，都算数。
学校里的一次小小的活动，站在了小礼堂的舞台上，继而大礼堂台阶也在眼前徐徐延展，你永远无法知道，坐在台下的哪一位观众记住了你，进而在某一场比赛的名单里，赫然出现了你的名字。也许一次次的尝试都失败过，但人与人之间的际缘在你茫然不知时，默默接合、通电，你的形象和声音便出现在一个你从未想过的屏幕上，它兴许和你期盼的大平台相去甚远，但在千万双眼睛的注视下，可能冥冥中，就有一道视线将你定格、抓住。
然后，电话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