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人来说，都不会忘记“严打”斗争，当时猖獗而泛滥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高干子弟犯罪，令党中央忍无可忍，中央于是决心运用重典，整饬社会风气，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

邓小平

1986年的“陈小蒙、胡晓阳流氓强奸集团”案就是一个高干子弟犯罪的典型案例，今天帝哥就来说说这个案子。

陈小蒙的父亲陈其五，早年曾考入清华大学，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他在建国后长期从事理论宣传工作，官至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晓阳的父亲胡立教是一位老红军，在80年代出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是上海市的第三号人物。陈小蒙和胡晓阳是货真价实的高干子弟。

1977年恢复高考后，陈小蒙靠着父亲的庇佑，进入华东师范大学读书，他在大学期间曾以给一名港商介绍“生意”为名，受贿了一辆自行车，最后被学校严肃批评。1982年，陈小蒙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局工作，他却拒不报到上班，还通过种种关系，到《民主与法制》杂志当上了记者。胡晓阳也是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但靠着父亲的关系，被安排到深圳大学《世界建筑导报》当了记者。

陈小蒙、胡晓阳的记者身份和高干子弟的社会地位，为他们广泛地结识三教九流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他们很快认识了一帮狐朋狗友，在这些狐朋狗友的影响下，陈小蒙和胡晓阳悄然“顿悟”。陈小蒙后来回忆说：

我以前的30多年太傻了，活得太清高，太没味了，算是白活了，像那帮子朋友的寻欢作乐才是现代人的生活，我也要过这种生活。我认为“性解放”毕竟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必由之路，中国人头脑中的封建意识，已跟不上世界潮流的发展。

陈其五

从1981年至1984年，陈小蒙、胡晓阳等人经常收纠合在一起，他们以跳舞、帮助调动工作等名义，将认识的女青年诱骗到家中，然后结伙或单独进行犯罪活动。陈小蒙的住处在市里的幽静街区，每当夜幕降临，这里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淫窝”。

陈小蒙将自己的犯罪活动叫做“就地正法”，如果有女青年敢呼喊或反抗，他就会恶狠狠地威胁说：“到这里来的女的，没有一个逃得脱的。你要告吗？这里的人个个来头都硬得很！”

陈小蒙之所以敢如此蔑视法律、肆无忌惮，正在于他自认为有着高干父亲的庇护，他后来在《我的亲笔供词》中写道：

我为什么敢这样？这与我头脑中的优越感有关，总觉得公安局不会来抓我。公安局总要照顾父母的面子，平民百姓和我们打官司总归打不赢，公安局不会相信这些人的话。

“严打”中被判刑的犯罪分子

1985年，陈小蒙、胡晓阳等人先后被公安机关抓获。据调查，陈小蒙共轮奸妇女2名，强奸妇女2名，帮助胡晓阳强奸妇女1名（未遂），并以流氓手段奸淫妇女13名，猥亵妇女5名；胡晓阳共轮奸妇女1名，强奸妇女3名，奸淫妇女12名，猥亵妇女10名。

对于如何定陈小蒙等人的罪，中央的高层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陈小蒙、胡晓阳的父亲都是老革命，为党和人民作出过很大贡献，而且在陈小蒙被捕的前几个月，陈其五因为长期超负荷地工作，不幸病逝，所以应当对他们从轻判决。

胡耀邦却坚决要求判处陈小蒙和胡晓阳死刑，他的主张得到了邓小平的大力支持。邓小平说：

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

邓小平、胡耀邦和李先念

1986年2月1日，上海市中级法院判处陈小蒙和胡晓阳死刑，其余几名同犯，也分别被判处3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2月19日，陈小蒙和胡晓阳被依法处决。

此案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也收到了安抚民心、鼓舞百姓的效果。后来《参考消息》转载了香港媒体的一篇评论，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过去，中共习惯的说法是，中央是好的，毛病出在下面。其实，上梁不正下梁歪，不从中央抓起而光整下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次不同了，中央领导明确指出：“社会风气如何，决定于党风；党风如何，决定于领导机关的风气；而领导机关的风气，又决定于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一句话，决定于北京这个地方。”

《解放日报》报道陈小蒙、胡晓阳被枪决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