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运动”爆发后，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兼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秦基伟也受到了冲击。8月中旬，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政治委员阎红彦对秦基伟说：“你要当心，昆明军区有人要整你，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要提高警惕。别人把材料都寄到上面去了。”

秦基伟

秦基伟却拍着胸脯说：“我不怕，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

8月下旬，昆明地区的造反派组织开始冲击云南省委，阎红彦更是他们集中冲击的对象。秦基伟对此心急如焚，为了保护阎红彦，他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提出了“大拖小顶”的方针：“大拖就是在大的方面拖时间，搞‘蘑菇战术’，一旦政治气候变化，再来‘秋后算账’。小顶就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抓住造反派的‘小辫子’，整一下。”

秦基伟还要求负责内保工作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负责阎红彦的安全，而且要“绝对负责”，安排情况要随时向他报告。保护阎红彦，后来成为了秦基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大“罪状”。

此后秦基伟的处境越来越难，他不仅无法工作，而且多次被抓去批斗。周恩来了解了秦基伟的情况后，派人在1967年初把他接到了北京，以治病为名保护了起来。秦基伟到北京后，被安置在京西宾馆，他看不到任何文件，听不到任何报告，成天无所事事，感到非常苦闷。

秦基伟（左）

1968年春，昆明军区的造反派来到北京找到了秦基伟，逼他揭发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的问题，秦基伟说：“我和鲁瑞林同志工作上配合得很好，没发现他有什么问题。”

对方却喝道：“那你谈他的历史问题。”

秦基伟说：“他的历史归组织上审查，我不了解他的历史。”

“你真不了解？”

“真不了解！”

“这里有毛主席像，你敢在毛主席像前发誓吗？”

秦基伟没有多想，直接回答：“我当然敢。”

造反派见问不出什么东西，就让秦基伟坐了“喷气式”。秦基伟就这件事向军委办事组写信，抗议安全得不到保障，但却无果而终。

1969年秋天，秦基伟被疏散出北京，并被安排在洞庭湖边一个劳改农场劳动。农场的伙食极差，几乎几个月不见油荤，秦基伟却毫不在意，他每天坚持和战士们一起劳动，有时一天要挑30多担大粪。

农场的战士们并不知道秦基伟的底细，只知道他是个被打倒的大官，便都喊他“老秦”。时间长了以后，秦基伟和大家打成了一片，有人问他：“老秦，你是个大官，来这里生活这样苦，劳动这样重，你为什么还这么乐观？”

秦基伟笑着回答说：“我是劳动人民出身，从小就喜欢劳动，参加红军是为了穷人翻身求解放，不是为了当官，现在来劳动，有什么不乐观的？”

1971年初冬的一天，营部卫生所的陈医生悄悄对秦基伟说：“老秦，告诉你一件事，你别吓着。林彪是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阴谋刺杀毛主席。事情败露后他带着叶群、林立果坐飞机逃往苏联，结果飞机掉下来，他们都摔死了。”

秦基伟听后大惊，他预感到中国的政治局势将会有大的变化，自己可能会被解放，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不过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秦基伟依然没有获得自由。直到1973年4月的一天，周恩来在一次政治局的会议上问道：“秦基伟到哪里去了？”

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马上站起来汇报：“根据我们调查掌握的情况，秦基伟被关押在湖南，由广州军区负责，具体情况还不很清楚。”

周恩来当即拍板：“把他调回来嘛！”

周恩来

不久以后，秦基伟被接回了北京，周恩来通知田维新说，他要见见秦基伟。当时总政治部还没有给秦基伟做结论，他的工作安排也还没有定下来，在田维新的印象中，周恩来召见尚未做结论的将军，只有秦基伟一人。

田维新马上给秦基伟打了电话，向他通报了周恩来要见他的事。秦基伟听后非常激动地问：“总理要见我，我穿什么衣服去？”

田维新说：“穿军装。”

秦基伟又问：“那我还戴领章吗？”

田维新说：“当然戴！”

军装，尤其是领章，是军人的标志，这说明中央即将给秦基伟重新安排工作，此时距离他被“打倒”已经7年了。

不久以后，秦基伟正式恢复工作，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开始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