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陈永贵在党的“十一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继续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中央农业工作。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陈永贵继续用过去的思维和口号，推动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工作，他还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到1980年，要把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

胡耀邦

陈永贵的做法自然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胡耀邦就是其中一个。胡耀邦在“运动”期间挨整下放，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多年，对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中的形式主义和花架子等毛病看得很真切，所以他对陈永贵极端重视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以为然。

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此时他的职位虽然比陈永贵低，但却敢说敢干，他在中央党校讲起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时，就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劳民伤财。陈永贵听说胡耀邦的这番话后，不由得火冒三丈，满脸怒容地骂道：“胡耀邦？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转载了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的一篇长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了这篇长文。此后全国上下展开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这场大讨论中，华国锋指示中央的宣传部门对这场运动“不表态，不介入”，陈永贵也始终不肯公开表态，他在这个问题上与华国锋保持一致。昔阳县和大寨也一样不表态，就好像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一样。

但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却陆续发表公开讲话或发表文章，微妙的站队式表态开始了。到1978年底，不过半年的时间，绝大多数省份和军区的首脑已经站到了“实践派”的大旗下，一场政治较量在哲学讨论中初步见了分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胡耀邦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指责了“穷过渡”和“平调风”，强调了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批评了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还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成资本主义来批，这一切都像是指着陈永贵的鼻子训斥他。

那段日子里，陈永贵火气很大，几乎逢人便骂。华国锋显然看出了陈永贵的不满，而且认为这样下去也不行，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专门找他谈了话。最后大会在表决的时候，尽管“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工作”的路线与大寨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路线不一致，但陈永贵还是投了赞成票，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

陈永贵

胡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并出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委员会秘书长。1979年1月18日，距离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过20天，胡耀邦主持召开了著名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继续讨论那些尚未在党内会议上争论清楚的问题，这个务虚会公开号召打破枷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胡耀邦在会上说：“有些同志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以及参加讨论的其他文章和发言扣了很大的帽子，甚至说那是‘丢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他号召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这次开了80多天的会议，涉及到了对大寨的评价问题，对陈永贵来说，这是性命攸关的大问题，他决定进行反击。5月7日，陈永贵回到昔阳，向36位县委委员和公社书记透露了务虚会上的一些情况，他说：

问题发现不少，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所反映的问题不少，小的问题就是学大寨问题。王任重说要搞水土保持，还要植树造林。李副主席说没有必要把大寨搞掉嘛，邓副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告诉胡耀邦，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报纸不要再骂大寨了嘛，你再骂，没人搞农田基本建设了！

陈永贵（右）

陈永贵不肯服输，胡耀邦也就不手软。不久以后，《山西日报》刊登的一组文章，硬是公开点了大寨的名，其中一篇的标题是《吃亏就在一个“左”字上——神池县部分农业劳动模范谈农业学大寨中的经验教训》，其他几篇的标题也瞄准了人人皆知的“大寨经验”。新华社内参上也开始反映昔阳虚报粮食产量和学大寨越学越穷之类的事实和问题。

陈永贵看到这些文章后，火气越来越大，他到处骂胡耀邦是“胡乱邦”，骂来骂去，这些话传到了胡耀邦的耳朵里。有一天，胡耀邦把陈永贵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地问他：“听说你骂我‘胡乱邦’？”陈永贵听后不说话，两个人对峙着沉默了好久。最后胡耀邦长叹道：“唉，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陈永贵仍不说话，过了一会就默默地离开了。

其实胡耀邦对陈永贵没有什么个人恩怨，1980年9月，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后，有人主张把他一撤到底，胡耀邦却力排众议，不仅为他保留了高干待遇，还劝他放下思想包袱，好好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