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晓晴，今年38岁，出生在一个南方的小县城。
家里兄妹三人，我是老大。
父母务农，日子过得不算富裕，但也还能撑起我们上学的费用。
因为成绩不错，我考上了县城最好的高中，后来又一路读到了省城的大学。
毕业后，我留在省城工作，经过十几年的打拼，现在是一家外贸公司的部门主管，月薪一万多，虽然不算大富大贵，但生活还算安稳。
我结婚七年了，丈夫是我在大学时认识的同学，他性格温和，对我也很体贴。我们有一个六岁的儿子，平时由婆婆帮着带。虽然生活中也有些磕磕绊绊，但日子过得平稳。
和我丈夫不同，我的性格很要强。
工作上，我是个雷厉风行的人，朋友们都说我有点“冷”。
但其实，我对真正的朋友从来都是掏心掏肺。
特别是我的闺蜜林悦，她是我大学时最好的朋友，也是唯一一个让我能毫无保留倾诉的对象。
林悦和我同龄，出生在农村家庭，但她性格开朗，特别爱笑，总是能把人逗乐。
我们大学四年几乎形影不离，毕业后，她回了家乡考了公务员，而我留在了省城。
虽然距离远了，但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她结婚时，我从省城赶过去，当了她的伴娘；我生孩子时，她特意请了假来省城陪了我一周。
可以说，她不仅是我的闺蜜，更是我最信任的人。
但那个腊月二十二的电话，彻底改变了一切。
那天，我正在公司加班，突然接到了林悦的电话。电话里，她的声音哽咽得让我心头一紧。她说：“晓晴，我得了淋巴癌，已经是晚期了。”
我当时愣住了，手机差点从手里滑下去。林悦的声音继续传来：“医生说还有希望，但需要化疗……我……”
“悦悦，你别急，你现在在哪儿？”我的声音颤抖着，心里乱成了一团。
她在电话那头哭了。她说：“我在医院，医生说治疗费至少需要二十万，可我和老李这些年攒的钱加起来也才十万。晓晴，我知道我不该开这个口，可我真的没办法了……”
她没把话说完，我却已经明白了。她是想问我借钱。
“悦悦，你别说了，我帮你。”我几乎没犹豫。林悦是我最好的朋友，她现在病成这样，我怎么可能袖手旁观？
挂了电话后，我立刻转了五万块给她。那是我准备过年用的钱，本来打算拿去给家里人买些年货，但现在看来，悦悦更需要它。
几天后，我去医院看她。她瘦了好多，平时那个爱笑的林悦，现在脸上满是病容。看到我，她眼圈一下子红了：“晓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说什么呢？治好病才是最重要的。”我握着她的手，心里却忍不住泛酸。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一直关注着林悦的治疗情况。她身体虚弱，化疗让她掉光了头发，但她的精神状态似乎还不错。每次我去看她，她都会强撑着笑，和我聊些轻松的话题，仿佛想让我放心。
可好景不长。到了夏天，林悦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医生说癌细胞已经扩散，治疗的效果不理想。我多次从省城赶到她的家乡，陪她度过了一些最难熬的日子。
八月的一天，林悦的丈夫老李给我打电话，说她想见我最后一面。我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连夜赶到了医院。
林悦躺在病床上，脸色惨白，气若游丝。看到我，她嘴角勉强挤出一丝微笑：“晓晴……谢谢你……要不是你，我可能早就撑不下来了……”
我握住她的手，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别说这些，悦悦，你会好起来的……”
她摇摇头，眼神里却带着一种释然：“晓晴，答应我一件事……我欠你的钱……别让老李知道……”
我愣住了：“悦悦，你在说什么呢？什么钱不钱的，咱俩之间还谈这个吗？”
她没再说话，只是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那天晚上，她走了。
林悦走后，我心情低落了很久。
林悦的丈夫老李来找过我，说林悦临终前提到我借给她的钱，问我需不需要他还。
我知道林悦的家境不宽裕，治疗已经花光了他们的积蓄，要还这五万块，无疑是雪上加霜。
于是，我笑着摇头：“悦悦和我之间不需要谈这些，这钱不必还了。”
老李感激得眼圈泛红。我回到家后，拿出了林悦留给我的借条，点燃了它。看着那张纸在火光中化为灰烬，我心里既轻松又难过。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林悦的丈夫重新组建了家庭，而我也渐渐从失去好友的悲痛中走了出来。
直到去年冬天，我突然收到了一笔转账。五万块。备注里写着：“还晓晴的钱。”
我愣住了，赶紧给转账的账号打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那一刻，我的眼泪再次涌了出来。
后来，我托人打听，才知道林悦的女儿小然已经大学毕业，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她听说了母亲生前向我借钱的事，便决定替母亲还给我。
我和小然见面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握着我的手，眼里噙着泪：“阿姨，谢谢您当年帮了我妈妈。这笔钱是我存了两年才攒下来的，您一定要收下。”
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林悦的面容仿佛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
最终，我还是收下了那笔钱。但我告诉小然，这钱将作为她的婚礼礼金，等她结婚时，我会再转还给她。
闺蜜林悦虽然走了，但她的爱却通过她的女儿延续了下来。那笔转账不仅仅是还钱，更是一份珍贵的情谊。
炮哥
故事很感人，愿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