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觉醒年代》的热播，让我们再度重温了当年建党时的艰难。从茫然失措，到启蒙思想，再到最后坚定不移，陈独秀先生的大爱与胸怀，深深地震撼了我们。仿佛他就是为了这个时代所生，人生的使命就是拯救当时的中国。

其实不然，《觉醒年代》只讲到其中一段，晚年的陈独秀早就没有了当年的意气风发，甚至成了党的“叛徒”，不得不居住在江津，与他的小儿子陈松年勉强度日。他的晚年为何会落得这般田地？他的墓为何重修了五次，墓碑又为何成了铺路石？他的后人怎么样了？

改革开放不久，安庆市的文化局就开始与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接洽，商讨为陈独秀先生修墓的事，并相约一同去墓地查看。但是，多年的雨水冲刷，已经消磨了坟墓的痕迹，原本的墓地成了一片平地，又没有寻见墓碑，根本找不到准确位置。为此，他们找到当年的抬棺人之一，一个叫朱雅盛的老农，经过他的辨认，终于确定了方位。

看过楠木棺材之后，他们终于确定，就是这了。根据老农的说法，原本这里是有墓碑的，二十多年前修路，缺石头，就把墓碑挖走铺路了。听到这些话，让人不禁唏嘘，曾经的伟人，一代先哲，竟然在死后无人祭奠。这究竟是为什么？陈独秀何至于此？他的后人为何不来扫墓祭祖？这一切，还要从那场血腥的镇压开始说起。

在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当时的党内对于蒋介石的认识不够充分，再加上陈独秀严重的“右”倾思想，我党遭到了重大打击。全国各地都陷入一种疯狂，那就是疯狂屠杀共产党人，血腥的一幕频繁上演，为了给这件事一个交代，他们将所有的责任推到了一个人的头上，那就是陈独秀。

彼时，陈独秀一直按照共产国际的“训令”与国民党合作，形势发生变化后，陈独秀又成了“拒不执行国际命令”的人，最终他被停职。在随后的会议上，他却继续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因为当时党内确实没有更好的人来接这个工作。但是，他与共产国际的矛盾并没有解决，他提议自由脱离国民党，遭到共产国际的否定，再一次被革职，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担任这个职务。

被撤职的陈独秀依然闲不住，他拒绝了共产国际提出的让他去苏联的提议，依靠写信的方式参与党内事务，但是信的内容大多都不被关注。曾经的领导人，变成无人关心的笑话，陈独秀并没有在意，但是，他接下来的行为，却与党彻底走向了对立。

1929年，蒋介石与苏联发生矛盾，武装接管中东铁路，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武装保卫苏联”。这一次，陈独秀不能再沉默，他立刻写信驳斥，却遭到了党内的批评，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最终，陈独秀选择与尹宽等人组成“托派组织”，这也标志着他与中共中央划清界限，分道扬镳。

在这种不被理解，甚至被指责为背叛的骂声中，陈独秀工作了三年，悲惨的命运再一次向他下手了，而他并不知道，这只是个开始。

这是一个深秋的早晨，濮德治作为中国“托派”的常委之一，照例来到春阳里开会，他在“二一零号”门牌处停了下来，四处打量之后，见到周围没人，便安心进去了。但是，他没有发现不远处的一个黑影一直在悄悄注视着他。很快，国民党特务突然出现，他们逮捕了濮德治在内的五个常委，没收了所有文件。

原来，濮德治的爱人在莫斯科留学，她的一些朋友是还没入党的团员，被中统特务发现后叛变了，才有了今天的一幕。“托派”被一网打尽，只是还有个重大问题：逮捕的人里并没有陈独秀。他们找来暗线仔细确认，陈独秀确实不在逮捕者中，于是他们加大了搜查力度。同时，在审讯迟迟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他们盯上了角落里瑟瑟发抖的谢德盘。

原来，陈独秀当天因为胃溃疡复发，没有参加会议。而年轻的谢德盘既是会议场所的提供人，也是常委们的秘书，他见到这种场面，被吓坏了。当天夜里，陈独秀正躺在床上，胃病给他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却不知特务们已经包抄到位。面对突然破门而入的特务，陈独秀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畏惧，毕竟这种场面他见得多了。头发已经有些发白，病痛让他更加清瘦，陈独秀穿上自己的蓝色长衫，拿起一顶常戴的帽子，对着正在搜查文件的特务说：走吧。

当特务们要把他带到看守所时，陈独秀表示自己身体有疾，应该去医院，而不是监狱。因此，特务们找来医生，经过诊断，他们认为陈独秀的病不用去医院，依然将他带进了看守所。

在看守所内，看见濮德治几人，陈独秀对他们开玩笑说：原来你们几个也在这，我这下有伴了，可以轻快轻快了。一番打量，大家只看见陈独秀，却没有看见谢德盘，也就明白个中原因了。看穿大家的心思后，陈独秀十分的大度，向他们解释：谢德盘这孩子胆子小，还很不成熟。

陈独秀的被捕引发了轩然大波，国民党当局大肆庆祝，报纸上整天鼓吹，声称抓到了共产党领袖，各地国民党分子纷纷通电，要求严惩陈独秀，甚至有人说要立即处决。但是，社会各界人士全都沸腾起来，要求释放陈独秀，无论是蔡元培、胡适，还是国际名人，都通电蒋介石，要求他“搭救”陈独秀。

虽然外界呼声很高，但是蒋介石不为所动，坚持审判。在法庭上，陈独秀据理力争，在他看来，只要是公开审判，他有把握为自己开释。特别是熟读国民党的法律丛书之后，他的信心更加充足。但是，国民党的法庭并不是讲法律的地方，虽然义正词严，但是陈独秀最终还是获刑八年。

1937年，抗日战争打响，国共两党再次达成合作关系，陈独秀也因此出狱。出狱之后，陈独秀一刻未曾停歇，始终在外界奔走，呼吁大家积极抗日，将日寇赶出中国，但是他不明白，他已经被有心人惦记上了。

董必武前往会见陈独秀不久，中共中央再次刊发了一篇文章，批评“托派”的一些主张，但是陈独秀都置之不理，原本打算前往延安的计划，也只能搁浅。不久，一直待在苏联的王明回到中国，而他此行是带着共产国际的任务来的，目的在于打击“托派”的势力。其实，在苏联方面，这一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是在中国远没有到刀剑相向的地步，当务之急是救国。

如果算起来，王明的目的还有一个。在苏联接受了几年教育后，王明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进入党中央，苏联希望共产党与国民党展开服从式合作，保证国民党的抗日积极性，这样能够将日本拖在中国的土地上，防止苏联被德国进攻时腹背受敌。因此，陈独秀等人的主张与他们相背离，自然容易激化矛盾。

王明再次发挥自己的专长，他先是在文章中含沙射影，而后在会议上直接反对陈独秀，对于中央决定与陈独秀合作抗日的条件全部否决。甚至于，他指出陈独秀每月领取日本人三百块大洋，成为卧底中国的间谍，大骂他是“汉奸”。尽管一部分人提出反对意见，但是王明都没有理会，对于他来说，陈独秀的回归之路，早已经堵死了。

此时的陈独秀，正准备动身离开武汉，听说自己被批判，甚至还成了“汉奸”，他有些坐不住了。刚刚摆脱“匪徒”的称号，又被扣上“汉奸”的帽子，陈独秀立刻发文批驳，双方又是一阵口水仗，最终也没有达成统一。其实，这件事情一开始，就已经注定陈独秀的结局，他自己也明白，所以最后只说了一句：等将来再算总账。

紧接着，日军出动80余架轰炸机，对武汉发动大规模空袭，整个城市乱成一锅粥。轰鸣的炮声，让陈独秀觉得，所有的争论都显得苍白。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在不久后的张国焘投靠国民党一事上，王明再次大做文章，在开除张国焘的声明中提到，张国焘去武汉时找过陈独秀一次，目的是寻找同盟者。已经被多次中伤的陈独秀感到啼笑皆非，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我并未遇见他，有人造谣，他已来见我，真可笑。

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恶化，以及无处报国的心寒，陈独秀有些心灰意冷，但他仍然不停地在演讲，宣传抗日。因为身体状况和经济问题，陈独秀最终定居在江津，他也在这里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江津是重庆的一个县，无论地势还是自然环境都要比重庆好。江津九中的校长邓季宣是陈独秀的同学，他听说陈独秀的近况之后，就希望陈独秀能够来江津静养。当时的江津收容了许多安徽的教员及其家属，堪称“皖人收集站”。邓仲纯与陈独秀是同乡，两人早就认识，他学医多年，在重庆避难时就为陈独秀看过病，见到陈独秀穷困潦倒的生活，走时曾经劝说对方来江津，但是被拒绝了。

邓仲纯没有放弃，他与邓季宣商议之后，一同来到重庆劝说陈独秀。在两位古道热肠的同乡面前，陈独秀终于决定，离开重庆，前往江津。彼时的陈独秀，已经可以用落魄来形容。一直跟随他的妻子高君曼早已与她离婚，不久便病逝，长子延年、次子乔年相继被反动派杀害，女儿也在悲痛中死去。陪在他身边的，只有小儿子陈乔年，以及始终不离不弃的再婚妻子潘兰珍。

在多次搬家之后，陈独秀受到杨家后人的邀请，以整理江津贡士杨鲁城遗作的机会，住进杨家老宅。这个被称为“石墙院”的地方，就是陈独秀最后的居所了。根据陈独秀传记中的记载，陈独秀夫妻俩居住的两间厢房十分简陋，没有天花板，地上也全是泥，一到下雨天就漏水，至于墙上的装饰，就只有书房挂着“还我河山”的拓片。

除了破落的房屋，生活来源也是个问题。家里的主要收入，是靠亲友接济，此外，陈独秀偶尔写文章能够赚取一些稿费，聊以度日，再加上胃病、高血压的折磨，陈独秀的晚年生活其实并不如意。但是，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尽管困难时要靠典当朋友赠送的袍子度日，但是他坚决不收国民党或者共产党叛徒的接济。

后来我们得知，陈独秀的生活不需要过得如此清贫，只要他稍稍低头，就能享受优渥的生活。当时的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给他寄了5000元，被他拒绝了，后来他托张国焘带过去，又被拒绝了。不仅如此，当时也在重庆的蒋介石去看望陈独秀，他与张国焘一起登门，故意提起王明的污蔑，希望激起陈独秀的愤怒之心，但是陈独秀并没有过激言论，不断强调：要团结众人，共同抗日。

1942年的5月份，陈独秀像往常一样练习书法，闲暇之余喝了一杯用蚕豆花泡的茶，这是他最近的爱好。不久，他突然感觉到腹痛难忍，陈独秀忽然意识到可能是蚕豆花的缘故，潘兰珍赶忙去找医生，说清状况后，医生用药控制住病情，他又让潘兰花把陈独秀尚未喝完的蚕豆花拿来检查，果然，部分已经发霉，可能是最近晒制时淋了雨导致的。

医生走后，陈独秀不断安慰自责的潘兰珍，这个陪着自己漂泊的女人，已经吃了太多的苦。几天之后，一些老友前来看望，清净的院子开始热闹起来，潘兰珍便张罗了一桌午餐。可能是长久未进食的饥饿感，也可能是老友重逢的欢乐，陈独秀觉得中午的四季豆格外好吃，于是忘了控制食量。

晚饭时，陈独秀又吃了一些四季豆，之后便感觉到腹部不适，他吃了药，但是仍然不能缓解。第二天医生来看他，给了一些药，勉强让他恢复了一些精神，但是很快他就昏倒在厕所门口。见此情景，潘兰珍将他送进了医院，邓仲纯对于陈独秀的情况再了解不过，他知道对方已经病入膏肓、药石难医了。

在多次昏厥之后，邓仲纯为他注射了强心针，将他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但是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此时，他的亲友都已经到场，交代完遗嘱后，陈独秀又坚持了一天，在人生的最后几秒钟，他用断断续续的语气告诉潘兰珍：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而后彻底没了气息。

就这样，陈独秀结束了他斗士般的一生，彻底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纠缠他的厄运并没有因此消散。

陈独秀死后，后事的办理全都落在小儿子陈松年身上。提起陈松年，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平凡且坚强的人。为什么这么说？这跟他的两个哥哥有关。众所周知，陈氏父子都是忠烈之人，在革命过程中，陈延年、陈乔年先后被反动派杀害，作为陈家最后的一支骨血，陈松年始终被保护得很好。

虽然二十岁之前他都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但是他依然不忘关心这方面的情况，直到传来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陈松年才终于确定他的位置。终于，在判刑后没多久，陈松年来到关押陈独秀的监狱，父子相见本是感人至深的场景，但是陈松年情急之下手足无措，不知道说什么，一个劲地哭，而陈独秀毫不客气地说了一句：没出息。

虽然第一次见面不太友好，但是陈独秀还是惦记自己的儿子。在战争加剧之后，就安排陈松年等人来到江津。因为家道中落的关系，陈松年没有读完大学，只能在江津中学找了个教员的工作，勉强谋生。工资微薄的他自知帮不上什么忙，便经常去看望陈独秀，给他精神上的慰藉。

陈独秀去世后，先是葬在了江津大西门康庄的一块墓地上，不久之后，年轻的潘兰珍离开了江津，但是陈松年没走，因为安徽的情况还不明朗，他还要等待时机，完成父亲的嘱托。苦熬了几年之后，抗战终于胜利了，陈松年立刻着手安排运送灵柩回乡的事。

千里之隔，运送灵柩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路上的花费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他到处奔波，一边筹集资金，一边联系愿意运载的商船。他的孝心感动了许多人，所以亲友纷纷慷慨解囊，为他凑足了需要的盘缠。

一路上，为了少生事端，陈松年没有使用陈独秀的名字，而是在墓碑之上写了曾用名“陈乾生”，这是陈独秀科考时用的姓名。抵达安庆之后，他将陈独秀与先母高晓岚合葬在一起，这对夫妻兜兜转转，最终还是待在了一起。为了保证陈独秀的坟墓不被破坏，陈松年依旧没有在墓碑上改回原来的名字。

完成陈独秀的遗愿后，陈松年并没有继续教书，而是选择进入窑厂，当一名普通技师，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十分艰苦。1953年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视察安庆，在于当地官员聊天的过程中，他提起了陈独秀，对于陈独秀的评价，毛主席十分客观，他提到陈独秀早年的功劳与后来的错误，最后询问了陈独秀后代的近况。

在得知陈松年生活艰苦，甚至卖了北京的老房子后，毛主席感叹道：何必卖房子嘛，生活有苦难，可以照顾嘛。至于如何照顾，该照顾多少，主席并没有说，后来当地的政府经过商讨，决定由统战部每月补助陈松年30元。这30元的补助，陈松年一直拿了30年，直到后来物价上涨太厉害，才提高到60元。

至于陈独秀的墓，在解放初期，陈松年每年都会上山扫墓祭祖，但是特殊时期他就不敢再来了，害怕墓地被造反派挖掉。等到1980年，也就是文化局准备重修陈独秀墓时，也就出现了开头这一幕。找到陈独秀墓的时候，因为没有标记工具，陈松年就将墓前的一棵树砍了一块，做了记号，没想到下次再去，树被人砍走了。

至于那块铺路的墓碑也找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从农户家中找到的时候，墓碑竟然被用来当修猪圈的圈板石。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独”字缺了偏旁，变成“虫”了。虽然文化局一拖再拖，最终还是重修了陈独秀墓，在墓碑之上没有太多的赘述，只有“陈独秀之墓”五个大字。

这是第三次重修，也是陈松年见到的最后一次，尽管心中还有些话，但是他什么也没说。这个从小锦衣玉食，而后家道中落，不断经历家人罹难的陈家后人，用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控制力，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平淡却充满力量。

在此之后，安庆市成立了陈独秀研讨会，并决定重修陈独秀墓地，改成了一个精美、大气的陵园。进入21世纪以后，当地政府再次计划，将以周围的山地为依托，打造一个更大的陵园区，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知道陈独秀的故事。

正如当初陈独秀先生想要达成的夙愿，如今的中国已经傲然挺立于世界之林中，再也没有国家可以随意欺辱，而实现这一切的，正是他一手创办的共产党。也许他犯过错误，也许他迷茫过，但是他对中国的拳拳之心，对国家的一番爱意，值得我们永远留念。

从人人尊敬的领袖，到承担失败的负责人，再到“叛徒”、“汉奸”，最终郁郁而死。终其一生，他始终没有停止奋斗，甚至不惜抛弃家庭，不仅如此，陈氏家族，一门三父子，都是敢于为国家牺牲的真英豪，他们值得我们献上所有的尊敬。在如今的时代，我们依然要感谢这些革命者的探索。

参考文献：

《先驱之死：陈独秀的晚年岁月》 张宝明 刘云飞

《陈独秀：身世·婚恋·后代》孙其明

《陈独秀墓四次修建的经过》帅文洁

《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岁月》杨智淋

《陈独秀的寂寞身后事》张宝明 刘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