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督是从一品大员，与各省驻防将军、总督、巡抚并列为封疆大吏。按照清代官制，督抚并非是文官的天花板，如果干得好还可以升任尚书或是内阁大学士，而提督就很尴尬了，咸丰以前，各省提督如果再想前进一步，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提督无法升迁的呢？大致来看，应该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汉人武职岗位设置的制约

从品级上来讲，从一品的提督理论上是有提升空间的，因为按照清代的官制设置情况来看，武职当中还有领侍卫内大臣、掌銮仪卫事大臣，以及伊犁将军等岗位。

但了解清代历史的读者都清楚，武职正一品的这些岗位，都是为满蒙旗人亲贵量身定做的，属于“满蒙缺”，汉人不得染指。

且不说是一般的旗人，就那领侍卫内大臣而言，规定只能是在上三旗中拣选得力之人，由皇帝亲自委任。有清一代，下五旗官员，几乎不可能担任领侍卫内大臣。

銮仪卫掌故皇帝仪仗，实权不多但地位尊崇，掌銮仪卫事大臣向来是在王公亲贵中挑选，汉人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伊犁将军的任职资格就更高了，只有皇帝绝对信得过的旗人亲贵才能委任，且他们头上都有公、侯一类的高等级爵位。

整体来说，清代统治者在崇满抑汉国策的基本原则下，在官制设置上就极大了限制了汉人武将的升迁之路。

其二、武职转文职十分少见

前面说了，各省提督在武职系统中的晋升通道已被堵死，如果想要在仕途上获得突破，只能通过武转文这个途径加以改变。比如可以先转为巡抚、总督，然后再入阁拜相。

文武官员互转，在历史上多见于开国之初，所谓“才兼文武，出将入相”。在官僚制度十分发达的承平时期，文武互转的现象极少，尤其是汉人更是特例。

清代对文武互转控制得十分严格，整个清代只有102个案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102个中，汉人文武互转的案例仅有4个。

文转武的几率很小，而且是以旗籍武官转文官为主体，旗人武转文大致遵循品级相当这个原则，比如步军尉、司信、炮官转员外郎、同知、知州；副参领、佐领转给事中、御史，等等。

汉人文武互转的四个案例分别为：

张良弼，雍正元年选福建福宁直隶州知州，雍正七年任福建兴化副将；刘清，嘉庆七年任四川按察使，嘉庆二十一年用山东登莱镇总兵；孙道仁，二品荫生光绪三十年以候补同知转任福建福宁镇总兵；田文烈，宣统二年由候补道员转通永镇总兵。

以上四个案例中，还都是文转武，没有一个是武转文的，这也说明，武职转为文职比文职转为武职的难度更大，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可能性。

那么有没有特例呢？当然也是有的，咸丰以前，汉人以武转文的仅有岳钟琪和杨遇春两人。

他们两人都是以甘肃提督转为督抚的，但是岳钟琪、杨遇春不是一般的提督。岳钟琪是康熙晚年以及雍、乾二朝的功臣，雍正时期因功晋三等公爵，之后才兼甘肃巡抚并署理川陕总督。

杨遇春被誉为嘉、道两朝将帅第一人，素有清代郭子仪之美誉。他也是因功获一等侯爵，于道光八年正式担任陕甘总督。

其实对于岳钟琪、杨遇春来说，能否升任督抚已经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他们本身的公爵、侯爵就已经十分尊贵。而朝廷之所以让他们担任总督，也是考虑到这这一层原因。

清代统治者向来视骑射为国家之根本，但进入和平时期以后，还是严格遵循了封建专制时代重文轻武的历史规律。

在皇帝和官僚士大夫群体看来，武职人员只配战场杀敌，至于治理天下还得用四书五经。

文官以科甲出身为主流，但在武职系统中，行伍才是绝对的嫡系出身，其地位远远高于科举。也就说是，衡量一个武职人员的含金量，不在于科举而在于战功。

由于重文轻武的影响，武职官员的地位就远不如文职，哪怕是从一品的提督，在文官眼中也不过是一介武夫，如果让他们成为总督、巡抚，凌驾于全省文官之上，那岂不是有辱斯文。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湘、淮军集团中涌现了出了一大批将才，但是这些以行伍起家的武将们，很多人都是记名提督、候补提督，而朝廷很少给他们安排文职。

只有一种情况特殊，那就是武将本是读书人，且在科举中有功名，只有这些读过书的武将，才有机会成为文职官员。就以湘军第一悍将鲍超为例，如果仅以战功而言，给个总督都不算过分，遗憾的鲍超大字不识一个，慈禧太后就算委任他为督抚，也必然会遭到朝臣的反对。

通过以上几种原因来看，汉人武将的仕途天花板就是从一品的提督，至于督抚一类的文职大员，只能寄希望于后辈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