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9岁的我响应党的号召,离开家乡支援新疆。
当我们支边青年搭乘的车辆到达石河子后,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展现着亘古荒原的模样,而更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对狼的恐惧。
当时我们住在帐篷里,一点儿都不安全。大家晚上是不敢一个人出去的,三五个人结伴都是提心吊胆的。
1957年,我被选为拖拉机手。1960年,我因业务能力强,拖拉机驾驶技术过硬,被调到了四师七十五团,专门从事培养新拖拉机手的工作。
上世纪60年代的昭苏高原,仍然是一片荒原,由于开垦的任务艰巨、时间紧,军垦战士们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日夜垦荒劳动,将大片荒原变成良田。
在这期间,我们不仅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还要小心提防荒原里觅食的狼群,时刻准备着与之进行生死胶量。
在荒原上,土层中生活的田鼠个个肥大,白天,狼是没有胆量跟过来寻食。到了晚上,狼就跟在拖拉机后面,捡食田鼠。
这个时候,因为人多,又有机车的轰鸣声,狼只是远远跟着,不敢有吃人的企图。
1961年冬天,我和丈夫加夜班。
我们要去离团部40公里外的地块去犁地。那天我穿了两件棉衣,外面还加了一件皮大衣,还冻得发抖。
走着走着,拖拉机的机油箱和水箱都冻住了，把拖拉机开到目的地或者开回团里已经不可能了,更不能坐在驾驶室里,驾驶室跟外面一样冷。再待下去,会被冻死的。
拖拉机咋办?水箱再冻下去,会冻裂的。我和丈夫商量着,怎样把水箱里的水放出来。
我看看四周,戈壁滩上只有梭梭。我和丈夫就拔了一些梭梭,拿来点着烤水箱,等水箱的水融化之后再把水放出来,才驾车往团里走。等到家我就病倒了,发高烧,等病好后,就留下了关节炎的病根。
1962年,我和丈夫被调到四牧场（地名阿热勒），就是现在的七十八团。
那时候的阿热勒还是一片处女地。草长得有一人多高,可是犁地的时候就发现,这里以前有人生活过,土里经常犁出人骨、牛骨、马骨啥的。
阿热勒好,别看都是石头包,有点土就能长庄稼,新疆缺水,阿热勒不缺。有的地方拖拉机去不了,没办法,只能人工开垦。
刚调到阿热勒时,大家都住在地窝子里,地窝子外面全是野草。到了夏天,下雨时,雨水就往地窝子里灌，可谁都不吭声。
团领导把机关的人都带来,带头干，人心齐,泰山移。就这样,阿热勒硬是被一坎土曼、一坎土曼挖出来了。
那时候的日子是想像不到的苦，可是,我们就那么坚信,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们夫妻婚后生了一个女儿。为了工作不落在人后,我们二人一个白班,一个夜班,轮流上阵。
我心疼丈夫,为了不让3个月大的女儿影响丈夫休息,又不耽误自己干活,就把女儿放在一个小木箱里,挂在驾驶室里。
女儿太小了,抵抗力差,不幸染上了风寒。等我发现孩子生病,就急忙送往医院救治,但终因病情过重、医院医疗条件有限,孩子永远地离开了。
我怀着失女之痛,咬牙含泪登上机车,继续着垦荒的日子。但是每每想到女儿,我都是心如刀割。
1966年,我被调到发电站工作。岗位变了,支援边疆、献身边疆的精神却然如故。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我尽职尽责。
在电站工作的经历中,最惊心动魄、舍己救人的莫过于经历的那场大火。
当时,赵天明是一名电站的汽车驾驶员,因为没地方住,就被单位安排到了电站值班室旁边的宿舍。
有天晚上,我值班,发电机室内灯光昏黄,看不清周围环境。放在发电房内的喷灯在慢慢漏油,注意力放在发电机上的我并没有发现。
当大火无情地烧起时,我想到的不是赶快逃命,而是想到旁边还有人在睡。我冲进赵天明的宿舍,把赵天明从火海中背了出来,自己却被烧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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