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史上的“秦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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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黄大拿

忧国忧民也是一种技术活儿

对青年来说，忧国忧民是一种宝贵的情感。

但忧国忧民也是一种技术活儿。

如果拿捏得不好，轻则被排挤，严重者甚至可能遭遇构陷、惹上官司。经过几番折腾，身体上的摧残姑且不论，心理所受的冲击尤为严重。

否则为什么从屈原开始，“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就特别容易让当事人走上极端呢？

和药酒较了一回真的秦医生，在百万网民的声援之下走出了拘留所，但是最近报道精神状态出现异常。人们愤怒之余，也感到困惑。

然而想想“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给人带来的巨大心理不适，又有什么不可理解？

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忧国忧民的青年才俊，自然，“秦医生”也是不绝如缕。

明朝的王士骕则是其中一例。

一

鲜衣怒马，名门走出的佳公子

在明朝的历史上，王士骕没有什么知名度。

但提起王士骕他爹，却是声名赫赫。当年的王士骕要是提起“我爸”，那肯定要比“我爸是李刚”气派多了。

王士骕他爹王世贞，是明代中晚期的文坛盟主。《明史》上说，“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

按照此处所叙，王世贞始与李攀龙同为文坛盟主，自李攀龙死后，遂一人执文场牛耳长达二十余年。

因其文坛盟主地位，也因为其不可一世的才气，王世贞在当时的影响力实非今天的作协主席、文联主席可比。“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各色人等只要能够得到王世贞的一句美言，就能声价大增，用现在的话说，出场费至少可以提高几个档次。

王士骕是王世贞的次子。据程穆衡《娄东耆旧传》，王士骕，“字房仲。少才隽，自喜有夙慧，经史过目若素习。弇州公奇爱之。……”

这里的叙述有两层意思：一是王士骕早慧有才，读书过目不忘；二是王世贞对这个次子尤为钟受。

看来，名门里走出了一位佳公子。

转折点来得不算太早，也不算太晚。

二

爱国抗倭，却抗进了监狱

王世贞死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这一年王士骕22岁。

又过了两年，万历二十年（1592年），东亚发生了一件大事，即由日本丰田秀吉入侵朝鲜而引起的长达多年的“万历朝鲜之役”。

万历朝鲜之役的战场在朝鲜，王士骕的家在江苏苏州府的太仓，二者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但世界就是如此奇妙。倭人丰田秀吉发动的一场距离如此辽远的战争，却把江苏太仓的几个青年才俊裹挟了进来，对他们的命运带来了决定性影响。

万历朝鲜之役爆发后的次年，苏州发生了一件被指为谋反的大案，而主角之一就是王士骕。

传统社会里，谋反是要族诛的大罪，一个锦衣玉食的名门佳公子居然要谋反？

然而尽管记录此案的史籍颇多，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缺点：过于简略。

由于史料记载过于简略，自然会对后世详细了解和分析造成障碍。

大拿最近读书，偶然翻到明朝“公安派”大将江盈科的文集《雪涛小说》，意外发现，在一篇题为《谨饬》的文章中，江盈科对王士骕谋反案的过程进行了详实的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在案发前不久的万历二十年，江盈科恰于当年八月赴苏州府长洲县任县令。这一身份决定了其记载的可靠性很高。

《雪涛小说》不是僻书，大拿此前关注此案却未注意到，真是惭愧。

主要依据江盈科的这篇《谨饬》，并结合其他史料，所谓王士骕谋反一案的过程是这样的：

王士骕和他几个朋友都是富家子弟，意气风发，目无余子。

适值万历朝鲜之役初起，朝廷准备派兵援朝。几位公子哥儿认为显名扬亲、为国立功、为君上分忧的机会到了，遂散财招聚勇士，在大庭广众中宣言：“我且制倭，我且侯，我且立无前功者”，且佩剑出入酒楼等公共场所，旁若无人，一时声势甚壮。

平日与王士骕等相交甚欢的人中，有一个小人叫赵州平，他与这帮公子哥儿交往的目的原本就是借重他们的地位，以逐个人的私利。这时候眼看有机可乘，于是给城中富豪派送名片，打着王士骕等人的旗号，声称：“我们准备入海一举剿灭倭寇，大兵一动就要用钱，请各位助点军饷吧。”

遇到不听命者，赵州平就虚声恫喝:“尔等不肯出钱，难道要把钱留给倭寇？”

赵州平本是无赖小人，但因其平日与王士骕等来往颇密，狐假虎威，富豪们难免惴惴不安，纷纷向巡抚朱鸿谟上告，指控王士骕等人要谋反。巡抚立即缉拿，并上奏朝廷，终于酿成大案。

尽管大案初起之时，就在江南知识分子群中遭到了质疑，认为所谓谋反并无实据，但最后王士骕等人还是遭到了严厉的惩罚：两人论死，而王士骕本人则被罚戍边。……

三

精神受到强烈刺激，爱国青年郁郁早卒

被罚戍边的王士骕运气还算不错，不久遇赦，回到了江南老家。

但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再也找不回来了。史料上记载，放归后的王士骕“落魄潦倒，郁郁早卒”。

也许，一个问号始终在纠缠着他：忧国忧民，我究竟错在哪里？

现在的我们再看当年的冤案，有三个要点不可放过。

一是不要以为既是大案，就一定很严肃。很多大冤案看起来往往就像儿戏，本案也不例外。

在指控者那里，王士骕等人涉嫌谋反的一个重要证据是他们公然称“孤”道“寡”，使用皇帝专享词汇，岂不是想谋反？

但事实是，从王世贞开始，王家就有一个善于说书的仆人叫胡忠，几个公子哥儿喝酒聚会常常让胡忠说书助兴，那时说书多是讲历史故事，而讲到历史故事就难免要用到“朕”、“寡人”……以此指人谋反，岂不是近于儿戏？

二是制造此案的巡抚朱鸿谟却是一个清官。

《明史》的《朱鸿谟传》记载，鸿谟后来从地方进京，“为刑部右侍郎，卒官。不能敛，僚属醵金以办。”

刑部右侍郎，这是副部级高官，但朱鸿谟死后，却因家贫，连丧事都没法办，不得不依靠同僚们凑钱解决。伪清官不可能伪装到身后，看来，朱鸿谟的清廉绝非做秀。

清官制造冤案似乎让人惊诧，但细细想来也不意外，因为从秦汉以来，许多清官往往就是酷吏。何以如此？一个人对自己都这么狠，对别人狠一点岂不是情理之常？

三是在冤案的背后，是朝廷对组织的深深疑忌。一个王士骕提刀弄剑，不过是文人谈兵的雅事，几个王士骕聚集在一块儿，问题就严重了，朝廷怕你组织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