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献文帝皇兴四年（公元470年），献文帝拓跋弘下诏：“官吏不允许收受所管辖辖区内人员所提供的物品。如有收受，物品只要超过一头羊或者一斛酒的，就判处死刑；参与行贿的人，同罪论处。此外，鼓励大家检举揭发。一旦举报属实，就把被举报者的官位奖励给举报者。”如果你检举你的父母官郡守有经济问题，经查证属实后，那么恭喜你，你可以不用读书和奋斗就可以获得高官了。

这样空前绝后的大力度的反腐措施，古往今来也算是第一等的了。历朝历代对于检举者的奖励，无外乎也是停留在金银财宝等物质奖励上，如今献文帝却是大手一挥，直接拿官位奖励，基本上达到了另类“卖官鬻爵”的上限。

但这个时候，大臣张白泽站出来反对，说：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北魏政府不给官员发工资，官员没有俸禄。

张白泽说：“周朝时，最低级的官员，都有薪俸。如今，我们的高级官员，每天辛勤工作，却拿不到工资，如果因为收受礼物而受到惩罚，却由检举他的人接替他的职务，恐怕会纵容奸邪宵小之辈趁机诬告，陷害忠良。我们的官员都是选拔出来的，如果因为一点小事就被举报免职，那岂不是会寒了广大官员的心，反而让那些喜欢搬弄是非的小人得志张狂？如此一来，反而助长不正之风。不如仿照前朝的制度，给官员按时发放工资，好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的去辛勤工作，有利于培养起全社会的廉洁之风。”

最后，献文帝听从了张白泽的前一部分建议，放弃了惩罚腐败的打算；但给官员发工资的事却只字未提，最后不了了之，没了下文。

今天，我们来谈谈，为什么北魏不给官员发工资呢？在大臣谈到给官员发工资时，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却好像戳了他的肺管子一样，马上不吭声，也不愿意再提及了。是因为皇帝太小气吗？不是，而是因为不发工资是北魏立国以来就遵守的一项制度，官员们不需要发。这种状况从道武帝拓跋珪正式即皇帝位的天兴元年(398年)算起，到太和八年(484年)孝文帝汉化改革后实行俸禄制，持续了八十多年。这么久的时间里北魏没有实行俸禄制，可以算得上是北魏特色的政治制度了。

而在这漫长的80多年中，百官靠什么存活呢？

北魏是少数民族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国家，在入住中原之前一直保留着野蛮的部落氏族社会结构，部落首领为了激发部落成员的斗志就规定了成员依据自己劫掠数量的多少而获得军工奖励，这本是一种激励部下奋勇作战的竞争机制，在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王朝后，由于周边分布着后燕、后秦、胡夏、以及前后东西各种凉国等割据政权，为了在相互攻伐中取得胜利，道武帝不得不保留这一部落时期的激励制度，而让这一竞争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条件就是不给将军和官员们发工资，吃肉还是喝汤全凭自己的本身。所以，后来就演变为北魏皇帝率领将军们作战并根据将军们掠夺的多少对从征将士和贵族进行赏赐，这种赏赐代替了两汉魏晋政权的俸禄制度。”据史书记载：

北魏骑兵

拓跋珪天兴二年，“破高车杂种三十余部，获七万余口，马三十余万匹，牛羊百四十余万头。……班赐从臣各有差”。

泰常八年四月，南攻刘宋后还军至晋阳，因为掠夺之物甚丰，所以“班赐从官，王公以下逮于厮贱，无不沾给”。

始光三年，出军攻打夏政权，获其“宫人万数，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马三十余万匹，牛羊数千万，以（赫连）昌宫人及生口、金银、珍玩、布帛班赉将士各有差”。

西晋末年，随着五胡入主中原，天下大乱，盗贼遍地，北方因为长期的战乱，朝代更替频繁，原来的各种地方管理制度丧失殆尽，大量的流民四处瓢泊，忍受着饥饿、死亡的威胁。在“永嘉之乱”后接近两百年的战乱中，北方的士族逐渐发展出了一种地方自治的组织形式：简而言之，就是由某地的豪门大士族出面，在没有战乱时组织流民们开垦荒地，恢复生产，在农闲时再把流民组织起来训练作战；遇到胡人入侵时就建立堡垒自守，抵御入侵，这被称作“坞堡”。

坞堡本身的实力，其实并不强大。真想在乱世中生存，光靠自己一亩三分地根本就不够。同时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割据政权像走马灯一样，你家唱罢我登台，想要政府的庇护根本指望不上，因此在这种时候，彼此之间的相互支援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其时北方纷乱，各地结堡自守，彼此互相呼应，士族之间通过通婚等形式联络不断。

其实，在五胡十六国时代，各个政权在兼并其他政权后，并不能在那里真正建立起有效的管理制度，而只是做到了军事占领。当地的世家大族的坞堡组织依旧存在，只不过是坞堡堡主不反对你占领，但当你不走运要被另一个新兴的势力消灭时，坞堡主也不会为你尽忠，他们只会快速转身，与另一个新兴政权去合作。这也就是十六国时期的历史时，政权败亡都极其迅速的一个原因。也是强大如前秦王朝，那样一个一统北方的大帝国，因为一场不重要的撤退而大败，进而王朝完全崩溃的根本原因，就因为这些政权没有得到汉族世家大族的真正支持。

北魏建立后，由于当时的外部环境还很凶险，所以也没有精力去解决这一问题，当时一直都用这样一种管理模式：朝廷承认地方宗主势力对某一特定地域的控制，但宗主势力也必须承认朝廷对自己法理上的统治，同时要为朝廷承担一部分义务，如征兵、征税、抓壮丁等，而对于你辖区内征缴的多余部分则属于宗主势力，由宗主支配。这就叫“宗主督护”，但因为你已经有了剩余赋税的占有支配权，所以，朝廷是不能给你发工资的。

某人督护某地，其实就是意味着，朝廷和此人建立了契约。朝廷承认某人对此地的统治权，但是需要他定期上缴税收和兵源，剩下的部分都归自己所有。类似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本质就是朝廷把权利和责任打包给了地方守吏。既不给他发工资，又默许他在实施管理中收取一定的好处作为补偿。至于对朝廷来说，好处大了，至少省下了巨额的人力资源成本的支出。

那么，上述这两种制度，或者说管理方式好吗？

也好，也不好。

在乱世可以激励军人们的斗志和战斗能精神，鼓励他们英勇作战，立更大的军功，获取更大的赏赐，有利于国家的开疆拓土。实行宗主督护，能为国家省去很大一笔行政管理的人力资源成本，这比精简机构来的更实惠。

1、当国家承平日久后，武将们没有了对外作战和掠夺的对象，你让他们吃什么？总不能对着自己国家手无寸铁的人民大肆掠夺吧？既不能夺，又不能抢的，那这些将官们只能利用自己的职权大肆贪污受贿了，这种制度下不让他们腐败简直没有天理了。所以，献文帝才不得不取消他的惩治贪官的措施。

2、武将和以军功获得官位的官员们还好说，通过时不时的对外战争能获取大量的赏赐，有时，这种赏赐够几代人享用。但对于文官们呢？尤其是那些非世家大族出生的文官，他们手无缚鸡之力，既不能战场立功来获得赏赐，有没有自己庞大的大家族来养活自己，让他们怎么活？特别是深受儒家思想教育，廉政爱民的好官，身居高位的文官，他们更是活的凄惨。据史载：北魏名臣高允在任中书侍郎时，“时百官无禄，允常使诸子樵采自给”，“家贫布衣，妻子不立”，孝文帝到高允家发现其“茅草屋数间，家徒四壁，每天只能吃糠咽菜充饥”，堂堂中书侍郎（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或国务委员）活成这个样子。

而高允这种情况并不是特例，《中国俸禄制度史》中说：“当时平城汉族文官因没有固定俸禄，又不能得到赏赐，以致衣食不足者，当不在少数。”毕竟像高允这样思想境界高的官员依旧是少数，大多数的官员便选择搜刮民脂民膏来养活自己。史载当时一般的官员“率是贪污之人”，“少能以廉白自立”，以至百姓视他们为“饥鹰饿虎”。北魏太武帝时，公孙轨出任虎牢镇将，“其初上任时，单人独马孤零零而来；离任时，从者百辆，满载金银珠宝而回”，百姓j就组团登山怒骂相送。

3、宗主都护方面，随着太平环境下经济的发展，宗主们下面的农户越来越多，土地的产出也越来越多，但人都是自私的，宗主们肯定不会根据自己收获的增多而相应的增加给国家的赋税，他们只会想办法隐藏自己的额外收入，肥了自家，苦了政府，还造成了国家编户农民的减少。但是，要改革这一制度，把宗主们也变成按月领工资的国家官员，那是一项庞大的行政体制改革，弄不好会引起天下大乱的，所以，献文帝在听到要给官员发工资的建议时，只能装傻充愣，理都不理，毕竟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配套的必须得是北魏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变革。

献文帝还有一定的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具备这样的波澜壮阔的改革能力，而这一制度的根本变革就交到了他儿子，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手中，在经过之后不久的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后，北魏才彻底终结这一不合理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