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上文，我们解读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从战略布局的角度解释了《论持久战》为什么是日本帝国主义无法战胜的“阳谋”。

最后也总结了《论持久战》的核心要义：通过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在敌后沦陷区和日本鬼子抢地盘，抢人口，抢资源。

是的，敌后的战略资源是相对不变的，你不去争取利用，必然会被小鬼子利用。

如果八路军能在敌后多占领一个村庄，那么小鬼子就能少抢一袋粮食，少祸害一个村子；

如果我们能在敌后多发展一名八路军战士，那么小鬼子就少抓一名壮丁当伪军；

如果我们能在敌后多收编一支土匪武装，那么沦陷区人民就能少受一支皇协军的祸害。

本篇，我们就通过一个具体事例来了解一下，我党是如何在敌后沦陷区和日本鬼子抢地盘，抢资源的？这个事例就是徐向前开创冀南抗日根据地。

冀南就是河北省的南面。从地理环境上看，河北就是被两山加一海包围的平原省份。两山指的是西面的太行山和北面的燕山，一海指的就是东面的渤海。如下图

从军事角度讲，平原地区的地形条件有利于鬼子机械化兵团的推进，一般来说是不适合开展游击战的。所以，全面抗战爆发后，河北就成为了最早的沦陷区。

在第一战区的平汉和津浦铁路作战中，国民党军在短短一个月内就让这块土地尽丧敌手。他们拿着金银细软纷纷跑路，却将带不走的土地和人民留下来让鬼子蹂躏。

虽然国民党早早放弃了河北，但河北人民自己没有放弃自己。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河北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燕国和赵国的故地。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形成了独特的燕赵文化，自古以来就“多慷慨悲歌之士”。

这种文化既有荆轲刺秦时“风萧萧兮易水寒”的那种慷慨悲壮，也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中国改革先河的那种奋发有为。

这里既是“当阳桥头一声吼，喝断桥梁水倒流”的猛张飞的家乡；也是长坂坡前七进七出，杀退百万曹兵的子龙将军的故里。

很明显，在这种文化熏陶下的河北人民，是不会屈服于日寇奴役的。全面抗战爆发后，河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此起彼伏，愈演愈烈。

毛主席说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就什么样的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

国民党军撤走后，这里的人民就迫切渴望有人能来组织他们把侵略者赶出去。而任何地方只要有人民的诉求，就都可以成为八路军活动的大舞台。

除了人的因素外，平原地区虽然没有险峻的地形，但平原的千里沃野使这里的粮食产量更多一些，物产更丰富一些。如果把它掌握在人民手中，更有利于长期抗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毛主席就要求八路军在发展山区根据地的同时，应不失时机地转移力量于平原地区，同时要求平原地区的党组织也行动起来，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斗争。

具体到晋东南的129师，其任务就是把游击战扩展到平汉铁路以西的冀南地区，打开这一地区抗日新局面。

1938年4月下旬，129师分成左右两个纵队挺进冀南：

左纵队又称“路东纵队”，以129师769团、115师689团组成，由徐向前率领，挺进冀南；

右纵队又称“路西纵队”，以386旅为主组成，由陈赓率领，向邢台、沙河一带挺进，主要任务是配合路东纵队的行动。如下图

与我们之前介绍的八路军在山西开创敌后根据地不同的是，河北地区的总体态势非常“杂”。

在山西，我们好歹还有一个闫长官坐镇，就算最后成为沦陷区，但山西境内的各方大佬：晋绥军，中央军，八路军之间的势力范围还是泾渭分明的。

我们打击日寇也好，与友军相处也好，创建根据地也好，是有一定的规则可遵循的。

但河北地区就不同了，七七事变前这里就鱼龙混杂，没有一个主事的军阀大佬坐镇。

七七事变后，这里虽然被老蒋划分为第一战区，但由于各路国军败得太快了，屁股还没坐热就被鬼子撵得亡命而逃，使这里早早陷入一种无政府、无组织的状态，成为权力真空地带。

总的来说，从七七事变到武汉会战这段时间里，在冀南地区大致活跃着以下几种势力：

1、占领平汉铁路，津浦铁路和沿线大城市（包括北京和天津）的日本鬼子，这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2、由日军华北方面军扶植组建的汉奸武装——华北治安军，俗称“皇协军”。皇协军作为一个整体，是我们坚决打击的对象，但不排除其中一些零散个体成为我们发展的对象。

3、一些“墙头草、随风倒”的民军，保安团等杂色武装。这些团体大多是国民党军撤退时，来不及撤退而留下来的散兵游勇。

他们本身有抗日的需求，但私心比较重，为了自己的利益，极有可能在日军的高压威慑和高官收买下叛变投敌，属于左右摇摆的中间派。

4、国民党军撤退时，不愿当亡国奴，不愿跟着跑的零散部队组成的抗日义勇军，以及河北人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

他们有坚定的抗日立场，但缺乏严明的组织纪律和统一的行动纲领，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

5、趁着无政府、无组织混乱状态而出现的封建会道门组织——六离会。

我们通过他的名字，也能猜出他是一个靠画符念咒，开坛作法骗人的邪教组织。他源于八卦的“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由于“离”居第六，故称“六离”。

六离会其实和义和团差不多，会众们都有朴素的抗日爱国意识。但由于其头目李耀庭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汉奸，导致六离会成为一个帮鬼子洗脑愚民的汉奸组织。

这个李耀庭针对群众苦于国民党“拉壮丁、强征粮”的恶劣作风，提出了“救民不救国、入会不当丁”的口号。这个口号反对参加抗日军队，其实就是号召民众投降当汉奸。所以他很受鬼子的青睐。

但别小看这种跳大神的神棍组织，他的势力十分庞大，在冀南几乎村村都有六离会的分支。一时间冀南的六离会号称有“十万会众”，成为当地最庞大的力量。

6，最后，就是刚刚开赴冀南，准备一展拳脚的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了。

总之，在冀南三十多个县的范围内，敌、我、友、顽、愚各方势力犬牙交错；日伪军，义勇军，保安队，六离会各种团体鱼龙混杂。

当时的冀南既是一块藏龙卧虎、风云际会的英雄用武之地，也是一片各方势力犬牙交错、鱼龙混杂的懦夫葬身之地，关键看你怎么运作了。

如果把大家代入徐向前的位置，给你一支五、六千人的八路军队伍，让你来到这个陌生又复杂的地区，你该怎么办呢？

你是先打击日寇？还是先发动群众？如果先发动群众，群众还被六离会控制着，阻力比较大。所以你要先拿六离会开刀，但你敢保证在动六离会的时候，日军不会向你背后开刀吗？

大家是不是感到一头乱麻，千头万绪中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抓手？

下面，我们看看徐向前元帅是怎么打开局面的？

从徐向前及路东纵队的实际处境来看，他们的北边是赵云祥的民军2路军。如下图：

这支队伍虽然与八路军作对，属于不坚定的友军（事实上，最后他还是投靠鬼子当了汉奸）。但他当时仍打着抗日的旗号，打他是不合适的。

当然要争取他，也没那么容易，只能是先稳住他，别让他趁乱给我们下绊子就行。

东边则是李耀庭的六离会。作为一个“跳大神”的邪教组织，他们虽然裹胁的群众比较多，但他每天整的都是些神功护体，刀枪不入的把戏，本身没什么战斗力。

如果我军能够集中主力给他来一个突袭，应该就能把他打散架了。

貌似我们可以先拿六离会练练手再说？

其实也不行，虽然李耀庭是个不折不扣的汉奸，但他裹挟的是大量无辜群众。

对于无辜群众，我们显然不能像《周处除三害》里演得那样，拿着手枪对群众挨个点名，那样我们将来还如何去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对于这样的邪教组织，我们只能在时机成熟时取缔他，而不能全部剿灭。但目前来看，取缔时机还不成熟。

最后，那就只能先打南边威县的日军了。

是的，我们是抗日武装，打日本人总是没错的，对收拾眼前这个混乱局面有极大好处。

首先，威县地处冀南中心，是被冀南广大农村包围的一个孤立据点，远离平汉铁路线。有助于我军在攻打威县时，不会遭到沿铁路线运动的鬼子大部队的快速增援。

另外，最重要的是威县的日军兵力薄弱，只有清水旅团的一个中队约130 人驻守。吃掉他，就可以向各方势力展示八路军的抗日决心，方便下一步发动群众。

是的，你统帅大军初来乍到，各方势力其实都在观望，他们都在想八路是来干嘛的？是来抢地盘？还是收编他们来了？

所以，这一仗非常重要，算是八路军向冀南人民纳的一份投名状。这个状子纳好了，对下一步争取中间势力，瓦解六离会，收编杂色武装都是十分有利的。

攻城战斗是经过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进行的。

早在徐向前没来冀南前，当时的先遣部队就研究过夺取威县的相关事宜，并且还制定了一个“里应外合”夺取威县的妙计。

这个“里应”是计划策反威县的维持会长和梦九战场反正，因为这个家伙还担任着伪警察局长，手里有枪。

经过数次秘密谈判，我们和这个家伙达成如下协议：

和梦九在八路军攻城开始后立即率部反正，配合八路军作战，维持城内秩序，并为八路军筹备粮食给养；八路军则保证战后他全家的生命安全，不以汉奸罪惩办他和没收他的财产。

其实啊，对于这种首鼠两端的败类，我们即便要合作，手里也要掌握点他的把柄，以防这个家伙到时候反水。

无奈我们也是初来乍到，对这个家伙没有详加考察就谈合作，这就为之后的行动埋下隐患。

不管怎么说，一切准备妥当，我们就开始调兵遣将了。作战计划如下图：

1、韩先楚率领689团袭击威县县城，吸引邢台的鬼子出援；可以相机占领占领威县，但不用强攻。

2、陈锡联率769团在威县以西的高阜镇设伏，负责伏击邢台的援敌，这里是主战场。

3、陈再道率骑兵团埋伏于临清到威县的公路附近，伏击临清援敌。

这是一场典型的围点打援战斗，对我军来说应该不是问题。

但可能是冀南本地的八路武装刚刚组建，还没什么战斗经验，和东进纵队还缺乏磨合。他们一开始就整出了两个幺蛾子事件。

既然你是围点打援，那你总得在围点之前，让威县的鬼子发出求援信号吧。然而在实际行动中，我们的武工队却好心办坏事，把威县通往外界的电话线给切断了。

威县的鬼子一看电话打不通了，就派出通讯兵去邢台送信。但想不到这个通讯兵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在半路上碰上我们的骑兵连了，被骑兵连给毙了。

这下，敌人的两个求援信号都让我们给打断了。

打援计划是实现不了了，只好改强攻了，好在我们在威县还有个假汉奸当内应。

我军于凌晨时分发起进攻，主攻方向是城东北角。一阵强攻后，我军很快从东北角攀上城墙攻入城内，并迅速占领要点。由于威县的鬼子不多，他们只能龟缩在碉堡里固守待援。

目前来看，形势对我们有利，此时外界都不知道我军在打威县，只要我们把龟缩在碉堡的这伙鬼子超度完，就算拿下了县城。

但万万想不到的是，正当我军准备聚歼碉堡里日军的时候，那个汉奸和梦九却背叛协议，率领他的伪警察部队对着这我军的后背疯狂射击，战士们纷纷中弹。

此时龟缩在碉堡的鬼子也乘机反扑，使我军腹背受敌，战斗处于胶着状态，打得十分激烈。为了摆脱被动局面，我军不得已于次日拂晓撤出战斗。

此役以我军以牺牲114人，负伤100多人的高昂代价，仅换取了歼敌百余人的战果。

但这场战斗沉重打击了鬼子的信心，使他们整天恐慌不安，没几天便弃城逃到了邢台。

这样，我军最终拔掉了鬼子钉在根据地腹地的这颗钉子，使冀南各个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威县的解放，也壮大了八路军在冀南各地的影响力。此后我党的各县、区抗日政府和人民武装得以迅速建立，各种农、青、妇抗日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抗战胜利后，冀南军区为纪念在威县战斗中牺牲的烈士，还修建了威县烈士陵园，特立“一一四”英雄纪念碑。

纪念威县战斗中牺牲的114名烈士的英烈碑

威县战斗后，经过对冀南的实际考察，徐向前创造性地提出了“人山”的战略思想，从理论上解决了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的问题。

那么，在具体组织层面是怎么实施呢？

徐向前提出，游击队要尽可能的“小”，只有“小”，才能保证行动的机动灵活。否则在开阔的平原地带，如果队伍规模过大，就容易被鬼子的机械化兵团快速捕捉。

但“小”也有弊端，小了就缺乏战斗力，逮到机会也不容易消灭敌人。

徐向前的方法是大小结合：既要组织很多小游击队，也要组织一些大游击队，以大游击队为基干，小游击队活动于大游击队的周围。

一个基干游击队和周围的小游击队形成一个系统，小游击队游而不离、分而不散。在一定范围内是自由的，分散的，但在大的框架中又是固定的，是以大游击队为中心的。

用个形象的比喻，就好比是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仔在草丛里觅食。

小游击队的任务是侦查、警戒、袭扰、迷惑敌人，协助大游击队作战。

大游击队则负责执行主要的作战任务，其位置要选在可以四面周转的地方，以能达到迅速打击敌人和转移撤退的目的。

对这种战术运用，看过之前介绍长征的朋友应该不陌生，这就是对红军时期“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战术思想的辩证运用，这也是我军的拿手好戏。

徐向前的另一项创新就是拆城墙。

这是在打威县的战斗中得来的灵感。

威县战斗之后，徐向前根据我军缺少重武器，不善于攻坚的弱点，做出了拆除根据地县城城墙的决定。

一开始，大家都接受不了。因为自古以来，城池就是防守的屏障，你现在自毁城池，将来还怎么阻挡鬼子的进攻？

徐向前跟大家解释说：

从攻打威县这一仗来看，假如不是敌人疏于戒备，我们是很难打进来的；而反过来，如果我们守在城内，敌人来攻，以我们的装备水平也很难守住。

坚守城池不是我们的强项，攻城拔寨也不是我军的擅长，要发挥我军灵活游走，飘忽击敌的优势，就必须拆除城墙，不要局限于一城一地的固守。

其实，拆城和人山一样，都是对作战环境进行有利于我军的改造。

之后的作战也很好印证了这一点。城墙被拆除后，我军进出自如。即便县城被鬼子夺了，由于没有城墙依托，鬼子也是提心吊胆的，得时刻担心我游击队的袭击，根本不敢久驻县城。

其实，徐向前本来是不打算先拿六离会开刀的。因为中央有指示：对于会门土匪应采取慎重的态度去应付，依据具体可能条件去改造他们。

但具体情况却在不断变化。说白了就是六离会自己犯贱，以为八路不发威，就把我们当病猫，不断的挑衅我们忍耐性，逼得徐向前不得不提前解决六离会的问题。

比如，我军在攻打威县时，六离会切断了南宫到清河的电话线；第二天，六离会又伏击了我们的一个工作队，一行40余人超半数被杀害。

既然他们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不能怪我们下手无情了。

这个六离会平时整的无非是些画符念咒之类的把戏，虽然会众不下十万人，但其组织比较松散，根本没什么战斗力。

但他们的会众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老百姓。你打死一个，可能会得罪沾亲带故一大片。你要是剿灭了整个六离会，也就剿灭了这个地区的群众基础。

所以，纯武力解决的办法不能用；但目前这种剑拔弩张的形势，思想工作显然也行不通。

对此，徐向前提出办法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具体点就是武力震慑和惩办首恶相结合。

没有武力威慑，你就镇不住对方，就无法开展群众工作；用武力压住阵脚后，才可以深入群众，达到揭露骗局，教育群众的目的。具体做法是：

擒贼先擒王。徐向前先派人秘密逮捕了六离会首领、大汉奸李耀庭，打乱其中枢指挥系统。然后再集结队伍，在六离会所在区域进行“武装宣传”，揭露六离会的骗局。

然而，这下却捅了马蜂窝，六离会的小头领们立即纠集了七八个县的上万会众，兵分数路向八路军紧逼而来，妄图一举打垮八路军。

这种阵势，你要真打，是不行的；但不打，你还镇不住他们。

徐向前的办法是摆出一个“阵”。这个阵把机枪连摆在前边，后边放两个步兵营，然后在把骑兵团埋伏在一侧的小树林里，准备伺机迂回包抄。

在对方冲过来时，为尽可能减少伤亡，他让战士们瞄准领头的那几个开枪，以破解他们刀枪不入的神话；对于其余会众，则进行鸣枪示警；对于逃跑的会众也不追，放心大胆让你跑。

就在一大群会众愣神的功夫，树林里的骑兵团也冲出来了，直奔人群的后方。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对方伤亡，骑兵团也只是对天放枪，来回穿梭，大造声势，搞得尘土飞扬的。

就这样，前后一夹击，六离会上万人的进攻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这之后，八路军再趁势冲入村里，抓住了在此坐镇指挥的两个小头领宋殿元和段玉凤。

然后，召开公审大会，公布其罪行，进行宣判。按照宽大政策，只判处宋殿元死刑。这里的行刑就成了重头戏，因为六离会迷惑群众的主要招数就是“神功护体，刀枪不入”。

所以，徐向前特意对在场的群众说：他不是说自己刀枪不入吗？好，如果这一枪下去，他要能刀枪不入，我就放了他！

这样，群众的关注焦点就在“刀枪不入”的真假上了。

结果可想而知。宋殿元一枪毙命，旁边的大仙段玉凤见状直接吓得昏死过去！

徐向前当机点拨：看到了吗？他们那一套都是骗人的！大家不要再上当了。我们八路军只追究罪魁，不牵连群众。

会众们在亲历过这种“颠覆性”的事件后，回去是到处宣讲，以此破除刀枪不入的神话！

接下来，我们就该揭露六离会的罪恶，以及宣传八路军的政策了，同时宣布取缔“六离会”。

工作队进入各村进行宣传，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动员会众交出他们的所谓“法器”，比如桃木剑、护身符什么的，然后销毁。在这种神秘的仪式感下，六离会会员才能在在心理上、精神上真正与其决裂。

冀南地区在国民党军撤走后的无政府状态中，出现了众多的杂色武装。

杂色武装的特点是一个“杂”字，“政治目标杂，组织成份杂，内外关系杂。”他们都有不同倾向，有倾向抗日的，有倾向当汉奸的，有倾向割据自保的。

这些武装分散在各处，组织大小不一，力量强弱不同。在抗战的大背景下，他们有被我收编、改造的可能；也有被老蒋空头委任的可能；更有被日本鬼子收买利用的可能。

总之就是，你不收编，就会被鬼子收编。

游杂武装

论持久战的核心要义就是跟鬼子抢地盘，抢人力。中央也有指示：对冀南的杂色武装，必须设法改造或收编，以免被日寇及其他人利用。

在这种复杂局面中，徐向前的做法是：抓大放小，集中精力做大股杂色武装的工作。

这些杂色武装看似是在无政府状态下野蛮生长起来，七个不服八个不尿的，但他们之间还是有一套江湖规则来维系的。

江湖有江湖的规矩。正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

比如：倾向抗日的小股力量，会自觉不自觉地以相同倾向的大股力量为榜样。你只要把大股力量的工作做好了，小股力量自然会主动来投靠你。

相反，如果你能及时打掉有投降倾向的大股汉奸武装，那么其他哪些为非作歹的小股土匪也就断绝了当汉奸的念想。

这是一种无形又紧密的联系，一种约定成俗的道上规矩。

所以，我们既要集中精力做有抗日倾向大股武装的工作，把他们的工作做好了，一带就是一大串。也要及时打掉那些有投降倾向的大股武装，断绝那些小股土匪当汉奸的念想。

对于汉奸性质的大股武装怎么打？也要讲究策略。

比如枣强县的杨玉昆。

此人情况比较复杂。他在抗战爆发后进入枣强，强行改编了本县的保安队，并得到了老蒋委任的“忠义救国军”的一个空头番号。

这种空头委任已是我们“委员长”的拿手好戏了，而且屡试不爽。反正我一不给你人，二不给你枪，只给你一张纸，至于你能不能混成个人模狗样，就全看你造化了。

虽然这种空头番号没任何实际意义，但在抗战大背景下，这个番号却无异于一个护身符。

这个杨玉昆就以此为掩护，私下里投靠了日本人，报纸都登过他被鬼子任命伪职的消息。但这么明显的汉奸，我们的委员长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他自生自灭吧！

有这个护身符，在名义上，我们是不能动他的，所以这家伙很狂，处处跟八路军作对。

不过，我们早就把他调查清楚了，因为杨玉昆部队中也有我方的人员渗透。

所以，在我们已经掌握杨玉昆当汉奸充足证据的情况下，就准备对他下手了。

但杨玉昆还有些实力，硬打不是打不过，只是免不了伤亡。而且，杨玉昆的部队处理得当也能改造为一支抗日力量。

徐向前了解到具体情况后，就定下一个计策，委托刘志坚去执行。

这个计策是：智擒杨玉昆，控制其部队，然后惩办首恶，对部队加以收编改造。

具体办法就是，以共商抗日大计名义邀请杨玉昆吃饭，毕竟你名义上还是抗日组织嘛。

一开始，这个杨玉昆心里有鬼，自然是不敢去的。

但你不来我们就诚意满满地再次邀请，还不来，就再三邀请。杨玉昆在被反复邀请下就会派人先去侦察，但我们绝对是光明磊落，诚心请客，也不怕你侦察。

最终，杨玉昆在警卫的陪同下参加了这个饭局。到了才发现大家一片和气，气氛融洽，一点事都没有，皆大欢喜。

过几天，我们又找个名目，比如商谈敌情之类的，再邀请杨司令吃饭。

有了上次铺垫，杨司令就没什么担心了，带着自己的警卫员就欣然赴约。

但这次可就不同上次了，是标准的鸿门宴。

其实和古代的“摔杯为号”也差不多。我们先在院子周围埋伏好人马，然后请杨司令来赴宴。杨玉昆进屋时，一切照旧，大家开始推杯换盏，大呼小叫，热闹异常。

等到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杨玉昆喝的脸红脖子粗之际。刘志坚突然把茶杯一摔！我埋伏的战士立即冲进去，扑向杨玉昆及其警卫。下枪，按倒，捆住也是转瞬间的事。

就在杨司令一脸懵逼的时候，外边的部队得到信号也立即行动起来，迅速包围了“忠义救国军”的的指挥机构。

同时进行喊话：首恶已被擒获，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出来投降，不然，就是死路一条。

这种乌合之众谁给你出头，只要你别开枪，让干什么都行。

这样，八路军不费一枪一弹，拿下了杨玉昆，并改编其部队。

之后就是召开群众大会公布杨玉昆的罪行。

这对类似杨玉昆的汉奸武装造成了巨大的震慑作用，而活动在景县、武邑一带的杂色武装葛桂斋部，也很快接受了八路军的改编。

当然，对于有抗日倾向的杂色武装就不能这么干了。

虽然他们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分散性、落后性的特点。但他们大节不亏，都有抗日要求，收编他们能有效充实抗日力量。

徐向前的办法是，对他们“既要讲条件，又不能要求过高、操之过急。还要注意保持八路军的先进性、纯洁性，以免被杂色武装影响和侵蚀。”

所谓“条件”，就是接受我党抗日主张，遵守八路军纪律，同意派政委到部队工作；而“不能要求过高，操之过急”，是考虑到其思想水平不高，暂时采用保留原建制的方式，让其放心。

徐向前对这些武装做出如下保证：

一，与八路军同等待遇，一视同仁；

二，不缴枪；

三，保持其原有干部与编制，如因适应战争环境和提高战斗力，而在组织上必须适当调整时，亦先经过其同意，而不应勉强；

四，帮助其进步。

这几条很有吸引力。对于某些自发武装，他们既想在八路军抗日大旗的庇护下发展壮大，又不想失掉对部队的控制权。

对于他们的想法，我们是知道的，所以才加上“帮助其进步”的条款。方便日后让他们真正融入八路军，打造成一支听党指挥的队伍。

这种“进步武装”中势力较大的主要有两股。一是段海洲的“青年义勇军团”，一是赵辉楼的“民众抗日自卫军”。

段海洲是河北安平人，本是地主家的少爷，上过大学，有进步思想，在晋绥军中当过教官。

抗战爆发后，他回到家乡，打出抗日旗号，在家人亲戚的资助下招兵买马。很快组成了一支三千人的队伍，命名为抗日义勇团。三千人不少啊，相当于八路军的两个团，

段海洲觉得队伍大了，就应该考虑归宿问题了。而他能在各方势力都向他抛出橄榄枝的情况下，主动选择了八路军，说明他在思想上还是比较进步的。

但段海洲是一个典型“少爷革命”。虽然能认识到我党的革命性和先进性，但本人却意志薄弱，吃不了苦，对部队的掌控能力也不强。

果然，段海洲的部队一听说改编，马上就有不少人相继出走，他根本控制不了。

徐向前只能提前对其进行改造，改造的方式就是“混编”。将其与陈再道任旅长的独立旅合并。

当然名义上，是独立旅并入段司令的队伍，合并后的番号还是“八路军青年抗日游击纵队”，司令还是段海洲。

合并后，队伍趋于稳定，逃亡现象被杜绝，段海洲那三千人跑的就剩下一千人的队伍真正融入了八路军。

而段海洲本人受不了八路军的艰苦生活，之后我们也让他离开了八路军。

虽然我们最终只收编了段海洲的一千多人，但他的示范意义重大。八路军保留原建制，原职位的做法对杂色武装的“司令”们产生了巨大吸引力，他们纷纷涌向南宫，要求改编！

另外一个典型就是赵辉楼。

赵辉楼是河北省宁晋县人，早年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任职。后来退出军队，回乡办了一所学校。他为人正派、持重，又见过世面，在群众中颇有威信。

抗战爆发后，国军败走，土匪为患。赵辉楼有军队经历，又有威望，自然被推举为家乡宁晋县的群众武装首领。

赵辉楼有一定的军事能力，先后打败了周边几支土匪武装，并收编了他们的部众，队伍也扩展到三千多人。

之后，他打起抗日大旗，并把队伍命名为“民众抗日自卫军”。

早在大革命时期，冯玉祥就接受过我党的统战政策，其时正在西北军当兵的赵辉楼也受到这种影响。因而他对我党和红军很有好感，也很佩服红军。

在徐向前到了冀南后，他主动写信给徐向前，要求改编，并且提出三个要求：

一是部队中缺少政工骨干，希望从八路军老部队中给派一些去；

二是改编后的部队番号“冀鲁支队”，在前边要加上“八路军”三个字；

三是他要入党。

从他提出的这些条件看，说明他的思想觉悟很高，他的部队已经算是个“七路半”军了。这就为改编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

改编后的“八路军冀豫支队”还以赵辉楼为司令。

一个多月后，“八路军冀豫支队”与汪乃贵支队合并，番号为“八路军冀豫游击支队”，赵辉楼仍为司令员，汪乃贵任副司令员。

后来，129师开始第一期整军时，赵辉楼率部回师太行，正式编入385旅，陈锡联任旅长，赵辉楼任副旅长。

之后，赵辉楼历任任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建国后任山西军区副司令员、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妥妥的副部级。

是的，如果你是一个真心真意的革命者，将会让你统帅更大的队伍。

总之，徐向前在改编过程中把握恰当的方式方法，造成了极好的示范效应，以此带动了那些中小武装的改编工作。

至1938年6月底，我们已收编改造游杂武装数十股，另有二十个县的民团、保安队也编入了八路军。冀南的我军队伍猛增至18500人，拥有11500多条枪，比129师成立时的人数还多。

截至9月底，我军已解放了临清、高唐、临漳、内黄、清丰等二十多个县城；消灭日伪军万余人；建立了五十一个县的政权，控制了西起平汉线、东至运河，南起豫北，北至滹沱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根据地人口逾八百万。

当然了，一切事业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在徐向前在冀南的各项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的时候，却无意间引起一位大人物的羡慕嫉妒。

不用我说，大家也应该能猜到，这个大人物就是我们的“蒋委员长”。

是的，当初国共合作，红军改编八路军时，老蒋本来是想拿我们当炮灰的，想借日本人的手解决我们。结果最后发现自己成炮灰了，打到最后丧师失地不说，还让共产党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给发展起来了。

凭什么呀？我蒋某人可是全国抗战的领袖。不行，我的人马也必须到敌后去，和日本人，不是，是和共产党抢地盘去。

是的，和日本人抢地盘恐怕没那么容易，但要共产党的地盘，应该合情合理吧。

于是，老蒋就委任闲居在家的原西北军将领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要来“收复失地”。后续还委派了著名的“东陵大盗”孙殿英和“三姓家奴”石友三过来抢地盘，搞摩擦。

当然，这已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事了，我们后面再介绍。

转眼间，就来到了1938年的年底，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也到来了。下一篇，我们就转到正面战场，详细介绍下战略相持阶段到来的标志性事件——武汉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