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我在头条上看到这样一个话题讨论：如果中国没有出现毛泽东，还会出现“王泽东”或者“李泽东”吗？

先亮明观点：如果中国没有出现毛泽东，很难出现“王泽东”或者“李泽东”；即便出现了，成就也很难达到毛主席的高度。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个人的力量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非常渺小，不是决定性的力量。

当时，我初次接触唯物史观点时，也觉得人家说得有道理。不是有句话叫“时势造英雄”吗？时代发展到什么地步，总会出现一个时代的领军人物，引领时代的发展。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这个唯物史观有很大的局限性：

他只是说明一个时代会产生自己的领军人物，但却说明不了多长时间会产生这个人物？以及这个历史人物对历史的发展能起多大的贡献？

伟大的邓公说过：“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还将在黑暗中摸索很长一段时间。”

我想补充的是：究竟要摸索多久？没人能说清楚，也可能几十年，也可能一百年，甚至一千年。别忘了文艺复兴前，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教会统治的中世纪可持续了1000年。

举三个至今没摸索出来的例子吧：

曾经的中东霸主萨达姆·侯赛因就摸索着想用50年时间统一中东，实现古巴比伦王朝的伟大复兴，结果呢，“出师未捷身先死”，悲壮的上了美帝国主义的绞刑架。

至于伊拉克今后会不会出现？多长时间后才会出现复兴古巴比伦王朝的雄主？谁也说不准。

土耳其的强人总统埃尔多安，不也一心想恢复祖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往日荣光吗？为此，他还不惜频频打脸的乱认祖宗，把我国古代的游牧民族匈奴和突厥都安在他们头上。

结果现在成了国中哈士奇。至于土耳其何时能实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伟大复兴，谁也说不准，最起码在埃尔多安的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了。

还有我们隔壁的普大帝，不也心心念念的想着，恢复沙俄和苏联时代的辉煌吗？结果一脚踏进俄乌冲突的大坑，深陷战争泥潭，被美西方制裁的死去活来。

所以，毛主席的出现，与其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必然会产生的伟大人物，不如说是中国人民之幸，华夏民族之福，带有千年难遇的偶然性。

毛主席的出现，更像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完美契合。

本篇，我们就讨论一下旧中国出现毛主席这样伟大人物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我们在考察伟大人物的出现时，离不开对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和人物所处具体环境的分析。

毛主席出生于1893年，是上世纪的90后。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就爆发了。结果大家也知道，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失败了，被迫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到了1900年，毛主席7岁那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老佛爷西安避难。结果还是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和八国列强签订了更加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清政府已经彻底变成洋人的朝廷，中国已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

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一声枪响宣告了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倒台。当时还在上师范的恰同学少年毛主席很兴奋，认为国家摆脱了封建统治，今后终于可以自立自强了。

然而，袁世凯却窃取了革命果实，当时的中国被反动软弱的北洋政府把持，他们对外屈膝妥协，任人宰割，对内则导致军阀混战，四分五裂，致使社稷变为废墟，人民饱受涂炭之苦。

可以说，中华民族发展到这个时候，已经走入了绝路，迫切需要一位大治之才来力挽狂澜。

而近现代湖南省的人文历史底蕴又特别容易出产这样的人才。

古代的湖南属于荆楚文化圈，受著名爱国大诗人屈原的影响更深，算是湖湘文化的源头。

湖湘文化在历经先秦湘楚文化的孕育，宋明中原文化的洗练后，到了近代就出现了一位集大成者——王夫之。就是那位立志反清，终生不剃发，拒绝满清高官厚禄的船山先生。

王夫之是位大学问家，在晚年隐居期间写出了《春秋家说》、《读通鉴论》、《宋论》等一系列哲学历史著作。

他的著作之乎者也的，读起来跟天书差不多，但主要是说了3个核心观点：

1、世界是运动的，发展变化的，人要根据世界的变化来改造自己的认知，不能一成不变。

“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

这是不是很像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

2、天下是人民的，不是一朝一姓皇帝私有的。

“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

这是不是有点《共产党宣言》的意思。

3、做学问要经世致用，千万不要空谈误国。

“明人道以为实学，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

这一条是毛主席以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立足点。后面的农村包围城市也好，持久战也好，都是毛主席在“经世致用”这一原则下结合马列主义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

后来，王夫之的死忠粉曾国藩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把《船山遗书》推广到湘军之中。镇压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后，曾国藩为了免受慈禧老佛爷的猜忌，就主动裁撤了十几万湘军。

这些被裁撤湘军的大部分中下层军官和士兵就回到了湖南，并把王夫之的学说推广开来。

王夫之的学说在湖南传播开后，吸引了很多学者的青睐，其中一个就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

“戊戌变法”的时候，湖南巡抚陈宝箴联合岳麓书院的熊希龄等人就筹办了一个时务学堂，并聘请谭嗣同当学堂的老师。

谭嗣同有两个学生：一个叫杨昌济，一个叫蔡锷。杨昌济非常喜欢研究王夫之的《宋论》和《读通鉴论》，回到湖南一师任教以后，经常给学生们讲王夫之的著作。

而杨昌济最喜欢的学生，就是毛主席。而蔡锷最喜欢的学生，则是朱老总。

我们刚才介绍王夫之学说时也发现，他和西洋泊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不冲突，甚至有点不谋而合，殊途同归的感觉。

相比于接受纯粹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其他党内精英们，深受湖湘文化浸润的毛主席更会用“经世致用”的观点去学习、研究马克思学说，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毛主席那里能更好的实现中国化。

总之吧，大思想家王夫之引领了近代湖湘文化向崇实、重行、通变、求真、达用的哲学方向发展并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这种影响在近代就产生了“湖南人才半国中”、“中兴将相，十九湖湘”、“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的人才兴旺局面，这就是产生毛主席的历史必然。

如果说近代湖湘文化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是毛主席这样千古奇才出现的必然性，那么后来的两次偶然事件，确是毛主席能担负起挽救中华民族历史重任的必要偶然条件。

1918年6月，毛主席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和今天一样，他需要面对所有毕业生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后的就业问题。

恰逢此时，毛主席的老师，已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杨昌济先生给他传来一个好消息：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组织了一个华法教育会，准备搞一个赴法勤工俭学的活动。

毛主席和他很要好的小伙伴蔡和森、萧子升都觉得这是一条很不错的出路，便号召新民学会的会员也积极行动起来，着手准备赴法留学的事情。

随后，他们乘火车离开湖南，奔赴北京。

事实证明，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是偶然的，这些偶然事件的出现会改变一个人的选择，而每一个选择的背后，都代表着不同的命运。

原本组织新民学会赴法留学是毛主席最先提出的，到了北京之后，他也是最积极筹划赴法留学的领头人。

为了给同学们筹措路费，他四处奔走，出力最多，并在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帮助下，筹集到了2万银元。

但是，毛主席最后却决定自己要留在中国。

没人知道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

或许是毛主席后来曾说过的，他在中国也可以看到外国著作的译本，中国的国情更需要他去研究。

或许是他来到北京以后遇见了国母杨开慧。在北京的这段时间里，他们一同漫步在故宫河畔，徜徉在北海公园，一起看湖面的杨柳依依，他们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

总之，是什么原因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留了下来。

不要小看这次没有去成法国留学的小事件，这或许是毛主席革命生涯的重要起点。

正因为毛主席留下来了，他才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认真的分析国内问题了，并着手从事了两大社会实践活动——创办《湘江评论》和组织“驱张运动”，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毛主席筹完款，回到湖南后，为了进一步宣传新思想，唤醒大众，他就以湖南学联的名义创办了著名刊物《湘江评论》。

《湘江评论》一经发行便瞬间火爆全国，在全国范围引起巨大的反响。让毛主席在当时文化圈里的人气值爆棚，也让他收获了大量的粉丝。

这些粉丝有任弼时、萧劲光、向警予等后来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就是在此时受毛主席的影响，开始革命之路的。

同时，《湘江评论》的成功也引起了反动军阀的恐慌。当时北洋系的湖南都督张敬尧就视《湘江评论》为洪水猛兽，他下令捣毁和查封了湘江评论，使《湘江评论》被迫停刊。

这事要是搁一般人那，或许就忍了，谁让人家手里有枪呢？

但毛主席可不是一般人，面对反动军阀的嚣张气焰，毛主席并没有屈服。

他利用自己创刊以来积攒的人气值影响力，积极联络社会各阶层，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发动全社会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最后还真把张敬尧赶出了湖南。

具体经过我们以后再详细介绍。总之就是，毛主席虽然没有去成法国留学，但他却在1921年建党之前，已通过创办《湘江评论》和“驱张运动”的社会实践锻炼和提高了自己，早早就塑造了自己的领袖气质。

而当时的总理、邓公，聂荣臻、陈毅等我党的青年才俊们正在法国勤工俭学呢。

当然，我也不是说出国留学不好，出过国的总理和邓公他们同样也是人中翘楚，但他们在对国内局势的了解和发展趋势的判断上，总和毛主席差了那么一丢丢。

历史无法假设，我们不知道，如果毛主席也参加了那次赴法勤工俭学，他的思想价值观，世界观会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但至少在他的人生历练中，会少了创办《湘江评论》和“驱张运动”两次重要的社会实践。

而缺少了这两大社会实践，在今后的革命道路上，毛主席看问题是否会那样深刻？是否会在“四一二”政变之前就一眼看穿老蒋的反动本质？是否会在八七会议上率先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我们都无法断定。

或许正是因为毛主席没有出成国，使得他在处理今后的革命问题时，更能站在本国国情的角度，发现中国革命最伟大力量源泉来自哪里？进而开辟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如果说，毛主席没有出成国，更有利于他“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世界观的形成，具备成为全党领袖的潜质。那么接下来的一件偶然事件则奠定了毛主席的全党领袖地位。

1934年10月5日，上海法租界工部局的警察得到了一条秘密情报：法租界“麦其路麦奇里34号”的一座小洋楼里有多名共产党在秘密活动。

随后，他们把情报通报给了国民党中统组织，并伙同中统特务于午夜时分，对小洋楼发起突袭，又成功逮捕了我党几名地下党员，同时搜出大量的现金、银行存折、共产主义书籍等。

在意识到这处洋楼是地下党的重要据点后，这帮特务决定“守株待兔”，留下几名密探在附近窥视，看是否能通过这个“饵”来“钓”出更多的共产党员。

果不其然，第二天，又有一名共产党员掉入了特务布置的陷阱，这名党员恰恰还是一个负责人。在特务的严刑拷打下，他供出了我党在上海秘密电台的位置——公共租界的122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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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晚，这帮特务又对122号房进行了突击搜捕，他们找到了我党部署在那里的3台短波无线通讯电台，还逮捕了一名负责维护电台的专业技工。

面对酷刑，这个技工又供出了另一台大功率无线电台的的位置，使这帮特务又毫不费力地搜出了一台可以直接和莫斯科通信的大功率电台。

就在国民党中统特务捣毁我党上海秘密电台的同时，远在千里之外的江西中央苏区却到了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

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和“洋顾问”李德盲目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他们在军事上执行“御敌于国门之外”和“短促突击”的错误战术，使第五次反围剿形势不断恶化。

广大红军战士前赴后继地倒在前线，最近的时候，国民党军队距离苏区首都瑞金只有几十公里，炮弹、子弹呼啸的声音随风传来，仿佛近在耳边。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对于党和红军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博古等人束手无策，只能被迫放弃苏区，准备开始战略转移了。

一开始，他们本来是想让身患疟疾的毛主席留下来的，但在周总理的据理力争下，最后还是把患病已久的毛主席带上了长征路。

按照惯例，在离开之前，也就是1934年10月8日，博古、李德给共产国际的打了一个电报，提出为保存有生力量，准备转移出苏区。

共产国际则回电表示同意。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约8万6千人踏上了前途未卜的漫漫长征路。

所有人都没料到的是，这居然成了在长征结束前，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最后一次联系。

正如蝴蝶效应描述的那样：“一只南美洲的蝴蝶扇动翅膀，可能引发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国民党特务捣毁上海秘密电台与我们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两件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此刻却因为一个很小的技术性问题联系到了一起。

这个技术性问题就是：中央苏区的电台因为功率小，无法和莫斯科共产国际直接通信，要想联系共产国际，只能通过设在上海的大功率电台中转。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之日，也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正式失联之时。

在长征以前，作为临时中央负责人的博古和李德，权力全部来自于共产国际的授权，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和同意。

而这次电台被捣毁事件，意味着共产国际在无法对我党进行监督和干预的情况下，博古和李德的决策就失去了合法性，也就是失去了所谓的“尚方宝剑”。

很多年后，李德回忆这段往事时说：

"中央与外界完全隔绝，对以后的事态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所有决策都没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而没有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就倒逼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尽早从共产国际的阴影中走出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革命道路。

在经历最惨烈的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8.6万人损失大半，中国革命即将迎来灭顶之灾。

关键时刻，毛主席站了出来，果断否决了博古和李德向红二、六军团靠拢的错误决策，做出了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川黔边界转进的重大战略决策，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

在经历了通道转兵，强渡乌江后，党和红军终于暂时摆脱了老蒋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在贵州的小城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在共产国际不知道的情况下，对博古、李德犯下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清算，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教训。重要的是把毛主席选进了常委，成为周总理军事上的协助者。

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真正摆脱了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独立承担起了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从此，党和红军在毛主席的带领下，走上了逆风翻盘的革命道路，揭开了崭新的革命篇章。

而过了一年九个月，当共产国际再度和我党取得联系时，他们差点惊掉了下巴。

他们原以为中国共产党会在老蒋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下消亡殆尽。然而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这支队伍居然奇迹般的从江西跑到了陕北，完成了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更让他们震惊的是，中共领导层在脱离他们的控制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凭借着坚毅的顽强、独立自主的精神硬生生走出了一条新路。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然不是一年前那个屈从听命于共产国际的稚嫩党派，而一直不被他们喜欢的的毛主席，开始领导这支工农武装。

并且，毛主席在党内已经确定了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成为"定海神针"一般的存在。

历史不容假设，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确实是产生毛主席这样伟大人物的必要社会环境条件，但不等于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一定会产生毛主席这样伟大的人物。

假如国民党特务没有将上海的秘密电台捣毁，我党继续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我党势必依然会听从共产国际的指令。

对于拥有坚定信仰和顽强意志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即便最终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但也必然会带来更大的伤亡和牺牲，革命胜利之日更是遥遥无期。

所以说，毛主席的出现，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中国救亡图存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更是多种偶然因素综合碰撞的巧合，是中国之幸，是华夏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