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何常将“公安”与“警察”相混淆？

#律师来帮忙# 公安与警察是两个使用极为频繁且常被并列提及的概念，但关于两者的称谓界限却常常模糊不清。在日常生活中，公安和警察常被混淆使用，不少人甚至错误地认为它们意义相同，没有本质区别。事实上，现行法律并未对这两个概念作出明确界定，理论研究中也未达成共识。回顾历史，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明确了全国警察机构统一使用“公安”这一‬名称‬，如公安部、公安厅、公安局等。然而，1950年周总理在批转的公安部文件中又强调，我国各种警察应统称为“人民警察”，简称“民警”。改革开放后，为便于国际交流，政府将“police”译为“警察”，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公安与警察概念的混淆。 无论东西方，警察的概念都经历了逐步发展并明确的过程。我国‬古代典籍中警察一词最初以动词形式出现，唐代颜师古在注解唐书时首次使用，意为“警之于先，察之于后”。到了金代，警察开始以名词形式出现，指掌管狱讼案件的职位。这足以说明警察一词在中国自古就有，蕴含预警、察戒之意。而西方警学理论通常认为“police”一词源于拉丁文的“politia”或希腊文的“polis”，最初指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管理，后专指警察行政。自十九世纪末英国建立警察系统后，各国纷纷效仿，使“police”逐渐成为警察的专有名词。在现代英语中，police既有名词形态，指警察组织或其中的成员，也有动词形态，意为维持秩序。 由于历史、文化等差异，人们对现代警察概念存在不同认识。有人认为警察是国家政务的一部分，属国家职能范畴；有人认为警察是维护安全与秩序的行政行为；还有人认为警察是行使特殊国家职能的主体力量及其成员。警察作为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具有阶级性、功能性和规范性，服务于统治阶级并维护安全与秩序。无论是汉语中的“警察”还是英文中的“police”，都包含维护公共秩序和预防解决犯罪两方面内容。根据我国现行警察法，警察概念涵盖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强制‬隔离‬戒毒所‬的人民警察及法院、检察院的司法警察。将警察概念落脚于主体力量及其成员，更符合警察法的立法逻辑与规范性。 公安一词‬是民国初年来自日文的舶来词汇，资产阶级革命和巴黎公社时期曾建立‬过‬公安委员会。而我国，公安一词最早现于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州革命政府将其治安部门命名为公安局。随后，1928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各级公安局编制大纲》，要求各省会警察机关改称为公安局。当时‬，公安局除了警察职能外，还管辖消防等事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南昌起义后首次设立公安局，而正式使用公安一词则是在1939年发布的《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中。历经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明确了公安部、公安厅、公安局的全国统一称谓，至此，公安称谓在我国‬‬以立法形式得以确立。 关于公安的概念，存在多种理解。一种将其视为国家行为，基于警察行为论，认为公安即公安行为；另一种认为公安是指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共安全及人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公安工作；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公安是包含警察强制职能以外的公益性和福利性职能的警察，即广义或学理意义上的公安。我国现行警察法规定，人民警察涵盖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劳教‬已于2013年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废止）的人民警察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对于公安本质的认识，应遵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既要深入探究其本质属性，又要从同类事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中把握其本质。 公安‬是‬设立在‬人民民主专政国体上‬，行使警察基本职能，并‬体现中国特色的特殊国家机构。要深入理解公安的概念，需明确其作为中国特有事物的特殊性，如‬阶级性、功能性及规范性，并认识到公安产生于特殊历史时期，承载着独特的历史使命。公安的诞生旨在突破警察内涵的局限性，故‬在界定公安概念时，既要联系普遍意义上的警察职能，又要凸显其特殊性。从历史渊源来看，公安实质上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国家制度，公安行为仅是这一制度的外在表现，不能等同于公安本身。同时，在确定公安概念时，需遵循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既要符合警察的基本要求，又要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国情的特殊要求。 警察与公安作为公安学理论的基本概念，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公安是‬警察的发展形态，保留了警察的治安行政与刑事司法共性。二者‬在‬性质上不同‬‬，公安是我‬国特有的国家制度，彰显了人民民主专政下警察制度的先进性和人民当家做主的优越性；而警察作为行使特殊国家职能的主体，存在于世界各国。在适用范围上，警察早于公安出现‬，逐步发展成为现代警察制度，是‬现代国家‬的‬典型‬特征‬；公安则仅存在于中国大陆，是现代警察制度确立后为革除弊端而创造性发展的结果。我国曾存在“公安干警”的称呼，现已被“公安民警”所取代，无论‬是‬公安‬干警‬还是‬公安‬民警都非规范‬用语‬‬，仅‬作为‬‬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习惯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