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人们只有获得足够的粮食，经济富足，社会就会安定，国家就会富强。如何让普天之下的人们富足？是许多以天下为己任人的毕生追求和终极目标。为了造福国人，获得一些地区特殊的经济作物，基本都是一个国家或者某个人通过不同的办法与手段，甚至发动战争将它们引种到自己的土地上。像唐末至北宋从越南引种的占城稻；明万历年间陈振龙从吕宋引种的番薯（地瓜），都很大程度地解决了当时的粮食短缺问题，消除了饥荒，增加了人口，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健康发展。
但是，历史上偏偏有些人不按常理出牌，他们并不为国家的疆域所束缚，心怀苍生，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免费送给其他国家需要的民众，造福全人类。像美国农业科学家、197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诺曼·博洛格，将自己发明的小麦新品种以及栽培方法无偿地介绍到世界各地，使得小麦的产量获得质的飞跃，全球最少十亿人因此摆脱了饥荒。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牧师倪维思在中国传教期间，将大量欧美的西洋水果品种像苹果、大樱桃、葡萄、梨、李子、草莓等引种到中国烟台地区，并在1871年开辟“广兴果园”试种，然后免费将树苗、接穗送给当地人们栽培，同时提供技术帮助，最终形成了烟台苹果、烟台大樱桃等著名的水果品牌。
倪维思希望他引种的水果能够给当地的果农带来财富，让农民摆脱贫穷。最终，倪维思的愿望实现了，苹果、大樱桃、葡萄等水果随着他的引种传遍整个中国，形成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相关产业链。时至今日，中国许多地区的农民主要收入依旧是靠种植水果获得，倪维思是给中国农业以及农业科技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人，至今许多人依旧受惠于他当年引种的水果，是对中国农业影响最大的外国人。
世界人类的发展史，不仅是一部人与人、部落与部落、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也是一部动植物驯化、养殖、采集、引种的历史。早期人类为了生存，自然要在自然界中寻找、发现、养殖那些能够为自己提供食物、治疗价值的动植物。一些对人类有重大价值的动植物，能够让最早驯化它们的人们获得丰富的食物资源或者劳动资源，使得这些地区的人类兴旺发达，最终创造出灿烂的文明。像水稻、玉米、茶树、桑树以及与之相关的蚕、猪、牛、马等的驯化、栽种与养殖，都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为了守护好这些对人类性命攸关的动植物，一些与它们相关的工作也应运而生，像对天文的观测、历法的制定、土地的开垦、生产工具的制作和革新。
随着获得关键动植物资源地区人类的兴旺发达，这些资源就会成为其他地区人们觊觎的对象，于是，一场场保护资源与掠夺资源的争夺战由此发生，动植物的人为引种、迁移由此展开，许多人都受惠于这些动植物提供的营养与便利。植物的流动并非单向，因为许多有价值的植物开始时只分布在某些特定区域，因此在这些植物被引种到别处时，也会从其他地区引种许多经济作物到这些地区。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可以兴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千百年后，人们依旧会受惠于它们，像产于中国的茶叶，世界许多重要的大事件都与茶叶息息相关。
其他的像原产于越南中南部占城的占城稻，占城稻又称早禾或占禾，属于早籼稻，是水稻的重要品种。根据中国古代典籍记载，占城稻有很多特点：一是“耐旱”；二是适应性强，“不择地而生”；三是生长期短，自种至收仅五十余日。占城稻在唐末五代传入福建，随后在宋政府的主导下向北扩散，许多地区占城稻可以跟晚稻配合，形成二季稻，大大增加了粮食的产量和供给。伴随着地理环境不同，占城稻相继演化出种类繁多的新品种，出众的优良品性很快就使其成为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粮食作物。占城稻是中国古代典型的外来农作物品种，对中国的稻作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有着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很早就开始引进外来农作物来改善人们的生活。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大规模引种外国经济作物的时代，一个是汉代（前202-220年），一个是明代（1368-1644年）。西汉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约前164年-前114年）奉汉武帝之命，由长安出发，甘父做向导，率领一百多人出使西域，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东西方的贸易通道被打开，许多经济作物因此随着贸易通道进入内地。汉代时，有20多种西域地区的经济作物被引种到中国，根据记载，可以确认张骞带回的植物有十种，分别是：红花、胡麻、蚕豆、大蒜、香菜、苜蓿、黄瓜、石榴、核桃、葡萄。当时红花名叫红蓝花，是妇科良药；蚕豆当时名叫胡豆；香菜名叫胡荽；黄瓜名叫胡瓜；核桃名叫胡桃，所以汉代从西域引入中国的植物名字往往带一个“胡”字。
明朝，正处于15-17世纪世界地理大发现时代，也叫植物大发现时代。在明朝，产于美洲的八种重要的农作物番薯、玉米、土豆、花生、木瓜、辣椒、西红柿、烟草通过不同的途径传入中国。番薯就是地瓜，玉米闽南地区称番麦，土豆原来叫洋番芋，西红柿原来叫番茄，所以明代引种的许多植物都带一个“番”字。番薯、玉米、土豆均具有较强的耐旱、耐贫瘠的能力，即便是种植在贫瘠的土壤中也能达到理想产量，其中玉米比大麦、高粱的产量高5-15%，这既开拓了农业生产的空间，又提供了足够的粮食，对中国的人口增长至关重要。
在这些农作物中，番薯的引种对当时的中国影响最大，很大程度地解决了当时粮食不足的问题。番薯就是地瓜，原产地在墨西哥以及从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到秘鲁一带的热带美洲，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番薯首先传入欧洲，16世纪初西班牙已经普遍种植番薯，西班牙水手将番薯携带至菲律宾的马尼拉和摩鹿加岛，再传至亚洲各地。
据记载，在明万历年间，番薯通过三条不同的渠道几乎同时传入中国。这三条渠道分别是：葡萄牙人将番薯引种缅甸后由中缅边境传入云南；西班牙人将番薯引种吕宋（菲律宾古国之一）后，由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引入福建；葡萄牙人将番薯引种越南后，由广东东莞人陈益引入广东。
先看一下云南渠道。明万历二年（1574年），李元阳撰写的《万历云南通志》记载，在云南的临安（今建水县）、姚安、景东、顺宁（今凤庆县）等四府已种植了“红薯”。这四府均离缅甸较近，中缅边民跨境交往的历史悠久，故认为红薯是1574年前由缅甸传入的。但有学者质疑《万历云南通志》中所说的“红薯”不一定就是番薯，极有可能是中国传统的薯蓣（山药）。说番薯由中缅边境传入，尚缺乏相关史料的支持。
再看一下福建渠道，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初夏，福建陈振龙在吕宋经商回国时，将番薯引种到中国。陈振龙（约1543-1619年），福建福州府长乐县青桥村人，未及二十岁就高中秀才，后来乡试落榜，于是弃儒从商，往来于吕宋与福州之间。经商期间，陈振龙同其子陈经纶见吕宋当地种植一种叫“朱薯”的作物。块根“大如拳，皮色朱红，心脆多汁，生熟皆可食，产量又高，广种耐瘠”（《金薯传习录》）。这种开着淡紫色小花的草本作物，在吕宋“被山蔓野”，当地土著“随地掘取”，“以佐谷食”。陈振龙想到，家乡“闽都隘山阨海，土瘠民贫，赐雨少愆，饥馑存至，偶遭歉岁，待食嗷嗷”，若能把番薯引种中国的家乡，将是一件造福万民的大好事。
尽管朱薯极易成活且高产，但吕宋当地官府仍奇货可居，“珍其种，不与中国人”，还在海关、码头层层设卡盘查。为了能够引种朱薯，陈振龙经过精心谋划，“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并在绳面涂抹污泥，于1593年初夏巧妙地躲过关卡检查，“始得渡海”。航行七昼夜后，于农历5月21日回到福建厦门。陈振龙引进番薯之事，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农政全书》、史学家谈迁《枣林杂俎》等均有论及。归国几天后，陈振龙之子陈经纶给福建巡抚金学曾上了一份禀帖，建议“行知各属”，在福建“效法栽种”朱薯。
与此同时，由于担心“土性不合”，陈氏父子还在纱帽池胡同住宅一带寻得“舍傍隙地”，开始“依法栽植”。四个月以后试种成功。“启土开掘”后，可见朱薯“子母相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金学曾闻讯大喜，“遂令各地循法广种之”，以解闽人缺粮之急。金学曾旌表陈振龙涉险携种而归，事属义举。闽人则感激金学曾推广之德，将朱薯改称“金薯”；因薯种来自番邦，故又称“番薯”。
番薯传入中国后，显示出其适应性强、无地不宜的优良特性，产量之高，“一亩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加之“润泽可食，或煮或磨成粉，生食如葛，熟食如蜜，味似荸荠”，因此很快就开始向内地传播。十七世纪初，江南水患严重，五谷不收，饿殍遍地，饥民流离失所。彼时，徐光启因父丧正居住在上海家中，他得知福建种植的番薯是救荒的好作物，便亲自把它引种到上海，随之向江苏其他地方传播。徐光启还专门写了一本《甘薯疏》的通俗小册子介绍它的种植方法。
最后看一下越南通道。陈益（？-1592年），字德裕，广东东莞虎门北栅人。据宣统年间《东莞县志》记载，明万历八年（1580年），陈益乘坐友人的商船从虎门出发前往安南（今越南），当地酋长以礼相待。每次宴请，都会上一道软糯香甜的官菜。除了非常可口外，还能充饥，经过打听，陈益得知这是番薯。此后陈益便特别留意番薯在当地的生长习性和栽培方法，想着将番薯引种到国内，不过当地政府严禁薯种出境。万历十年（1582年），陈益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以钱物“疏通”了酋卒，在他们的帮助下获得薯种。他将薯种藏于铜鼓中偷带回国。回国后，他先在花坞里繁殖薯种，继而在祖茔志敬墓地后置田35亩进行扩种。“自此之后，番薯种植遍布天南”。
番薯引入中国后，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农作物结构，也成为中国之后饥荒年代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超过1亿人口因此受益。从传入的时间看，陈益的广东渠道比陈振龙的福建渠道要早11年。但是，在近世的文献记载中，影响更大，更得到广泛认可的，却是陈振龙的福建渠道。这又是为什么呢？
就两位从吕宋和越南引进番薯的艰辛和危险程度而言，两者不相上下；他们的不同之处，主要在引进番薯以后的历程。
首先，陈振龙携薯种归来的次年，福建遭遇了一场“旱魃为虐，野草无青”的大旱灾，福建巡抚金学曾为此忧心如焚。番薯的引进恰逢其时，正可解燃眉之急。紧急推广种植后，“旱饥大解，士民皆欢。甲午、乙未连遇饥荒，他谷皆歉。惟薯独稔，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其次，陈振龙遇到了一位力挺他推广番薯种植的好官——福建巡抚金学曾。
陈经纶呈上“献薯藤种法禀帖”后，金学曾当即批示：“既为民食计，速即觅地试栽，俟收成之日，果有成效，将薯呈验。”并旌表陈氏父子此行“事属义举”。试种成功后，金学曾又下令推广种植。经过一系列努力，番薯在福建迅速推广开来。最后，最主要、也是最难能可贵的是，陈振龙的后代没有将番薯奇货可居，而是“其子若孙，克承世业，广济民生”（《长乐县志·卷二十六》），始终致力于将番薯引种、推广到全国各地，功绩卓著。
清康熙初年，陈经纶的曾孙陈以柱由海路北上浙东鄞县（今宁波）经商。见鄞县“多旷土，……阴栽种”，遂试行种植番薯。“经秋成卵，大逾闽地”，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陈以柱于是得出结论：“东西南北无地不宜”，并着手在浙江各地大面积推广种植。乾隆年间，陈以柱之子、陈振龙的五世孙陈世元“久客胶州”经商。自乾隆十年（1745年）始，山东胶东地区连年遭受水、旱、蝗灾，庄稼绝产，饥荒严重。
乾隆十五年，陈世元与同乡余瑞元、刘曦等人“捐资运种，及应用犁锄铁钯等器”，并从福建聘请种薯经验丰富的老农“同往胶之古镇，依法试栽”。据记述，陈世元亲自整地育秧，剪蔓扦插，到秋天收获，得薯尤多。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百姓竞相种植。乾隆《胶州志记》记曰：“番薯，闽人余瑞元、陈世元、刘曦移种于胶滋息，适合土宜，因广其传焉。”乾隆十六年（1751年）五月，胶州知州周于智布告公示推广。乾隆十七年，后任知州宋文锦将推广番薯经验“汇收入志”，山东布政司使李渭下令在山东全境推广种植番薯。
陈世元的三个儿子陈云、陈燮、陈树继承父志，利用在各地经商的机会，运送薯种到河南、河北、北京一带，广泛宣传，劝种番薯。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番薯在华北地区很快推广开来。1733年番薯传至四川，1735年传至云南，1752年传至贵州。从此，番薯的踪迹遍布西南。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陈世元将番薯的种植技术写成《金薯传习录》一书传世，成为中国第一部推广番薯栽培的著作，也是一部中国古代珍贵的农业典籍。
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番薯传入中国，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朝廷下令在全国推广番薯，将近两百年间，陈氏家族七代人，始终致力于引种、推广番薯。他们出身布衣，商贾为业，虽人微言轻，却一心牵挂民生大计；他们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四处奔波劳苦，无私传授种薯技术，泽被苍生，功德无量，成为中国历史上番薯这种农作物推广世家。
时至今日，历史上关于到底是谁引入番薯的第一人已经不重要了。无论陈振龙还是陈益，包括那位好官——福建巡抚金学曾，他们都为中国的农业发展和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的大爱情怀，足以名垂青史。他们的功绩，将被永远铭记。
明朝时期除了从美洲传入中国的这八种重要的农作物之外，还传入了南瓜、棉豆、油梨、腰果、可可、菜豆、菠萝、番石榴、西洋参、陆地棉、番荔枝、向日葵等一批农作物。玉米、番薯等粮食作物的传入大大缓解了中国因人口多而带来的粮食供应压力；棉花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传统上的穿衣局面，还有油料作物和瓜果蔬菜的引入改善了中国人的膳食结构。这些作物的传入，不但增加了中国作物种类，也对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清朝尽管闭关锁国，中国的许多植物被来自欧美的传教士、植物猎人引种的到世界各地，获得了巨大的科研成果和经济利益，不过许多传教士也将众多外国的植物引种到中国，像咖啡、苹果、大樱桃等，至今都是许多地方的经济支柱。
让人们富起来，中国苹果、大樱桃的始祖——倪维思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