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反"围剿"之后，我十二师奉命攻取鄂豫交界的鸡公山。此时正值蒋介石筹划第四次"围剿"，恶战在即。而我军经8个月的连续作战，官兵已十分疲劳，亟待休整。但张国焘已飘飘然被胜利冲昏头脑，加之奉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向西行动，"以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故决定西出平汉路，进逼罗山，向信阳、广水段出击，尔后伺机南下，进逼武汉。这一决策是完全错误的，成为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部队终归要执行命令，张国焘是当时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他的命令谁敢不听。因此才有了鸡公山之战。
鸡公山属于桐柏山山脉，主峰海拔764米，山势险要，树高林密，环境幽雅；西靠平汉路，东有九里关，北望信阳，南接广水，是著名的避暑胜地。鸡公山山间置有蒋介石、宋美龄和美国顾问马歇尔专用别墅各一栋。并筑有教堂，驻华领事馆也建了许多度假之所。为了保证这个"安乐窝"的安全，国民党三十五师派出一个团专门驻防。
蒋介石似乎没有想到我军会攻击鸡公山，一则大战将至，二则外围有重兵驻扎。偏偏是阴差阳错，我们对鸡公山下了手。
1932年6月中旬，我十二师进至鸡公山附近，三十三、三十四两个团左右打援、合围，三十五团担任主攻。我重机枪连分别配属一、二营负责从东面主攻，三营负责外围清敌。战斗于拂晓前正式打响，一、二营600多人在我重火力掩护下发起攻击。虽然敌人的装备比我们强，但驻防之敌似乎没与我红军交过战，见我军火力猛烈，攻击顽强，加之准备不足，很快就败下阵去。该战准备工作用了两天多，真正打起来只用了两个多小时。老百姓说红军真厉害，我们说国民党军队太熊包。鸡公山战斗我们歼敌一个整团，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还有两架飞机。几名正在度假避暑的洋人目睹了这次战斗。
这次战斗，我第一次见到轻机枪，因轻机枪前面有两条腿的支架，起初我们不知为何物，管它叫"爬山机"，后来参谋长告诉我们，才知道叫轻机枪，用起来确实比重机枪灵便得多。
老蒋发难
纵观蒋介石的一生，"攘外必先安内"的观点并非某个时期的心血来潮，而是贯穿于他终生的战略方针。所以出现时紧时松时急时缓现象，那是特定时期的战略重点所致。但从始至终，他无时不在奉行着"攘外必先安内"的信条，尤其对中国共产党，从开始的初创到海南岛最后一战，一直是他"安内"的主要对象。1930年以前他忙着规治军阀（此举也属"安内")。各地军阀俯首称臣之后，他便开始集中精力对付共产党了，因此，也便有了接连不断的"剿共"、"剿红"、"剿匪"。
1930年以前，蒋介石用来对付革命武装力量的主要是地方武装，地方民团等杂牌军，即我们当时所称的"偏师"。正规"围剿"时，其主力均是蒋的精锐之正规军。
蒋介石"围剿"战，前三次主要目标是我江西根据地。对鄂豫皖根据地虽也进行了"围剿"，但从决心和兵力投入上看均不是重点，这就给鄂豫皖根据地巩固、发展、壮大，以至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在客观上形成了有利条件。也许正是前三次"围剿"失利导致蒋介石恼羞成怒，才亲自出马，自任总司令，调动30万兵马，辅以飞机大炮，浩浩荡荡，气势汹汹，对鄂豫皖苏区实施了规模空前的第四次"围剿"。所以我个人认为，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虽有准备不足，思想轻敌，张国焘一些人指挥失误等主观因素外，敌人以六倍于我的兵力大举压境，兵力相比过度悬殊的客观因素不无关系。
对鄂豫皖第四次"围剿"得手，并没有使蒋介石罢兵，他意欲彻底消灭我鄂豫皖根据地成长起来的红四方面军全部力量后，再回手对付江西中央红军，因此继续调动兵马，对我西撤红四方面军一路围追堵截，这就给我疲惫之师的红四方面军被迫战略转移造成了更大的困难。
蒋介石何以对鄂豫皖苏区如此发狠呢？我以为除以上原因外，还有下面的重要因素。
大别山位于南京、武汉之间，经安庆走长江水路，7小时可达南京，12小时可抵武汉。南京有蒋公的总统府，武汉是国民党集团的屯兵重镇，两地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更加鄂豫皖"共匪"越搞越大越弄越凶。1930年以前虽已不安宁，但毕竟未成什么大气候，蒋大总统是看不上眼的。后来却不可小视，26个县建立了红色政权，武装力量也由原来"穷小子们"大刀长矛的赤卫队、游击队发展成为正规的红军主力部队，并且由最初的几千人壮大到五六万人。古人言，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大别山下4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终日烽烟四起，打打杀杀，东逼南京，西挟武汉，搅得蒋大总统寝食难安，这位国府领袖、金陵庄主岂肯坐视不管，任其所为？因此实施"围剿"便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围剿"决不是大人打孩子吓唬一下拉倒，因为吓唬了几次没管用，所以蒋介石要来一次发难斗狠，彻底荡清鄂豫皖苏区，使大别山永远安静下来。因而20余个师，三四十万兵马开进大别山脚下的鄂豫皖苏区，一时搅得长江水浑，大别山饮泣，龙王爷山神爷都没了章程。
蒋介石要治气斗狠，红军偏偏不理这个茬。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红军不都是张国焘之类的蛮汉，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绝不干拿鸡蛋撞石头的傻事，因此离开大别山转移西进。
蒋介石花了如此大的本钱，本想在大别山一役了事，肃清鄂豫皖"共匪"，结果未曾如愿，且见"共匪"要跑，他岂肯善罢甘休，便一路追赶堵截，大有不达目的不收兵之势。
这些"乱党"、"共匪"也真是够让蒋大总统操心的了。原来我以为蒋公头上无毛，都是这时急掉的呢，后来读《金陵春梦》才知道与此无关，只是他当时觉睡得少了些，饭吃得少了些，倒是让年轻情旺的宋氏三小姐多了几分闲愁落寞。
西行之路苦不甚言，今天想起来，真为当年我们的英勇红军吃苦耐劳的坚强意志而叹服。走秦岭，越大巴山，莫说前后有敌人围追堵截，即便悠悠哉哉地走，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关门山、刀峰岭是我红十二师西行途中的第一次战斗，也是我们组建以来最残酷的战斗。这次战斗由于组织攻击不甚得力，未实现上级意图，结果给部队带来了一定的损失，使整个方面军的行动陷于被动局面。
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自1932年8月上旬至10月中句，虽经两个月的苦战歼敌万余人，但终是失利。10月10日中央分局在湖北红安西北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这一次还算头脑清醒，驳回了省委书记沈泽民的反对意见，提出了撤离根据地，西出平汉路，避敌锋芒，保存实力，伺机反击的决定。当时的情况，不仅张国焘，绝大部分军政领导人都是"暂时回避，伺机返回"的观点，西出平汉路只是"暂时回避"的一种途径。西出平汉路以后的路怎么走，根本没去想，或者说根本用不着去想，似乎都觉得出了平汉路就实现了"回避"的目的，用不着去想更多的，避一阵子，总归是要回来的。所以西出平汉路之后，面对强大的前堵后追的敌人，到底把队伍带到哪里，最高军事决策层们也是常常茫然不知所以，基本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石头过河。由湖北进陕再入川，这条路线可以说是在无计划、无目的、无准备情况下逼出来的。
根据黄柴畈会议决定，1932年10月11日晚我红四方面军分成四路纵队，从四姑墩出发，经两天两夜急行军，突破敌人四十四师、八十九师的防线，越过平汉路，于陈家巷会合后继续西进。蒋介石怎么肯眼看到嘴的肉跑了呢，立刻布置围追堵截：令两个师一个旅跟踪追击；令胡宗南一个师，肖之楚一个师分别沿我军西行路线平行追击；又令两个师在前面堵击，造成了我军四面临敌的合围局势。
此时，我军已到达新集地区，欲摆脱敌人，必须突破合围，因此，新集一战就在所难免了。
10月18日夜，新集战斗正式展开。四方面军总部命令我十二师抢占乌头观制高点，以保障关门山、刀锋岭右翼阵地安全。当时由于我们连日急行军，体力消耗极大，加之两天多没吃一顿饱饭，已疲惫之极，因此行动不够迅速，致使乌头观制高点被敌人占领。这下我们吃了大亏，失去了战场主动权。不过再难也得打，总不能眼睁睁地束手就擒呀。我们迅速回师关门山、刀锋岭，扼守阵地，奋勇阻击。10月20日，敌十师、四十四师从东、南两个方向向我师阵地发起进攻，21日，敌五十一师从西面也参与进攻。由于我们没有控制乌头观制高点，只好在关门山、刀峰岭一线被动防守作战。且敌人兵力、装备又占绝对优势，致使战斗打得十分艰苦，三十三团团长吴云山，三十一团团长林维权都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我们三十五团布防在关门山西南方面，迎面之敌主要是敌肖之楚的四十四师。敌人一面子一面子往上冲，打下去一拨又上来一拨。我们是重机枪连，共有6挺重机枪，分别配属了3个营。我带着两挺配属一营，什么都顾不上想，就知道打。机枪护筒里面的水烤干了，我们就往上撒尿。苦战一个昼夜，虽然伤亡很大，但总算保住了阵地，直到上级下达撤退命令。在这次战斗中我的右脚被敌人子弹打伤。
面对四面强敌，部队只好被迫突围向北转移，进至枣阳附近的土桥铺地区，又与前面堵截的敌人一个师接上火。经过一番激战，总算打退了敌人得以脱身。此时，"暂避锋芒，伺机回返"的战略设想完全破灭，惟一之路只有被迫继续西撤。
11月初，我们走新，过邓县，涉丹江，进至鄂豫陕交界的南化塘。一路上荆棘丛生，荒凉萧条，几十里不见人家，粮食无以补充，我们只好忍饥熬寒，昼夜兼程。
南化塘这个地方倒还不错，北靠伏牛山，南傍鲍鱼岭，介于丹江汉水之间，物产较丰，群众也较富裕，在此得到了必要的补充和短期休整。开始四方面军总部还准备在此扎营，意欲开辟新的根据地，并向中央发了报告。然而刚住3天，蒋介石这位甩不掉的难缠又追上来。这回敌人还是东、南、北三面合围。万般无奈，只好放弃南塘化建根据地的计划，继续西行。
不料想刚脱狼群，又进虎口，当我军行至鄂陕边界的漫山关时，陕军杨虎城部重兵卡住关口，挡住了我军西进之路。此时蒋介石的追击部队也已到达，如果敌人前后夹击，我军必难逃噩运。面临极端险境，何去何从，大家都等张国焘这位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拿主意。然而张国焘一到关键时刻就拉稀，出了个"解散打游击"的损招。徐向前、陈昌浩等军政领导人一听坚决反对，最后决定集中突围。徐向前把善打硬仗、恶仗的我十二师许世友三四一团和七十三师韩亮臣二一九团拿出来担任正面突击任务，经拚死争夺，终于在杨虎城部堵击方向撕开一条口子，实现了突围计划。
此间有件插曲应该交待。
蒋介石的追击部队刚刚追上来时，没有弄清我军身份，便吹号与我军联络。如果此时出奇不意打个冲锋，很可能把敌人击溃，至少可以赢得一点时间做退敌准备。但担任后卫的我们十二师师长旷继勋没有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贻误了战机。加之新集战斗中抢占乌头观制高点亦是行动迟缓，指挥不力。二错并一，在此被撤了师长之职。
一路西行，走了打，打了走，目的只有一个：甩掉敌人，保存自己，寻机建立新的根据地。因此，如何甩掉敌人，就成了选择行动路线、地点的根本前提。
漫山关突围后，我们转道向北，夜走野狐岭，意进山阳城。
野狐岭，你听听这名字，就知道是个险地，半米多宽的一条小道，一面是峭壁，一面是深壑。因为这里还处在敌人火力封锁之内，白天不敢走，只好选在夜间通过。当时天黑夜冷，人困马乏，路窄人多，其难其险是可想而知的。上级要求，为了保证安全，丢弃一切笨重物品。重机枪、迫机炮实属笨重物品，但别的可弃，此物不能弃，这是我们的护命"符"，求生"签"，非但不能弃，还要完完好好地运过去。这可难为了我们全连人。当时我这个指导员就给大家鼓气壮胆，说：没啥怕的，脚总比路窄，只要心理没负担，别向下瞧，正直往前看，绝对没问题。同时我们把机枪卸开分件携带，并要求党员、干部拿大件。别看我给战士们鼓气那么说，其实我自己的心也是悬着的，弄不好身子一歪就可能丧身无命。尽管如此，我还是给大家作了表率，扛着一件枪身走在最前面。司号员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兵，紧随着我。开始他腿直哆嗦，脸都白啦，我说你拉着我的衣服，就这样他扯着我的衣服总算过了这个"鬼门关"。
过了野狐岭本来是想进山阳城，没想到胡宗南走大路抢先到达，我们只好掉头去攻竹林关。再向西就是高耸入云，山连山、水接水，山高水急的秦岭山脉。当时已是11月中旬，我们哪去弄棉衣，只穿单衣。加上食不果腹，艰难程度无法言表。
越过秦岭，进入关中平原，不想西北军头领见红军进入他的领地吃惊不小，赶紧调动一个师的兵力实施阻击。此时一直尾追的蒋介石7个师兵力也随之扑向关中，企图对我军再次进行合围。我们选择陕军临近之敌打了两仗，然后继续西行，决定再走秦岭，南下汉中。行至秦岭出口处的许家庙、沈贤村，又遇西北军十七师两个团堵截，我们一个猛攻，打垮了敌人，终于进至汉中。但汉中一带地小人稀，难于开辟根据地，我们便又南渡汉江，进至大巴山脚下的西乡、镇巴一带。至此，历经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虽由鄂豫皖初撤的1.9万多人变为1.44万余人，但终于甩掉了蒋介石，粉碎了其"彻底剿灭"之梦想，保存了革命力量。
关门山、刀峰岭战斗中我的右脚踝骨被敌人子弹打伤。这是战争年代我第二次负伤。
部队还将继续向西转移，脚坏了如何行军打仗？团参谋处长对我说：
"徐指导员，算啦，留下来到群众家养伤吧，等伤好了再归队。"我对参谋处长说：
"那怎么行，咱们红军不是有个传统吗，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掉队。我这点伤充其量只能算个轻伤，就因这点伤留下来脱离部队，战士们会怎么看？我这个指导员以后还怎么当？"
"我这是为你着想，怕你遭罪，同时也怕你的伤影响行军打仗。""这你放心，我决不会拖累大家，真到那个时候，我会自己想办法解决的，现在不是还能走吗？"说着我站起来走了几步。
这时，连里的几名干部和许多战士也都抢着说："指导员真的不能走了，我们大家用担架抬，用人背，也要让他跟我们一起走，不能留下。"听了这些话，我感动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团参谋处长见我和大家态度都这么坚决，也就同意随队同行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除了坚定的革命信念，不想离开红军外，还有一点个人的活思想。
当时的情况十分危难，莫说我一个基层的干部，就是方面军的最高决策层、指挥层也并不十分清楚如何转移，转移到哪里，转移到什么时候。留下养伤，将来到哪去找部队。我的小家已经不存在啦，再离开红军这个大家，我将如何归宿。另外，当时所有的人几乎都清楚，非根据地的群众对红军了解甚少，地方红色政权又未建立，当地民团、白匪、地方武装又十分猖獗，许多掉队的红军战士和伤病员都惨死在这些人手中，如果留下，将是什么样的结局我心里没底。连里的同志所以那么反对我留下养伤，也不排除这层因素。
部队又出发了，上来好几名战士要抬着我走，当时连里没有担架，有人找来一个桌子翻过来腿朝天让我坐进去。我瞪起眼睛对他们说："我又不是地主老财家的公子小姐，哪有那么娇贵。这么点伤没什么，帮我找根棍子就行了。"我就是拄着棍子边行军边打仗，两过秦岭，涉渡汉水，越过大巴山，随部队一同到达四川，走完了西行之路的。其间我忍受了比别人更多的苦难。
当时部队里缺医少药，为了减少疼痛，我用布条从脚脖子处紧紧勒住，使脚处于麻木状态。后来伤口感染化脓，大家就找章药帮我清洗。从漫川关到子午镇，路程十分难行，过秦岭的路又窄又滑、稍不留神，就有丧命的危险。岭上风大天寒，积雪不化。又吃不饱饭，当时我和大家一样，都穿着单衣单鞋，其艰难困苦程度真是难以形容。我是指导员，在此条件下，既要做思想鼓动工作，又要身体力行做表率，更是苦不堪言。好在有战友们的关心、理解和照顾，我总算走过来了。想一想，如果当时留下养伤，也许就没有这本书奉上了。
风雪大巴山
我军于1932年12月中旬进入陕南西乡的钟家沟地区后进行了短时间的休整，上级也正在考虑下一步的打算。开始准备在此扎营建立根据地，然而当地群众虽基础好，但自然条件比较差、连年干旱无雨，加之土匪糟蹋，粮食等生活用品奇缺，没有大部队长期驻扎的必要条件。同时获得消息，四川军阀正在混战，川北一带敌人兵力比较空虚。而此地通江、南江、巴中等十余县纵横四百里，地广人多，崇山峻岭、物产丰盛，有利开展游击战争，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绝好之地。因此，四方面军总部决定，继续南下，翻越大巴山，向川北进军。
四川历来是个军阀割据之地，当时主要军阀有独霸成都、川中、川南和西康的二十四军军长兼省主席刘文辉：占据重庆、万县及川东的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占据川西的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还有二十军军长杨森，川陕边防军军长刘存厚以及李家钰、罗泽州等多股军阀也各领防地，独南一方。占据川北20余县的军阀是田颂尧、为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共有5个整编师，另有6个团、2个警卫旅和1个独立旅。就在我军决定翻越大巴山进军川北时，田颂尧的部队大部在嘉陵江以西参加军阀混战，我军拟夺取的通江、南江、巴中三县仅有一个正规团和当地团防驻守。这就为我们翻越大巴山后迅速夺取三县形成了极有利的条件。
大巴山是四川盆地与汉中盆地的地理界线，是嘉陵江与汉江的分水岭，位于东经106-112度，北纬31-32度之间，最低峰海拔约2000米，最高峰海拔3105.4米、狭义大巴山仅指川、陕、鄂三省接壤地带的米仓山和大巴山，东西绵延500公里，故有千里巴山之称；广义大巴山为川、甘、陕、鄂4省边境山地的总称。
转战川北决心已定，因此、选择哪条路线便成了首要问题。总部领导经过认真调查，认为经天池寺、核桃树过大巴山较有利，便作出决定。
此路线虽可避开敌重兵防守，是入川捷径，但路径险峻。老乡说，上山70里，中间70里，下山70里，共210里路程。最难的不是上也不是下，而是中间70里：风似利刃，雪如棉絮。加之长期的兵匪骚扰，行人早已绝迹，原有的一些羊肠小道也早被荆棘掩没。正可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再难也难不住红军，我们决心突破"巴山天险"，进军川北，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准备工作一定要充分。"徐向前首长一再这样要求我们，因此我们丝毫不敢马虎。
我们是重机枪连，是全团重火力的中心。原来只有6挺汉阳造的重机枪，鸡公山战斗我们又增加了几挺轻机枪。我提议召开支委会，对大家说，我们连与其他连不同，保护好武器十分重要，只要不危及生命，就要全力以赴保证武器的完整。同时我们做了必要的生活准备：要求每人必须编3-5双草鞋，带两捆稻草。仅中一带盛产地瓜。我要求战士们能带干粮尽量带足，实在筹不到，就带些地瓜。后来我得知有些连队途中粮食不足，而我们连就没发生这种情况，越过大巴山夺取通江、南江，粮食还没吃完。战士们都说："多亏指导员要求的严"，我心里说，这都是战争逼出来的。
1932年12月17日，我红四方面军在经过充分的思想动员和认真的物资准备之后，首先派出先遣团先行开路，19日，主力部队从陕南钟家沟相继出发，向大巴山挺进。徐向前总指挥随我十二师一起行动。正如老乡说的那样，大巴山确实山高路险，开始时似乎还没感觉到，后来越走越觉得艰难，接近山顶时，积雪儿近没膝，虽然先头部队踏踩，依然难以落脚。天近傍晚，我们全连全部登上山顶。这时上级下达宿营命令，我们就近寻找避风处安排宿营。大巴山70里中路，风雪弥漫，现在想来，当时气温足在零下30多摄氏度。此时我们绝大多数同志只穿单衣草鞋，如此条件，是常人难以经受得住的，但我们红军战士经得住了，除少数人遇险外，多数都越过了大巴山，进入了川北目的地。
有一天，风刮得很猛，雪下得很大，儿子想用我的专车送他上学，我一听就火啦，"这么点困难都不能克服，将来还怎么为党工作呀。"儿子没听完扭头就走了。后来老伴埋怨我，"怎么能和你当年相比？"我说为什么不能比，没有过去前辈的苦，哪有今天后辈的甜，应该让他们永远记住这个道理。
1932年12月21日，我连随十二师主力越过大巴山，直抵四川通江县外围。经过两天的休整准备，25日我十二师发起了对通江城的进攻。当时通江城只有田颂尧两个营的正规部队，还有一些当地团防兵丁。我们一阵猛打，敌人就完蛋了，没费多大力、就夺取了通江城。
这时听说田颂尧从嘉陵江调兵两路回撤，一路进抵巴中，一路进至南江，企图堵击我军夺回通江。方面军总部经过认真布置后，徐向前带领我十二师，王树声率七十三师分别向巴中、南江发起攻击，并先后于1933年1月下旬和2月底击溃敌军，夺取两县。
我四方面军自翻越大巴山进入川北仅一个月时间，就歼敌1个团，溃敌8个团，夺取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和周围大部分地区，初步实现了战略设想，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形成。
【徐国夫（1914年12月6日—2004年8月26日），安徽六安（现六安市裕安区石板冲乡砚瓦池村）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