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2月27日上午9时。

沈阳"八一"俱乐部。

沈阳军区邓华司令员说：下面欢迎国防部副部长肖劲光大将代表中央军委宣布授衔命令。

......

"命令：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徐国夫同志少将军衔。"

……

（军长邓岳，在北京军事学院学习，我负责工作，代理军长，行使军长权力。)

就在此前不久三总部召开的一个会议期间，总政干部部部长宋任穷同志来到我北京下塌的房间进行了一次长谈：

"老徐，你是1928年参加革命的红军战士，资历比较深，这次准备给你授少将，想听听你个人的意见。"

"授啥都没意见，当年参加革命时哪想过什么'帅'呀'将'的，枪林弹雨20多年，有多少好战友好同志都献出了生命，我们这些人能有今天，还能说什么呢！"

当时宋任穷部长拉起我的手显得很激动，他说道："如果我们的同志都能这样想该多好啊！"后来我才听说，有些人对自己授的军衔有想法，给干部部造成了很大压力。

少将军衔我已经戴了43年，许多我的部下早已超过了我这个当年"首长"，但我无怨无悔，只有长江后浪推前浪，历史才能发展和前进。尤其想想我的放牛娃出身和百战幸存的经历，更是感到满足。

好，还让我们回到那硝烟炮火的年代吧！

鏖战六霍

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刚成立，就投入了战斗。当时我们三十三师共200多人，长短枪150多支，部分人员还得使大刀扎枪之类冷兵器。

1930年1月30日，这天是农历正月初一，早晨刚吃完年糍粑，团长冯小山就说，大家拾掇拾掇，一会儿去打霍山。我们一听有仗打，真比吃糍粑还高兴。

队伍很快出发了，配合我们的还有霍山县2000多赤卫队员。开始觉得没啥了不起，没太当回事，真一动上手，发现守城的200多敌人也不那么好对付。最主要的是霍山县城墙高土厚，敌人占据着有利地形，加之枪好弹足，还有几门小炮。而我们虽说也有百多支枪，但弹药不足，身上有劲使不上。后来徐百川师长把三个团的团长叫到一块研究了半天，决定集中全师火力掩护我们106团向城门重点突破。这一招挺管用，两个冲锋就把城门撞开了，随后几千人像洪水一样拥进城里。

刚开始守城的敌人还挺硬气，冲我们喊：

"红毛鬼回去吧，大过年的别找不痛快。"

城门一开，他们就傻啦，只恨爹娘少生了一条腿，跑得比兔子都快。近战我们的大刀就厉害了，喊哩喀喳一阵抡，200多敌人很快就报销了，光我自己就杀了仨。

2月中旬，我们师在三十二师的配合下首次攻克麻埠，尔后又攻破独山，流波磺，英山，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三十一师在湖北宣化店还缴获了敌人一架飞机，军里将它改称为"列宁号"。这一系列的胜利，大大地振奋了人心，鼓舞了士气，促进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巩固和农民运动的发展。

1930年3月18日，根据中央指示，原红十一军改编为红一军，原来的3个师也按顺序编为一、二、三师。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全军共6000余人。我被编在三师师部特务连，在二排四班当班长。原来在三十三师十六团时我是战士，现在当了班长，一下子管了八九个人，心里美滋滋的，但没敢表现出来。当时师长叫肖芳，政委叫姜镜堂，都是老资格的革命家。

许多人都问过我，战争年代共参加过多少战斗，有时候也告诉一个具体数字，但多数都是含糊其辞。这倒不是我不重视，前面我已经说过，一方面是时间过久，更主要的是难以计算。抗日战争至抗美援朝期间，部队基本正规，每次战斗或战役时间界线比较清。而在此之前的红军时期和游击作战时期，战斗频率快，战斗与战斗之间的时间界线与地点、对象都很难说得清，民团刚打完，紧接着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又上来了。每天不知打几仗。打仗比吃饭还勤这是常有的事。当时，三两天不打仗就觉得不正常了。毛泽东主席有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战略战术，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应该说主席的这段话，最适合于游击作战的红军初创时期。当时我军的实力与国民党军队的实力相比差距甚大，不仅装备差，人也少，硬碰硬式的对抗只有吃亏。所以在毛泽东主席没有公开发表上面四句精辟论断之前，许多高中低各级指挥员已经这样做了，这是战争环境的需要，也是付出无数生命和鲜血后的回报。

1930年初红一军组建后的半年多时间里，皖西根据地几经易手，例如，六安、独山、霍山、金家寨、流波碴等许多重要村镇，红军刚刚占领，敌人就组织重兵抢夺。红军从甲地撤出，很快又解放乙地，敌人就又开始向乙地用兵，争来夺去，敌人在运动中大量损失消耗，而我军却在运动中不断发展壮大，武器得到改善，人员也越来越多。所以说，正确的战略战术为我军的发展壮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皖西暴动的成功，应该说老蒋是帮了忙的。当时蒋介石在中原正跟冯玉祥、阎锡山打得不可开交，驻皖西的正规部队基本都调往中原大战的战场，我红军抓住机遇，一鼓作气获得胜利。然而中原大战刚刚停息，蒋介石就迅速调兵争夺皖西。1930年5月，敌新编第五旅开始向霍山我中心县委机关所在地猛扑过来，各地民团也趁机出动发起反攻。面对当时情况，许继慎军长命令一师坚持鄂北独立作战，而带领我所在的三师和二师，运用运动作战的战略，避开敌锋芒，选择薄弱点主动出击，先后收复了霍山城、流波碴、麻埠、独山、两河口等地，歼灭地主民团1000多人，毙俘新编第五旅副旅长以下官兵700多人，并缴获一门迫击炮和一挺重机枪。随后又于狮子坳和英山城歼灭敌韩杰所率的一个团及部分增援之敌1000多人，使红一军在皖西的声望骤然扩涨。

流血的苏区

部队可以运动作战，然而苏区的干部群众却难以如此，因而他们为红色政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有关资料记载，1930年3月至6月间，仅六安、霍山两县就有1800多干部群众惨遭敌人杀害，我所居住过的六安三区有100多家绝户。我的父亲徐子虹就是在这期间被敌人以红军家属名义用刺刀刺死，母亲被迫远走他乡。

尤其受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影响，红一军虽然在局部取得小的胜利，但总体失利，不得不将主力撤至外地，致使皖西苏区"几乎完全塌台，军事上只留很少部分"。

敌人占领皖西我根据地后，面对手无寸铁的百姓乡民大开杀戒，杀害我苏区干部500多人，基本群众1.96万多人，拍卖、奸淫妇女1690多人，尤其使革命中心区域的舒家庙、西河口、金家寨、独山等17个乡镇几乎断绝人烟。我比较熟悉的最早开辟皖西根据地领导人之一的周狷之同志此时也遭敌杀害。据后被营救出狱的同志讲，周狷之在狱中坚贞不屈，曾赋诗写道：

头颅抛千斛，

风雨撼孤舟；

宁为革命死，

不作阶下囚。

临刑前他大义凛然，怒斥敌人："共产党员是巴根草，你们斩了我这一节，其他的还会生根发芽的。"

苏区在流血，皖西在流血，但皖西苏区的人民没有屈服，而是酝酿出了更暴烈的火焰。

"围剿"与反"围剿"

蒋介石从1929年4月至10月间的主要精力不是用在对付共产党，而是用在了对付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等各地方军阀上。蒋公在发表的《和平统一为国府惟一之政府》一文中称："欲消弥内乱，非铲除军阀不可。"他采用各种手段先击败桂系军阀，迫使李宗仁下野，然后又拉拢张学良，瓦解阎冯联盟，至此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得以巩固，实力得以增强，终于腾出手来，可以专心致志地对付红军和红色根据地了。因此也就出现了"围剿"与反"围剿"的较量。

从蒋介石来说，开始他是轻视红军，轻视共产党领导和创立的红色根据地革命力量的，他原想轻松一个动作，就可以把"共匪"剿尽，绝未想到三次四次而未奏效。

1930年冬，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除以重点"围剿"我中央根据地外，对鄂豫皖根据地也下了狠手。意欲通过第一步"圆箍式"包围，第二步控制要道及城镇，第三步分区实行"清剿"的三步走策略，彻底剿灭我鄂豫皖革命力量。11月上旬，"武汉行营"主任何成谱奉蒋介石之命调集8个师4个旅近10万人的兵力，在鄂豫皖边区"绥靖"督办李鸣钟统一指挥下展开全面"围剿"。其部署是：十三师、四十四师、四十八师、一四四旅由麻城、黄陂向北推进；三十师、三十一师由商城、罗山向南推进；三十四师、新编十二师、新编二旅由平汉线向东推进；皖西的四十六师、警备二旅和英山的新编五旅在东西堵截。东西南北，四面布兵；前后左右，全力合围；阵势浩大，咄咄逼人，好一个"圆箍式"战术。

此时我红一军的一、二师集结于但店一带准备南下作战。得此情况，军长许继慎立即命令回师北上与我们三师在商城会合。11月中旬，我红一军3个师利用夜间破袭，一鼓作气攻克金家寨，歼灭敌四十六师一个团和民团团丁共1000余人，缴获长短枪1000多支，并俘获金家寨民团头子。紧接着再攻鹅毛岭、苏家埠、韩摆渡等地，歼敌3个营。尔后分兵两路进逼六安。

六安城仅驻敌四十六师一部，但城坚壕深，设防严密，经一天的围攻未见成效。至此，前委和军领导认为相持不利，便决定向南转移。当夜，大雨如注，路边坑洼地带积水齐腰，分不清哪是路哪是水，我的鞋子早不见了踪影，浑身上下如落汤鸡一般，甚是狼狈。

当时三师除留七团保护县委机关外，其他两团分别编入一、二师作战，我所在的特务连也编入一师。

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香火岭战斗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敌皖主席陈晓元和"剿匪"督办李鸣钟见我围六安、逼霍山，急调三路兵马企图造成合围。据此，前委作出集中主力于运动中破敌战略。令徐向前带领3个团迎击敌中路的两个团。当时我随徐向前部由麻埠向东北方向进发，于东香火岭与敌先头团相遇。我军利用有利地形迅猛向敌发起攻击，并很快全歼了敌人，敌后卫团见状企图逃跑，也被我军压制在同兴寺附近。此时，敌右路一个团穿过石婆店进至西香火岭。徐向前又带领一个团猛扑过去，当即歼敌一个先头营，并活捉了正在写作战命令的敌团长柏心山。敌另两个营见势原路回返，被我军追击至石婆店一带夹击全歼。此时，被压制在同兴寺的敌一个团也遭全歼。香火岭战斗，我军共歼敌3个团，缴获步枪1700余支，迫击炮多门，电台一部，扼制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振奋了根据地军民的情绪，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奠定了基础。

1931年1月，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在商南长竹园会师，并根据中央指示，合编为红军第四军，旷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委。下辖合编的第十师和第十一师及军属独立团共1.25万余人。此时我被编入独立团一连三排任排长。我团在皖西地区积极出击，牵制大量敌人，有效地配合主力作战，使部队扩大到1100多人。

2月初，我独立团奉中央指示扩编为中央教导第二师。3月中下旬，我师先后攻克金家铺、英山城，歼灭敌新编第五旅大部，并将侵入麻埠敌四十六师一个团和民团3000余人击溃，共俘敌1500余人，缴获枪支1400余支（挺），我师也一跃扩大到3500余人。

与此同时，红四军主力在双桥镇全歼敌三十四师，毙敌千人，俘敌5000多人，缴枪6000余支，山炮4门，迫击炮10多门，活捉敌师长岳维峻。至此，粉碎了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对我鄂豫皖根据地第一次"围剿"，总歼敌1.5万余人，红四军也发展到1.5万多人。

1931年3月中旬，蒋介石对第一次"围剿"作战失利的将官大发一通脾气之后，又组织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围剿"，动用9个师，4个旅近13万兵力，企图以"追堵兼施"的战法，于5月底前肃清我鄂豫皖苏区红军。

至此，我中央教导第二师已改编为红四军第十二师，同时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

4月20日，红四军军部带领十一师、十师二十九团向商南东进，对独山镇驻敌发起猛烈攻击。同时我十二师从叶家集出发，绕过正面之敌进占东西香火岭，于麻埠外围阻敌增援。经过4个小时激战，我四军主力全歼独山驻敌五十七师一个团又一个营，计2000余人，缴枪1200多支。随后我十二师留皖西作战，军主力西进，继续打击敌人，恢复了大部被敌抢占的苏区，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

枪子不长眼睛

在霍丘至寿县的正阳关阻击战中我负了伤。

正阳关是淮河上的一个码头，周围皆平地稻田。为阻止寿县之敌南援和牵制由东进之敌救援独山力量，我十二师在霍丘、寿阳一线展开。我们三十五团在王学礼团长带领下主要阻击正阳关之敌南下。在稻田平地上打阻击战，从地形看，对我们很不利，况且敌人还有火炮和重机枪，这就更增加了我军阻击的难度。但我红军战士英勇果敢，不畏强敌，虽然仗打得很残酷，却依然保持了旺盛斗志。我排在正面迎敌，简陋工事早被敌人炮火摧毁，我们就凭借地势坚持战斗。当时排里伤亡比较大，上级问我用不用预备队上来替换，我说不用。战斗持续了5个多小时，我们击退敌人7次冲锋，歼灭敌人近一个连，俘敌百余人，缴获了90多支枪，受到了团首长的嘉奖。就在快要撤出战斗时，敌人一颗迫击炮弹在我不远处爆炸，弹片击伤了我的左臂。战斗结束后，我被立即送进医院治疗。当时医院的条件很简陋，麻醉药品奇缺。我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做了手术，大弹片取出，小弹片至今留在身上，每逢阴雨天，便隐隐作痛。

这是我参加革命两年多后第一次负伤。在以后的战争中，我又曾3次负伤，虽说有惊，却无险。时至今日，80多岁年纪，虽说各部"零件"不如从前，但无大恙，这或许是得益于当年的战争之劳。

这是咋地啦

1931年4月至1932年6月。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无故起腥风，骤然降血雨。

红四军人人自危，处处有难。

白色恐怖不是来自敌人，而是来自内部。

肃反！肃反！肃反！

红四军十二师师长许继慎被害！

红四军十一师师长周维炯被害！

红四军政治委员曾中生被撤职！

早期参加革命并担任团以上领导职务的戴克敏、陈定侯、肖方、姜镜堂、王培吾、柯柏园……被害！

呜呼，哀哉，2500多名红军指战员（团以上干部占16-17%)

被捕，被杀！

AB 团，改组派，第三党！

血淋淋的新名词似乎一夜之间充满红四军。

这是咋地啦？

这是咋地啦？?

这是咋地啦？??

苍天在问！

大地在问！!

浴血奋战的红军战士们在问！!!

然而，苍天无言，大地无音，战士无语，只有凉风、冷雨和不禁的颤栗。

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左"倾或右倾错误，每一次都给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而1931年至1932年发生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肃反"引发的白色恐怖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天下午，我和排里的战士坐在山坡上休息，团长和另外两名领导走过来。走到近前，团长乐呵呵地对我说：

"徐国富（这是我当时的名字，1943年改为徐国夫），你仗打得呱呱叫，还蛮会做思想工作的，到重机枪连当指导员去吧。"

我说："谢谢首长关心，当排长挺好的，还是当排长吧。"

团长说："这是革命需要，你就不要谦虚啦。"

我说我不是谦虚，是不愿干。

团长听完这话，脸呱哒一下撂下来："不愿干，拿绳子捆去！"

我一看这阵势，推是推不掉了，赶紧陪着笑脸又说："别别别，绳子捆着去多不好看，我自己走着去就是了。"团长几个人听完都哈哈哈笑起来。

现在有的人为了提职提级恨不得削尖脑袋踏破"门"。我们那时不这样，只要你干到那，不想当官也得逼着你当。有一次小女儿跟我说："老爸老爸您真傻，有官当还不当，想啥呢！"

我说："丫头丫头你是不知道哇，一则咱没文化，自己苦点累点倒没啥，影响了工作那不是闹着玩的。二则当时肃反正闹得凶，先拿干部开刀。当个指导员，再被肃反肃进去，那就惨啦。"

说起来，这后一种理由还是主要的。我不说你是不知道哇，当时那肃反搞得我们上上下下人人提心吊胆。"文革"时在主席像上记个电话号码就被打成反革命。肃反时比这还严重，吃饭时多吃几口菜就说你是反革命行动。你多吃了，别人就得少吃，少吃的人就可能影响行军打仗，那还了得。

平时没事，多亲近的人也不敢随便相聚，相聚多了，有人就说你搞"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当时我和哥哥同在红四军十二师，他在三十四团二营当营长，我在三十五团重机枪连当指导员，虽说经常见面，但很少坐下来说说话，就怕给别人留下话柄。好在我们弟兄出身贫寒，除爱打仗，没啥别的毛病，总算与肃反没挂上边。而我们都很敬重的许继慎军长就没这么幸运了。头天他还领我们打仗，晚上就被说成是反革命抓起来。我们心里都在嘀咕："许军长是反革命？大家一天到晚在一起吃饭、睡觉、行军、作战，参加革命十余年，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有这样的反革命？"心里嘀咕，表情木讷，但没敢说出来。

鄂豫皖根据地"肃反"是如何引发的呢？史料曾作过如下记述：

1931年4月，极力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央代表张国焘被派到皖西。张国焘到达皖西后，首先以中央的名义，撤销了鄂豫皖特委，组成中央分局，并成立鄂豫皖省委，张国焘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任省委书记，陈昌浩任共青团分局书记。这3个人都是同时被中央下派的，他们极力否定原鄂豫皖特委的工作成绩，指责他们是"右"倾，开除了原领导人徐朋人的党籍，大会点名批判原领导人曾中生。军事上，张国焘等武断专行，瞎指挥，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许继慎、周维炯等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张国焘"不懂军事"，认为省委书记沈泽民"太书生，不能领导"，因而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以致后来许多人被张国焘以"肃反"的名义惨遭杀害。

张国焘"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当年曾担任红四军军长并与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同时共事的徐向前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评价张国焘的："张国焘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他是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不仅搞军队，也搞地方。被肃掉的大都是有能力、有战斗经验、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领导骨干。"徐帅的话说得很准确，后来记得地方群众把张国焘比作杀人不眨眼的帝国主义，贴标语、喊口号："打倒张国焘帝国主义！"

鄂豫皖根据地由张国焘等人一手操纵的"肃反"扩大化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大批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经过长期斗争考验，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信的优秀的领导干部和坚强战士，没有牺牲在同敌人浴血奋战的疆场，却惨死在张国焘"肃反"的屠刀之下，极大地削弱了党、政、军的领导力量及战斗力，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造成了政治生活的极不正常，民主空气窒息，军阀主义盛行，严重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达到了蒋介石及地方军阀而达不到的目的。痛哉！惜哉！

可怕的是这种局面并没有结束，自1933年至1934年鄂豫皖省委仍然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继续执行张国焘的错误"肃反"政策，对领导上提出某些意见和批评，发句牢骚，讲句怪话，犯一次纪律，掉一个枪零件，以至几个人聚在一起谈话，都被认为是"反革命"活动。"肃反"中他们大搞逼供信，株连无辜，一个人被错捕，和其接近的人都可能株连；一个干部被怀疑，其他部属都可能被怀疑。于是，成批的干部被逮捕，罚苦工或处决。红二十七军军长刘士奇、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三师师长廖荣坤、七十五师师长姚家芳、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皖西北道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兼游击总司令吴宝才、红八十二师政委江求道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兼游击总司令吴宝才、红八十二师政委江求顺、赤城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文炳等均以"改组派"、"第三党"、" AB 团"等莫须有罪名遭逮捕杀害，使鄂豫皖根据地革命力量再次遭受损失。

大量的富有经验的领导干部、中下层干部和战士无辜被杀、被捕、撤职、罚苦工，使多数红军战士和群众骨干因为怕落得同样结局而不愿当干部，造成当时干部奇缺。同时，由于被杀和处罚的多是党、团员，甚至错误解散下级党、团组织，宣布某一党、团组织是"第三党"、"改组派"，致使很多人不敢或不愿入党入团，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影响了党的领导作用的发挥。许多群众也由于无故被怀疑，使群众基础产生动摇，影响了根据地的巩固和红军队伍的扩大。

"左"倾错误给鄂豫皖造成的损失实在无法估量。

张国焘错招酿苦酒

张国焘这位当时鄂豫皖根据地最高"首长"，不仅在政治上推行"肃反"扩大化，使许许多多好同志蒙冤受屈被害，军事上乱出招，瞎指挥，固执己见，使红军也蒙受了巨大损失。

1931年11月7日，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共3万多人。

正阳关战斗我负伤住进红军医院接受治疗，出院后被分配到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特务连任排长。七十四师取消建制后，我又被分到红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学兵连任排长，后调任团部通信排任排长，1931年12月升任三十五团重机枪连指导员。

就在红四方面军成立之际，蒋介石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周围地区兵力已增加到12个师4个旅。为了做好反"围剿"工作，我军做了充分准备，连续取得了黄安、商潢、苏家埠、黄光四大战役的胜利。1931年11月10日发起的黄安战役，历时43天，歼敌1.5万多人。1932年1月19日发起的商潢战役，历时10多天，歼敌5000多人。1932年3月22日发起的苏家埠战役，历时48天，歼敌1.8万多人，并击落敌机1架。1932年6月12日发起的潢光战役，又歼敌近万人。四次战役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先后共歼敌6万余人，歼灭敌正规部队近40个团。根据地迅猛扩大，总面积达4万余平方公里，总人口达350余万人，26个县建立了革命政权；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组成两个军6个师，还建立了4个独立团和1个少共国际团，总兵力达4.5万余人。各县独立师、游击队和赤卫军也发展到20余万人。

正是这些胜利使张国焘冲昏了头脑，他错误地估计形势，因而也就制定错误的战略方针："坚决采取进攻的策略","夺取武汉门户"、"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和准备夺取武汉，完成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这就注定了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

这时，蒋介石已下了血本，重新调集24个师又7个旅计30万兵力，组成左、中、右三路大军，其中两路重点"围剿"我鄂豫皖苏区。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坐镇汉口指挥调动，又委任李济深为副总司令。

尽管如此，如我军能正确分析形势，采取积极作战方针，切实做好准备工作，粉碎敌人的"围剿"仍是有可能的。然而张国焘无视敌强我弱的事实，不顾红军几个月连续作战的疲劳，盲目提出"胜利了要再胜利","不能停止进攻"等错误观点，致使红军只有仓促应战一条路了。

部队毕竟是部队，有令就得行，不管对与错。更何况张国焘当时代表着中央，并且是中央分局的书记兼军委主席。受张国焘所控制的中央分局命令向麻城开进，我们就只好向麻城开进。当时正是7月天，骄阳似火，气候炎热，许多人都患了烂脚病，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还有的走着走着就中暑倒下了。尽管苦不堪言，我们还是挺住了，及时包围了麻城。

然而也就是在此同时，蒋介石"围剿"主力﹣﹣中路卫立煌纵队，陈继承纵队疾速向鄂北七里坪、红安扑去。见状，张国焘又仓皇决定放弃围攻麻城，命令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迎击敌主力。我们十二师紧走疾行，总算在红安西冯寿二地区碰上了卫立煌的第十师。我们团是前卫团，当时敌人比我们多好几倍，但哪还顾上那么多，眼睛都红啦，上来就打。我们重机枪连是全团的主要火力，打得最狠。这场战斗不比以往，敌人是正规军，并且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打下一批又上来一批，重机枪枪口都打红了，敌人仍然一个劲地往上冲。好在后续部队逐渐赶到，才使敌人撤下去，但我们的伤亡也很大。后来，敌陈继承纵队又从宣化店方向压过来，我军有被截断后路的危险，于是又决定放弃红安，转向七里坪迎敌。

七里坪战斗打得更残酷，敌人凭借飞机大炮等优势装备不断发动凌厉攻势，重要制高点几经易手，最终还是突破敌正面阵地，歼灭了敌近一个团兵力，有6名敌团长被我军击毙，敌人死尸、伤兵遍地，但我军也伤亡约2000多人。

3天后我们又向胡山寨转移，在此战斗中，我们十二师师长陈赓负伤。面对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不利局势，我们最终被迫撤离豫东南，向皖西根据地转移。此后的一段时间，鄂豫皖根据地大部被敌人占领，我红四方面军也遭受了重大损失。

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刚开始，张国焘狂妄自大，盲目轻敌；而面对敌人前堵后追，大兵压境的危机之时，张国焘又惊慌失措，提出分散打游击。张国焘的决策失误，指挥不力，最终造成了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

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由于张国焘为首的省委部分领导继续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致使反"围剿"开始阶段再度失利，被迫实行长途战略转移。1932年10月12日，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余人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从此越过平汉线转战三千里，踏上漫漫的西征之路。当时我们这些从皖西参加革命的红军战士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真不知还能不能再回到老家。事实上我们确实没有打回皖西。

【徐国夫（1914年12月6日—2004年8月26日），安徽六安（现六安市裕安区石板冲乡砚瓦池村）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