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领域的腐败主要包括贿赂、欺诈、偏袒和权力滥用等不道德行为，重点集中在军事采购、内部信息流通及人事调配等。腐败对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作战能力以及声誉构成了严重威胁，军队对腐败深恶痛绝。2016年披露的美国海军大规模腐败案引起广泛关注，该案涉及30多名高级军官和一家新加坡“格伦防务”公司的合同交易，金额达数千万美元。因此，美军内部对腐败工作也是高度关注，通过各种手段力图避免腐败发生。

一、监管机制覆盖广，举报人士受保护

美军成立体系性的监管机构。国防部在独立于美军的框架下，根据《美国监察长法》设立监察长办公室，负责对军事行动进行审计和调查，确保合规性和降低腐败风险。美国国防部刑事调查署以及各军种的刑事调查局也起到了监管作用，它们通过采用监视、窃听、录音等手段，能够及时发现相关人员中饱私囊的行为，并有权实施逮捕。

美军内军外具有专业审计机构。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合同审计局，负责审核与国防部的合同，验证财务合规及合理性，从而防范欺诈行为。美政府问责办公室也可对军队的活动进行审计与评估，揭示军队采购中的系统性漏洞。

美军重视普通官兵的监督检举。除美国宪法赋予的公民言论自由和政治参与的知情权外，美国军人作为“着军转的公民”也同样有监督权力。新入伍的官兵会获悉部队监察员的办公电话地址以及职责。设立匿名热线和报告系统，鼓励军事人员在保护隐私的情况下举报可疑行为。《美国监察长法》和《举报人保护法》，为举报不当行为的人员提供法律保护，营造安全的举报环境，不得因此受到处分或权益受损。

二、严格立法依规，约束美军人员

美国国防部早在1987年5月就颁布了第5500.7号指令，即《美国国防部人员行为准则》，对公私利益冲突、提供优惠待遇、偏颇或失去公正立场等方面做出了法规性意见。《美国统一军事司法法典》也从一定程度上以纪律处罚和法律处罚对美军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作出明文规定。

跳出美军来看，美国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法规政策。如1978年颁布的《政府道德法》，对政府官员涉及腐败可能的行为作出了明文规定。1992年政府道德署制定了《行政系统工作人员廉政行为准则》，在要求行政部门遵守的同时，美军的行政人员同样受该项法律的监管。

三、透明人事制度，堵牢人事腐败

除采购和合同项目外，军队腐败的一大来源莫过于人事晋升与选拔制度。美军通过一下三点有效防止人事腐败。一是透明的选拔和晋升过程。美军上尉到少将军官的军衔晋升、继续服役和岗位分配等重大人事任命，主要由各军种临时随机抽调专家组建的集中选拔委员会根据军官考核报告等硬性标准来确定，整个过程严谨正规、有序高效；二是高级军官任命的分权制衡。中将以上高级军官的任命须经国防部、总统和国会三道关口，这种制度设计实现了用人建议权、决策权和审批权的相对分离，避免了军队人事权的过度集中导致的制度腐败；三是公开人事信息。美军在人事方面公开程度较高，国防部网站新闻页会声明高级军官调动、提名情况，军官简历可供公开查阅，增加了透明度。

四、腐败事后有总结，机制漏洞封堵快

美军也无法完全避免腐败行为，但是在出现重大腐败案件之后，能够做到有效总结，进一步封堵以往未发现的漏洞。2014年，约瑟夫·麦卡锡中校负责美军的战术车辆和设备采购。他被指控接受国防承包商的贿赂，换取在合同授予中的特权。陆军刑事调查部门通过电话监听和监视揭示了这一腐败行为。麦卡锡最终因共谋受贿等罪名认罪，并面临严重的监禁处罚。此事件推动陆军重新审视其采购流程和监督机制，强调道德培训和对利益冲突的严格管控。另外，2015年约翰·坎贝尔少将因滥用公款而受到调查。虽然未涉及贿赂问题，但在出差期间没有报告收礼行为，引发了对遵守军事法规伦理性的质疑。此事件促使军方反思在使用公款时的问责制，强调了准确报告与接受礼物的伦理培训的重要性。2019年，詹姆斯·A·约翰逊上校负责某项后勤保障项目，因共谋受贿被捕，调查发现他接受国防承包商的现金和好处，以换取政府合同。案件揭露了在合同投标过程中存在的腐败行为，暴露了国防承包监督机制的薄弱之处。此后，空军加强了对合同授予流程的审查，并着重进行伦理培训，以提升采购人员的规范意识。

五、注重创新手段，以技术查腐败

技术手段对于提升透明度和监督有效性提供了重要的工具。美军通过技术手段提高信息公开，使政府机构和其他机构的决策和行为对公众透明，确保公共采购和资金分配等过程的透明度，以防止贿赂和其他不当行为。在利用数据手段方面，美军越来越多地利用数据分析监控支出模式，检测异常，并识别潜在的腐败领域。先进的算法可以标记需要进一步调查的不寻常财务交易。另外，区块链技术也可用于反腐败工作。美军正在探索用于采购流程的区块链技术试验，因为其分散性质可以帮助追踪资金和材料的流动，减轻与欺诈和腐败相关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