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青春》热播，再现了抗战初期中国高校在日军炮火的追逐下不屈不挠的文化西迁壮举，看得人心潮起伏，热血沸腾。然而真实历史上，抗战初期的大西迁运动，不仅仅只有北方3大高校西迁，还有华东各大高校西迁；不仅仅只有大学西迁，还有工业西迁，首都西迁。三大西迁队伍汇成的巨大洪流，比《战火中的青春》里描绘的情景气势磅礴得多。

1931年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又将魔爪伸向华北，处于华北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于是清华大学在1935年携40万资金在湖南长沙岳麓山筹建新校。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中旬，国民政府命令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往长沙，在还未彻底竣工的清华大学新校组建临时大学。

可是半年后南京沦陷，日军逼近武汉、长沙，临时大学只好在1938年2月分三路迁往云南昆明。其中第三路是由336名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一律身着军装，以步行方式穿越三省，行程3500里，栉风沐雨，砥砺前行……到昆明后， 学校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战火中的青春》反映的正是这段历史。

（“湘黔滇旅行团”着军装步行至昆明的学生）

其实，在北大、清华、南开大学南迁之时，还有很多人并不熟知的华东地区的“东校西迁”。

华东地区名校云集，中央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高校大家耳熟能详。从1937年10月 到1942年，这些大学陆续西迁至四川重庆的沙坪坝，成都的华西坝，汉中的鼓楼坝。

其中最出名的是成都的华西坝。华西坝风景如画，原是三国蜀汉都城之中园，五代蜀国皇帝孟昶之后花园，抗战初期却容纳了五大名校的师生：本土著名高校华西协合大学，东迁而来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五所大学虽分别开课，但统一安排教学，师资、设备互用，学生可在各校间任意选课，民主、自由气氛浓郁。时人盛赞五大学为“Big Five(五强)”，又称五大学为“教育的天堂”。

（五大学的五位校长在一起）

与五大学相比较，浙江大学的西迁之路便显得曲折而酸楚了。

浙江大学本在杭州，抗战之初校长竺可桢不愿走得太远，便选定杭州之西140公里处的建德为新校，并于1937年11月15日搬迁到位。但不久日军势力侵入建德，浙大师生不得不西退至江西泰和上田村。1938年日军迫近泰和，浙大师生又于8月西行进入广西宜山。1939年2月，宜山校舍被日机轰炸，竺可桢又率师生于1939年12月西迁贵阳湄潭。

在贵阳湄潭，已经西行了5000多里路程的浙大学生们，总算找到了能够安放书桌的平静土地，从此在湄潭扎根，深藏国恨家仇，怀抱知识救国的理想埋头苦学。英国著名科普作家李约瑟曾经到湄潭访问，肃然起敬，称浙大为“东方剑桥”。

高校成功西迁的意义不仅仅是保卫了中国的文化火种，还在于践行了“行千里路、读万卷书”的理念，将知识救国、科学救国的魂魄植入到高校教育之中。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后，对军用物资的需求日益增多，他们在占领区对一些中国企业直接“军管”，在非占领区，则盯上一些工艺先进、设备齐全的中国企业威逼利诱。

上海大鑫钢铁厂总经理余铭钰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不愿钢厂落入日寇之手，便向国民政府提出西迁要求。同时，拥有300余家工厂的上海中华国货联合会也上书国民政府，要求政府出面组织工业西迁。

1937年8月2日，上海政府做出回应，组建了“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开始具体实施工业内迁事宜。于是，以上海为龙头，东部各省的工业大西迁拉开了序幕。

工业西迁的落脚点，各企业有所不同，有的迁至湖北，有的迁至湖南，有的迁至广西，但大部分迁到了四川。后来随着日军的侵略由北向南、由东向西不断深入，迁往湖北、湖南、广西的企业大部分又转迁至四川。从时间上看，工业西迁从1937年8月始，到1940年底基本结束，历时3年。相当数量的优质民企和国企迁到了西部。

工业西迁不仅保护了中国的工业技术与设备，还直接促进了西部经济大发展。以大鑫钢铁厂为例，大鑫钢铁厂从上海迁至重庆土湾复工生产，随后如母鸡下蛋一般，设立了锻钢、机器、木工等分厂。又比如化工企业家吴蕴初，将他的天原化工厂设在了嘉陵江北岸的猫儿石，发展壮大后又在四川宜宾蒋坝设立天原分厂，还到新疆考察，设立天山分厂……

大量工厂西迁，又建立大量分厂，带动当地旧企业升级，新企业产生，百姓就业机会的增加。大量科技人才西迁，通过岗位培训、职业培训等方式，将新技术传入四川，提升了四川省劳动力素质。四川原本落后的经济在新企业、新技术的强劲注入下顿时发达起来，所以现在有人称工业西迁为“抗战时期的西部大开发”。

西迁企业受局势影响，爱国热情迸发，为前方战场生产了大量军火及军用物资。比如大鑫钢铁厂主要生产手榴弹、炸弹和山炮。据统计，四川当时仅仅是民营厂，每月可以生产飞机炸弹6000枚，迫击炮炮弹70000枚，手榴弹30万枚，军用锹30万把，军用纽扣500万个……

这也算是直接参与抗日了吧！

（西迁民企在山洞里给前线战场生产军需物资）

最后一项西迁是迁都。

继1937年7月日本陆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之后，1937年8月日本海军又炮轰上海北，这种海陆军并进的攻势，已经威胁到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了。但国民政府开始并不打算迁都，因为他们对“国际干预”抱有幻想，正多方寻求英、美等国的国际支持，以为英、美等国首脑可以说服日本停止侵略。可是英、美两国的回复却是“中国的陈述过于夸张”，日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讲是一种“自卫”……

无效的外交努力失败后，国民政府抛弃了幻想，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在国防会议上作《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报告，正式提出迁都重庆。1937年11月9日，国民政府选定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为政府办公地点，并于12月1日正式迁渝办公。

不过，1937年迁渝办公的只有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两个部门，包括军事、外交、经济在内的许多职能部门并未迁渝，而是迁到了武汉。蒋介石要以武汉为依托指挥接下来的对日作战，比如1938年1月开始的徐州会战，1938年6月开始的武汉会战。武汉会战坚持四个月，歼灭日军25万，会战后期，也就是1938年8月，国民政府各职能部门才全部由武汉迁往重庆，完成了迁都。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不能简单地定性为逃跑，很大程度上讲是为了长期抗战。因为日本侵略中国的策略是速战速决，速战速决的具体方法是快速攻破囯民政府首都南京，俘虏国民政府高层，逼高层投降，从而迫降全中国。对此，国民政府迁都至重庆，以物产丰饶、水路交通发达又易守难攻的四川为大后方坚持长期抗战，是明智之举。但因此而导致南京大屠杀这种惨绝人寰的事，又责无旁贷。

结语：抗战初期的三大西迁运动，饱含着一个民族的酸楚和无奈，但它是在苦难中寻求光明，失败中寻找希望，也是一种痛苦而必要的反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