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二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封面印刷特征研究

作者：章泽锋邢立

1920年8月，第一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由陈望道翻译，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印刷发行，是“红色中华第一书”。《共产党宣言》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对中国近百年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1936年接受斯诺访谈时特别强调：“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的书。我热烈地搜寻一切那时候能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有三本书特别印在我的脑海里，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最正确解释，从此以后，从没有动摇着。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是由中文印行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

由于历史的原因，第一、二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印刷情况没有留下详细资料。尤其是第一版印刷的封面产生了差错，将“共产党宣言”误排为“共党产宣言”，与内文的书名和书眉不符，第二版印刷时进行了校正。此问题未见当时负责印刷工作人员的解释，一般都认为由于又新印刷所排版工人的疏忽造成错版。但从编辑、印刷技术的角度看，对封面印刷错误的解释理由比较牵强。对于陈望道首译本《共产党宣言》的研究，通常都认可是在共产国际资助下，建立了又新印刷所，由该所进行印刷。目前，就有关印刷技术方面的探索尚未见详细研究。

本研究试图通过梳理推断1920年《共产党宣言》的印刷（制）过程，从技术角度还原当时的情景状态。在历史资料有限的情况下，对该书内文印刷方式、铅字的字体字号、采用的印刷机来源和机型、印刷封面的图片来源、版权页、花边、标点符号、版式、铅字版保存方式、封面印刷方式、装订方式和编辑印刷流程等方面，从印刷技术角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是一种新的角度。这种研究角度，可以发现并提供一些新的依据，从而解决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部分不确定性问题，起到补充党史研究、支持相关出版专题展览和党史教育的作用。

一、既有成果与本文版本依据、研究角度

既有研究成果主要确定的版本特征包括：第一、二版《共产党宣言》采用铅印技术；内页正文字体为5号铅字；第一版印刷封面错误，把“共产党宣言”误排为“共党产宣言”；第二版印刷校正了第一版封面及内文错误，版权页亦有改变；两版图书尺寸、页码等基本特征明确。此外，还有较多内容是介绍陈望道的翻译过程和印刷背景，认为在共产国际资助下建立的又新印刷所印刷了第一、二版《共产党宣言》。关于印刷的其他资料还有张静庐（1898—1969）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中对马克思照片来源的简单介绍，以及当时又新印刷所的实际负责人郑佩刚所作回忆文章《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有部分描述，对印刷工艺过程的探讨暂付阙如。

目前已知，全国范围内第一、二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仅留存有十余本，是博物馆等机构的重要藏品。本研究所依据《共产党宣言》版本文献，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所藏第一、二版，国家图书馆所藏第一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所藏第二版。通过这些实物原始版本，本文对封面、封三和部分内页进行了比对分析。虽然原始记载文献非常有限，但根据同一时期相关出版物的历史资料和回忆文章，结合1920年第一、二版印制所具有的印刷技术特征，如：铅字字体、标点符号、版权页花边及其他可以确定的页码空白页、注释文字、英文字体等，结合当时的字体花边样本和关联出版物，结合铅字所采用的技术体系和排版印刷相关技术知识，可以解决既往研究的一些不确定性，并纠正一些不准确的结论。

在版本技术信息之外，笔者还于2020年10月在又新印刷所原建筑平移前，进入房屋建筑内部一层实地踏勘，事后又到附近同类建筑中实际测量比对，得到场地第一手资料，可以借此推断并缩小当年所用印刷机的范围和采用的可能的印刷工艺路线。

通过研究，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又新印刷所采用了非电动型四开幅面凸版印刷机，用于内页正文印刷；采用了三眼穿线装订方式制作《共产党宣言》等。但限于篇幅，本文仅从封面印刷的角度，对封面图片来源及印刷方式、封三的版权页花边来源及又新印刷所的生产方式等进行技术考证分析，希望有助于挖掘和阐释第一、二版《共产党宣言》的文献和文物价值。

二、从印刷技术角度看版本特征

（一）关于版本和封面

通过版本比对，可以确定第一版封面为红色，第二版封面为蓝色，均为专色（因年代久远，封面褪色，无法判别当时印刷的准确颜色，有研究者称水红色、蓝色，按色系称为红色、蓝色）。除了颜色和误排的文字，两版封面并无明显差异。作为决定建立又新印刷所的主要人物，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维经斯基在印刷厂做过3年排字工，对印刷业非常熟悉。当年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俞秀松等人都有从事编辑出版的经验，对印刷也不陌生。而又新印刷所的实际负责人郑佩刚，于辛亥革命后在广州追随刘师复的“晦鸣学舍”，一直以出版印刷为主要职业，他可以独立完成刊物的排字、印刷。从围绕在《共产党宣言》印刷出版过程中关联的人群来看，第一、二版以引人注目的人物照片作为封面，采用当时先进的印刷工艺使得封面更能反映内容，笔者认为他们对这种选择是有共识的。

（二）关于封面使用的马克思照片来源关于版本和封面

第一、二版封面专色油墨颜色不同，但均为同一尺幅画面，比较细节可以看出版本相同，且为马克思照片，而非绘画作品。中文版封面的马克思半身像，不是陈望道翻译时所依据的日文版和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所使用的图像。有研究者认为，中文版使用的这幅照片拍摄于1875年。在当时，能够拍摄出分辨率较为清晰的照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寻常人可以享有的。在张静庐辑注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中，有一幅马克思头像与第一、二版《共产党宣言》封面的头像相同。在头像下有文字注明：“最早印行的马克思像，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世界社出版，是在法国巴黎印成后运回国内发行的，道林纸八开胶版印本，全书名《近世界六十名人》。”1905年左右是国际上由彩色石印进入胶版印刷的阶段，刊载这幅照片采用胶版印刷表明了是非常重视印刷品的质量。

《近世界六十名人》书中第43个人物为马克思，照片下方介绍文字为：“马格斯，德国社会学家及法学家也。生千八百十八年，卒千八百八十三年。法国千八百四十八年革命，马氏与闻其事，后之伦敦，从事著述。千八百六十四年，立‘万国工人会’，其最著之著作则为《产业》，今各国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以运动选举为作用，纯然立于一政党地位者，马氏即为其元祖。如英法德等议会，皆有社会党，皆宗马学者也。”

在发刊词中写道：“本书于民国纪元前六年，由世界社刊行于巴黎。其主事者为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诸公，稚晖先生且亲自从事排版，尤堪纪念。书中名人肖像，极为名贵，搜罗不易。或取诸图书馆、博物馆；或商诸其后人，收藏家。或用照相摄制；或请名家临摹。只以诸公奔走革命，未遑保管，原有底版，散失殆尽。今就原书复制，因技术上之关系，特较原图缩小十分之一。”从印刷技术角度看，原图像是可以用于再拍照复制的，文中所讲技术原因，应该和原图像是采用网目方式有关，如果原尺寸不缩小，可能影响复制效果。陈望道中译本封面图片是原图1/4左右尺幅，从印刷技术角度看，通过翻拍方式缩小后印刷图像完全可行，且会有好的效果。从《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一次印刷本“马格斯”头像印刷清晰度看，采用凸版印刷网目铜版完全能够满足印刷要求，此图像比第一、二版《共产党宣言》使用的图片略小。

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尚属于早期传播阶段，马克思中文译名并不统一。1899年《万国公报》刊载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大同学》，译名为“马克思”；1903年赵必振译日本人福井准造所著《近世社会主义》，译名为“马陆科斯”；1903年马君武以《译书汇编》发文介绍马克思学说，译名为“马克司”。《近世界六十名人》则使用“马格斯”译名，与第一、二版《共产党宣言》译名相同。书中对译名也有说明：“译名之难得确音，不惟以华字译西音，终失其正当。即以西方记音之国，彼此相译，从字母不更……故本编译名，既用华式，字首译之若姓，字尾译之若名。”第一、二版《共产党宣言》采用“马格斯”的译名与此图片来源有一定关联性。

（三）关于印制图像可能采用的印刷技术

1920年前后，在中国的出版物中印刷图像的方式并不是很多。当时中国最大的印书机构是商务印书馆，根据1931年该馆纪念刊《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中《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一文介绍，其复制图像能够应用的技术，按照当时分类方法，凸版印刷中有：黄杨木版、雕刻版、三色照相铜版、四色照相铜版、照相网目印刷（照相网目铜版、照相锌版）；平版印刷中有：彩色石印、传真版印刷、单色影印版印刷、多色影印版印刷、珂罗版印刷、彩色珂罗版印刷；凹版印刷中有：雕刻铜版印刷、影写版印刷等。另外，还有电镀铜版技术。凹版印刷方式在当时主要应用于票证有价证券类印刷，制版复杂，显然不会用于印数少且有图像的图书印刷。作为平印技术的胶版（橡皮版）印刷是石印技术原理相同发展后的间接印刷方式，中国当时只有少量使用，价格高，也不适用这种小幅面、小批量的图书印刷。从复制图像的角度，当时有的技术只有照相石印和照相铜锌版技术适合复制照片图像。而能够适合这种和铅字组版小批量、小幅面印刷的多是照相铜锌版，从图像边缘的油墨痕迹特征也可以看出是采用了这种方式。

印刷用铜锌版一般指照相线条铜锌版和照相网目铜版。1900年，上海土山湾印刷所首先使用这种技术，稍后江南制造局、中国图书公司、商务印书馆等才使用。1903年左右，商务印书馆开始使用照相网目铜锌版。有连续调层次的照片或者画稿必须依赖大大小小的网点才能再现原稿的层次，这是印刷技术独特的工艺。实现这种工艺需要有暗室和特殊镜头的照相网版、感光胶涂布、照相湿片等工艺，用照相法与腐蚀法制成，经过照相、拼版、晒版、修版、曝光、水洗、显像、烘干、冷却、腐蚀、裁切等过程。对于线条版一般制锌版，有深浅层次色调的照片或者图画制铜版，制层次版时需要加网线（网目），网线的多少是指每英寸所容纳的细线，线条越多图像越细，但需要和纸张、印刷机、油墨等相适宜，65-85线时就能满足一般书刊需要，可与活字同印，一般可耐印数万张，这在当时不是小规模厂家可以完成的。

根据当时的技术条件和同期历史情况，第一、二版《共产党宣言》封面采取外协方式，即由其他工厂单独印制的可能性较大。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在《共产党宣言》印刷的同一时期，陈独秀因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的价格问题与群益书社发生冲突。对于陈独秀与群益书社的矛盾，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在回忆“新青年社”独立时谈到，陈独秀认为“劳动节纪念号（1920年5月1日出版）虽然比平时的页数要多得多，群益也实在不应该加价。但群益方面说，本期又有锌版，又有表格，排工贵很多，用纸也多得多，如果不加价，亏本太多”。陈独秀单独谈到制作锌版，也反映出制作锌板是比较贵的，在当时作为较新技术的锌板，需要六七天才能制作完成，而制作网目铜版比制作锌板工艺更复杂，费用更高。此可推测马克思头像的印版不可能是又新印刷所制作，也不可能是群益书社提供出版印刷。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红色、蓝色专色油墨并不容易购买和保存，印制1000册的封面，红蓝专色墨的使用量都很少，专门购买的概率并不高。此外，因为使用照相网目铜版，对印刷技术和印刷机的要求也比较高，因此，由刚筹办的又新印刷所完成制版、印刷《共产党宣言》封面是极其困难的，外协完成更符合常理。

从另一方面考虑，如果是在又新印刷所排版印刷的封面，内页中每页都有“共产党宣言”的书眉，排版者对于这几个字的组合是非常熟悉的，认为是排版者“激动”而排错，不合情理。如果封面是在又新印刷所制作，那么甚至最有可能是郑佩刚亲自参与排版，他本身精通排版、组版，那是他多年的职业，众多他经手的杂志都是由他亲自排版，这种解释更没有可能性。相关研究表明，内页文字有经过陈独秀、李汉俊校对，但由于封面文字并不多，也不复杂，将简单设计的封面交给外协印刷厂后，用少量铅字和铜锌版组合排版是并不复杂的工作。但排版工人即便有些文化，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对于“共产党”这个名称还是陌生的，也没可能像现在对这个印刷品的重视，在这个环节最可能出现问题。汪原放曾就亚东图书馆重新选址的原因谈及：1920年春天租牯岭路114号，主要是图近便，这里离“民友社”和“太平洋”两家印刷局都近，到协顺装订作也近。可以看出当时的出版物印刷运作分工，包括装订也是采取外协的方式。考虑到又新印刷所刚筹办，经费等并不足，7月11日召开社会主义同盟会议，决定建立印刷所印刷《共产党宣言》，8月中旬已经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印刷。据郑佩刚谈到建立印刷所会议时所述：“当晚议决先建立一个有力的战斗的印刷所，委托我全权负责……我在辣菲德路成裕里租到一幢新建好的石库门房子，马上着手筹备一切，购家具、买铅字；印机就用民声社存下来那一部……此外，还从我以前领导的华强印刷所调了四位熟练技工，这样一个新的战斗阵地很快就布置好了。”这印刷所命名“又新印刷所”。取“日日新又日新”之意。在短时间内，需购铅字等全套器材、耗材，虽然民声社可能有些，但肯定不足，尤其是油墨等有储存期限的材料、纸张等，郑佩刚当时并没有更多熟悉印刷的助手。而郑佩刚了解印刷的夫人还在广州，即便接到通知后举家搬迁上海，时间上也不充裕。而从“华强印刷所”调人员，也是需要协调时间。另外，采用人物照片复制，一般需采用网目铜版，对印刷技术和印刷机都有较高要求，所以，封面外协印刷，甚至第一次装订也应该是外协，封面印刷好后直接送到装订作场所或者由装订作直接去外协印刷厂取，比“激动”排错更符合逻辑和事理。根据笔者在又新印刷所旧址现场的观察，如果再增加能够完成最后工序的装订切书，至少需要配备切纸机或者专门的切纸工，从经济角度和场地条件都不易满足。

再来看同期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9月1日发行），封面特征也是使用水红色油墨，铜锌版印刷的图案，注明的印刷者为新青年印刷所，封面铅字字体与《共产党宣言》类同。而第8卷第3号（11月1日发行），封面图案为蓝色，与第二版类同，虽然时代久远，颜色有褪变，但为同色系无疑。《新青年》第8卷第2号（10月1日发行）虽然封面颜色为黑色，但是也采用了与《共产党宣言》类同的印刷技术，在封面上印刷了哲学家罗素像。而从第8卷第2号起，印刷者已注明为华丰印刷铸字所。

关于新青年印刷所，现有研究资料中已能表明，其并非实际从事过印刷运营的机构。当时在上海的小印刷所为保全财产，惯用的方法是公开一个招牌，而实际承担者为后者的特约加工厂，新青年印刷所可能也是这种情况。华丰印刷铸字所和又新印刷所，同时期和陈独秀等人发生关联，在制版、印刷、油墨等方面难免有各种交集。另外，在当时的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机构虽具备中英文混合排版的能力，但让其排版印刷是不现实的。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给胡适信中谈到过：“《新青年》过期太久，炼（即汪孟邹）亦深不以为然。但上海印业，商务、中华不愿代印，其余民友各家尚属幼稚。对于《新青年》以好花头太多，略较费事，均表示不愿，目前是托华丰，尚不如前之民友。炼今日代群益向民友相商，子寿之意如何如期，决不惜费，奈民友竟一意拒绝，使人闷闷，拟明日更至别印所接洽。”1920年1月29日，孙中山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也说：“我国印刷机关，惟商务印书馆，号称宏大……凡属吾党印刷之件及与外界于新思想有关著作，彼皆拒不代印。”从中可以看出，虽然上海处于宽松的政治格局，出版有一定的灵活空间，《共产党宣言》并未完全在北洋政府查禁之列，但因其革命性也一直受到上海当局的阻扰和破坏，一些稍有规模的印刷厂对此有忌惮，大都“拒不代印”。即便封面采用外协印刷，像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大厂也应排除在外，与华丰印刷铸字所有交集可能性较大。

（四）封面印刷图案中新发现反白文字关于版本和封面

笔者早年曾观察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原样复制的第二版《共产党宣言》蓝色封面，发现在图像下部向上约23毫米处一条横线的下面隐约有些与马克思背景衣物略有不同的小线，在第一版红色封面中看不到。由于蓝色本较红色本褪色少，保留的原始印刷图像信息会多。近日通过比对原始版本，笔者发现《共产党宣言》的封面的图像内有反白文字。这在以往的研究资料中均未见报道。经放大后，可以辨认出反白文字是与封面图像上方铅字印刷内容相同的丛书名和著者名。图像中的反白文字：第一行是“社会主义研究……（后面文字无法辨认，推测为‘小丛书第一种’）”，第二行是“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第三行“马格斯”三个字的位置与封面图像上部的文字位置及大小相近，也能分辨出连续45°的网点。

这一现象反映出当时的情况可能是：封面上的这部分文字在制作马克思图像印版时已有相关封面整体设计考虑，但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在制版后打样时发现反白文字并不能达到设计的预期效果，由于当时还没有在照相同时加网版的工艺方法，需要通过照相放大机将照相片放大到需要的尺寸，生成玻璃板，再经过和涂有感光层的铜版晒制、腐蚀、清洗等工序，完成印刷版的制作。而玻璃具有一定的厚度和杂质，曝光光源的反射、折射、漫射都会影响铜锌版的精度，所以反白文字的设计方法在实际制版后试打样，会发现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事实上即使在今天，封面装帧设计师给出的新图案工艺方式，也会发生印刷厂难以完成其设想效果的情况，经常需要反复磨合试验。而临时性改变，常常会造成错误。

（五）关于版权页

第一、二版《共产党宣言》分别在封三的版权页上注明是“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第一版”和“一千九百二十年九月再版”。两版印刷不同的地方是：封面的“共党产宣言”更正为“共产党宣言”，颜色由红色改为蓝色。在中国传统雕版印刷中，校对色序为红色、蓝色，最后印黑色，这反映了色彩覆盖色序。设计者本意应该是红色优先，在效果不能完全满足情况下采用蓝色，当然也可能有考虑需要分清两次印刷。

另外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地方是，在“定价大洋一角”的外框花边上第一版和第二版也发生了变化。花边作为铅印时代美化版面的一种图案，在中国宋辽元的佛教和世俗文献及西夏文中就有此类装饰图案。欧洲从谷登堡时代就延续首字母使用字母图案的传统，中国从1815年马礼逊排印《华英字典》就有使用花针类装饰图案。但按照当时的技术条件，能够制造小字号的铅字花边图案和5、6号铅字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印刷工厂也没有普遍地使用花边。虽然根据商务印书馆《三十五年来欧美之印刷术》所述，自1885年美国人班腾（L.B.Benton，现常译为本顿）发明机器雕刻字模后，“利用机械镌刻之敏捷，缩小放大之便利，于是新体花样层出不穷”。而在中国，实际上那个时代只有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尝试“用机器雕镌刻铜模”，但使用并不成功。所以中国主要还是采用电铸（镀）方式，先雕刻木活字，经过蜡形电镀形式制造铜字模，1858年由宁波华花圣经书房（1859年底迁沪改名为美华书馆）首先使用，这种工艺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铜字模是铸铅字的母型，花边图案铜字模与铅活字铜字模的制造技术相同，规格尺寸标准一样，只是将一个文字用一个图案来替代。由一个花边加上一个配套的角花，就可以搭配成各种装饰图案。但一套字体，字的数量很多，在20世纪70年代，按照国家《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的规定，部位字6196个，加上备用字、添盘字，一套宋体5号字就有7200个。所以，相对于字体铜字模，早期生产花边铜字模的投资少、周期短、难度低，专有图形的花边铜字模能形成竞争优势。笔者之一多年来收集整理中国使用过的铅字和花边样本，注意到了第一版和第二版印刷的版权页花边图案不同，经比对研究可以确定，两版都与上海华丰印刷铸字所的《新式花边样本》内的图案相同。第一版印刷花边与编号三九〇号相同，第二版印刷与编号十七号相同。角花小双圆圈图案虽不同，但与又新印刷所在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广告的装饰花边之一相同。这个形式新颖的广告对又新印刷所的外文译名采用的是有象征性意义的世界语，用小双圆圈和新式标点符号作装饰，而此时陈独秀已将《新青年》印刷转向华丰印刷铸字所，在1920年10月1日发行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就明确标明为华丰印刷铸字所印刷。

华丰印刷铸字所溯自乔遒松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上海创办的菘蕴铸字所。乔雨亭子承父业，1915年11月在上海开设华丰印刷铸字所，后来乔雨亭之弟乔康亭开办康记铜模所，乔泉亭开设凤记铜模作，乔福亭开设福记铜模作，乔惠亭成立惠记铜模作。作为家族性企业，华丰印刷铸字所20世纪50年代经过公私合营与其他20多家单位合并，成为中国最大的铜字模生产厂，现为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上海字模一厂有限公司。

20世纪初，中国铜字模的开发生产主要在上海，能生产铜字模的厂商很少。1920年左右，铜字模生产商只有商务印书馆、聚珍仿宋印书局（后并入中华书局）、华丰印刷铸字所。而商务印书馆，1926年《重订花边样本》中并没有见这两种花边图案。聚珍仿宋印书局无论样本还是专利申请中都无花边图案。笔者之一收集的1918年北京日报社所制《花边样本》和1923年财政部印刷局（现北京印钞厂）《花边铅字样本》等早期使用西文铅字花边样式的机构，也未见相同的花边图案。花边生产厂家少、品种也不多的原因，华丰印刷铸字所《花边样本》序言有所说明：“溯自晚近以来，文化日进，印刷业之需要较前日盛，所以印刷业处于现在之社会固有不可缺之，既非仅宣传文化，对于美术方面亦极有关系，本所有鉴于斯，将印刷材料极力研究，益求精进所有，出品早，蒙惠顾者之赞许，又为美观起见，再请名画家绘成新式花边八百余种，再经名技之雕琢，时经年余始，克成印此样本，任从选购，凡大小印刷品上点缀其间，定能增色不少也。”

推测华丰印刷铸字所为第一、二版《共产党宣言》的外协工厂，不仅是书中出现了华丰独有的花边图案，另据1921年2月11日《新青年》社被查封的资料：4日，新青年社发行部遭法租界巡捕房搜捕，当场被搜去《新青年》《工团主义》《社会主义史》等出版物。经理周少伯被罚洋50元，并限3日内迁出租界。承印这些书刊的华丰印刷铸字所经理乔雨亭和印刷公会经理孙诒康亦各罚洋100元。11日，新青年社被查封，在陈独秀主张下《新青年》迁广州出版发行。也可以佐证华丰印刷铸字所与陈独秀等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时期相关印刷出版有密切关系。

华丰印刷铸字所在1920年10月1日发行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发布广告：“本所自今春起大加刷新，抱定以下目的，断不敷衍了事。敝所现在规模比两年前大数倍……敝所经理是做铜模的专门家，敝所又是由铸字所扩充到铅印业的。所以各种铅字花边书边，铅线，曲线，符号极其完备。”那么，在自己排版印刷品上使用新的独有的花边，也是很正常的商业方式。另外，当时出于市场的原因，各厂家铅字高度存在很小的差异，不经过处理无法正常混用排版，直至20世纪80年代，上海中华印刷厂和上海商务印刷厂铅字的高度仍未统一。

三、结论

综上所述，第一版《共产党宣言》封面使用的图像与1907年世界社编辑在法国印刷的《近世界六十名人》马格斯同来源，用此图像翻拍缩小制版具备条件；采用的印刷工艺是照相网目铜版工艺制版和铅字组版凸版印刷；最初的封面设计由于技术原因反白文字不清晰，所以改变设计另外加印了图案中的铅字，外协和封面设计的改变可能是造成铅字排序出错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共产党宣言》中版权页（封三）使用的是华丰印刷铸字所的花边图案。

通过钩沉史料、实地调查及技术分析，推定又新印刷所委托其他当时有规模的印刷所制版并印刷了第一、二版《共产党宣言》的封面，其中以同期《新青年》委托的外协印刷单位华丰印刷铸字所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