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病房门口，手死死地握着门把，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喘不过气。
“恒子，快回来吧，我爸不行了。医生说，让家属准备后事。”堂哥在电话里说这句话时，声音已经哽咽了。
我从外地赶回来，开了整整十二个小时的车，路上没敢多停，连水都没喝一口。大伯病重的消息如同一记闷锤，让我整个人发蒙。
直到现在站在门口，我依然不敢推开那扇门，害怕看到躺在里面的大伯，害怕看到那个曾经顶天立地的男人，如今瘦成了一副骨架。
门终于被推开了，是堂哥从里面出来。他看见我，眼圈红得厉害，嘴唇抖了两下才说出话：“恒子，你来了。”
病床上的人侧过头看向门口，是大伯。他的眼睛一下亮了起来，脸上露出一个熟悉的笑容：“小恒，回来啦。”
他声音很轻，像风吹过枯草。我愣在原地，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大伯叫周根生，是我爸的亲哥哥。我小时候，爸妈常年在外打工，家里只有爷爷奶奶，还有大伯一家。大伯是个憨厚老实的庄稼汉，没读过几年书，却精明能干，在村里是出了名的“顶梁柱”。
小时候，我对大伯的印象就是那个白天在地里忙得汗流浃背，晚上回来还陪我写作业的人。他总是笑呵呵的，虽然脸上有着深深的皱纹，但一笑起来，整个人还是透着一股温暖。
我和堂哥堂嫂一起长大，虽然只是堂兄妹，但大伯对我，比对他自己的孩子都用心。
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十八岁那年。
那一年，我刚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刻，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可紧接着，脑袋像被浇了一盆冷水。学费怎么办？
爷爷那时候病重，爸妈为了给他治病，已经把家里的积蓄掏空了。奶奶偷偷拉着我的手说：“要不……别去了吧？学费是一大笔钱，咱家拿不出来。”
我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却死死咬着牙没说话。
晚上吃饭，大伯端着碗，突然问我：“小恒，大学的学费要多少？”
我垂着头不敢说话，堂哥替我回答了：“学费加生活费，至少七八千。”
说完，屋里一片沉默。七八千，对大伯家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他家里也不富裕，堂哥刚结婚，堂嫂又怀了孩子，家里负担重得很。
“学费是个啥问题？我来想办法！”大伯突然一拍桌子，语气笃定。
我愣住了，抬起头看他。他脸上带着笑，眼神明亮，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第二天一早，我听到院子里传来一阵嘈杂声。跑出去一看，大伯正把家里养了一年的年猪赶上拖拉机。他指挥着司机，又是拉绳子又是拽尾巴，忙得满头大汗。
“大伯，您这是干啥？”我站在一旁，看着那头猪被绑在车上，心里咯噔一下。
“还能干啥？卖了换钱呗！”他说得轻松，语气里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决。
那头猪，是家里过年的希望。每年杀年猪，能分给亲戚邻居一些肉，剩下的吃到开春，才算过了个好年。可为了我，大伯二话不说就卖了。
那天晚上，他回来得很晚，带着一身的酒气，手里却攥着一沓皱巴巴的钱。他把钱拍在我手里，笑呵呵地说：“拿去交学费，别耽误了学。”
我捧着那一沓钱，眼泪像决了堤，止都止不住。
“大伯，这钱我不能要！这是你们过年的钱啊！”
“啥过年不过年的，你考上大学是咱家的光荣！咱们农村娃，能出一个大学生多不容易？这钱，必须得花在刀刃上。”他语气坚定，没有一丝犹豫。
那一晚，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大伯总是这样，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别人，把苦难自己扛。
大学四年，我努力读书，拿了奖学金，也兼职打工，尽量不再向家里要钱。可是每次寒暑假回家，大伯还是会塞给我几百块，说：“拿着，别让自己饿着。”
堂哥堂嫂也总是抢着给我做饭，堂哥还笑话我说：“你大伯对我这个儿子，都没有对你这个侄子好。”
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大伯对我的爱，从来不需要多言。
毕业后，我去了外地工作。刚开始工资不高，生活也紧巴巴，但每个月还是尽量寄点钱回家。
大伯知道后，特意打电话来骂我：“你挣钱不容易，别乱花！家里又不缺你那点钱。”说完，他又叮嘱我：“工作好好干，别让人瞧不起。”
可我知道，大伯的日子并不好过。他年纪大了，地里的活儿干不动，婶婶身体也不好，隔三差五就得往医院跑。堂哥堂嫂为了孩子和生活，忙得团团转，家里的负担几乎全压在大伯一个人身上。
那几年，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每次打电话，大伯总是笑呵呵的，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不要操心。可每次挂了电话，我心里都不是滋味。
前天晚上，我接到妈妈的电话。电话里，妈妈的声音带着哭腔：“恒子，你大伯住院了，肝癌晚期，医生说……可能撑不了多久了。”
我听完，脑子一片空白。
放下电话，我立刻请了假，连夜开车赶回老家。十二个小时的路程，我脑子里全是大伯的身影。他穿着旧布鞋，在田里忙碌的样子；他端着碗，满脸笑容对我说“别担心，有我在”的样子；还有他拉着年猪去集市的背影……这些画面一幕幕重叠，让我心里像被刀子割了一样疼。
病房里，大伯躺在床上，整个人瘦得脱了形。看到我，他还是笑了：“回来了啊，路上辛苦吧。”
我坐在床边，握住他的手，那双手干瘦粗糙，却依然温暖。他看着我，眼里满是欣慰：“小恒啊，你现在出息了，大伯高兴。”
“大伯，您别说这些，您一定会好起来的。”我哽咽着说。
他却摇了摇头，声音轻得像风：“我这辈子没啥遗憾了，你好好的，大伯就放心了。”
我低下头，泪水一滴滴砸在床单上。
大伯最终还是走了。
他走的那天，天上下着细雨，村里的人几乎全来了。大家站在灵堂前，唏嘘不已。
“周根生这人，一辈子没白活，对家人，对邻居，样样都好。”
“大伯是个好人，这样的人，老天也不该这么早带走他。”我听着这些话，眼泪早已模糊了视线。
送葬那天，村口的路上铺满了细雨，我走在队伍里，心里像被挖空了一样。大伯的墓碑上，刻着他的名字，还有一行字：“好人，一生平安。”
回到城里后，我翻出了大学时的一张老照片。照片里，大伯穿着一件旧得发白的衬衫，站在村口，手里提着一袋花生，那是我离家时他特意从地里刨出来的。
我把照片装进相框，摆在了书桌上。从那以后，每年清明节，我都会回老家，去看看大伯的坟，坐在坟前和他说说话。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堂哥一家，也会过好自己的日子。”我总是这样说。
我知道，他会听见，也会笑着对我说：“小恒啊，回来了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