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革命发展，是被层层阴云遮掩的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束光，照亮了中华大地的各族儿女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过程，是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一定是曲折而又螺旋上升的。
而在这之中，除了那些闪耀的红星般的经历以外，许多普通人的经历也是值得我们探究，且耐人寻味的。一个出生在农村，在城市里做工，也并非最早的加入共产党的人，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的故事，就像是历史的一抹底色，给了我们一个独特的角度，来瞥见一种可能。
在中国近代的战乱与动荡中，这样的一个乱世，小人物的轨迹，更能让人唏嘘或者赞叹。
同时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和无数个小人物，以及他们托起的某些人所组成的。那么，我们来找到其中的一页，耐着性子看看吧。
“1962年10月19日，在上海的华东医院住院期间，有一个叫滕景禄的病人，从医院的病房外，跳楼自杀。”
滕景禄，又名王振东、宋吉生，出生在山东的一个小乡村（山东牟平县北地口村），作为一个农村人，他从小就跟着父母在田间地头从事农业生产以糊口。幸运的是，当地有着一座村小学，能够让滕景禄接受为数不多的教育，起码能认得几个字，这也是大部分农村人能够得到的，最多的教育了。
文化不高、技能不多，为了养家糊口，长大的滕景禄自1929年起，去山东烟台、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做工，成为了城市工人。在一段时间的工人生涯和在工厂里的劳动经历后，滕景禄逐渐意识到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改变无产阶级、劳动者的生活条件，于是不顾风险，在1933年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前途未卜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靠着农村人的朴素情感，以及自己对现状的简单认知，滕景禄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家乡，因为他是个庄稼人，自己也不能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就再也不回来了。
在加入共产党后，滕景禄，他索性辗转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附近，在牟平、海阳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作为一名从头到尾坚持在为我国的共产主义事业一线的革命者，滕景禄1939年后，任中共牟平县委委员、组织部长、县委书记、及中共北海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任烟台市市委书记，兼烟台警备区政委。任职期间，与市委和其他领导一起组织烟台人民，开展反奸反霸斗争，稳定了社会秩序，极大地配合了解放战争中的土地改革与城市改革。
在农村土地改革进入高潮后，他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合作，劳资两利”等城市工作方针，促进了烟台经济的发展。在滕景禄的带领下，我党在烟台市，受到了全体市民的支持，极大地发展了我党在烟台的组织，获得了人心。
在这样有效的政策下，烟台市的人民同其他解放战争时期的华北解放区一样，自发组织起了自愿性质的“小推车”队伍，为解放军尽己所能地提供补给品，同时由于烟台市恢复过来的经济，使得市民们能够为解放军提供更好的支持。
1947年上半年，烟台发生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烟美籍职员殴打烟台二中学生和纵车轧死人力车夫杨禄奎事件。当事职员拒绝道歉和服从法律责任，态度傲慢，并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
滕景禄他根据市委的意见，严惩肇事者，坚决维护民族尊严，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让烟台的市民们拍手称快，也让我们出了口恶气。
建国后滕景禄历任青岛市总工会职工委员会书记、山东省总工会主席、青岛市委第一书记。滕景禄，他总是在国家需要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为国家的发展奋不顾身。
在抗日时期顶住了外敌的侵略，在解放战争时期为我党动员人民，在政权更迭时期安稳地照料好烟台市和他的民众们，正所谓：“对人民用心，人民就会把他高高地举起”。
人民将他称为“烟台的好书记”，这也是滕景禄最后的高光时刻。
但是滕景禄在民众心中的印象，却会在几年后的许多事情中，缓缓地被改变，也许是因为他自己，也许是因为时代局限性，也可能是纯粹的无心之举，但不管怎么说，终究还是发生在了他的身上。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我国仍然有着一定数量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以及外部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扰，因此我国、我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维护党的纯洁性，保证国家的稳定性，从而避免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出现问题。
比如，刚建国时的“0409案”，1949年11月中旬，北京公安部门截获台湾发来的嘉奖令电报，提及了一个叫0409的特务。其电报内容简短，但公安部门不敢怠慢。公安干警在分析电报时发现了有个叫“计小姐”的关键词，通过银行汇款信息调查，发现从香港金城银行汇到天津金城银行的款项，有个取款人为“计爱琳”。
而后经调查，“计爱琳”为代称，真实地址为北京某院落，居住着沈德乾一家，包括计致玫、计采楠等嫌疑人。之后通过窃听夫妻争吵，确认计采楠有来源不明的收入，坐实计小姐身份，并发现其策划袭击毛主席专列的计划。在毛主席返回北京前实施抓捕行动，成功端掉了这个国民党留在大陆的特务组织窝点。
当时的社会中，敌对势力的残留，可见一斑。
于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55年，滕景禄任青岛市委肃反领导小组组长。在此期间，他制造了多起冤案，包括“向华、王少庸反党宗派集团”、“华岗、葛申”、“孙汉卿、矫枫右派反党集团”、“郭宏毅、王华”等五起冤案，株连百人。
实际上，这里边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行政失误和政治上省政府的混乱干预造成的，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其中，也有着相当一部分确确实实的冤假错案，即使这样的行动是必要的。
1963年9月，山东省委作出《关于开除畏罪自杀的反党分子滕景禄党籍的决定》，并经中监委批示，开除其党籍。1987年7月，经山东省委、省纪委复议，并经中纪委同意，维持开除其党籍处分，取消原处分决定中“畏罪自杀的反党分子”等结论。
对于这样一位老同志，我们是难以去评价的，而用绝对的方式去肯定或者否定也是错误的，滕景禄以一个普通的农村人为起点，从一个小人物在乱世中逐渐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先锋，坚守信念，为党和人民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尽管其中他出现过许多错误和曲折，但是他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的贡献不容忽视。
就像是1944年4月，伟人在《学习与时局》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的：“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
尾声
是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畏罪自杀吗？是觉得自己确实没错，无处言冤吗？还是只是单纯的恐惧自己的失败，以及即将到来的打击吗？恐怕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了，伴随着下落的风，他结束了一个普通人的一生，也带来了解不开的疑问。
不过翻开历史，看看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之间的革命历史，会发现从近代到现代的革命或者说社会发展进程都是像锯木头一样，有时候向前，有时候向后，不过总的来说是不断螺旋上升的。悲壮人物事迹常有，普通人物亦常有，又怎么能责怪那些犯过错误的普通人呢？
况且，历史的好坏发展是由我们人民所决定的，维护了人民的利益而犯下了错误，也算是对人民有好处的。
只要根本立场不出错，打心里是从为人民服务出发，那么这个党员就并没有偏离正确的方向，即使出现过错误，及时改正了，那也始终是人民的好党员，同人民紧密相连的好同志。但滕景禄，他逃避的不幸结局，着实令人读后，长长地一声叹息，一个时代浪潮中的普通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逝去了。
参考资料：
烽火网，滕景禄同志简介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