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腹地1930年深秋的一个早晨。天色灰暗，天空中布满了又厚又低的灰黄色云层。干旱开裂的土地上，几株稀疏的高粱无精打采地耷拉着头，在风中懒洋洋地摇晃。烈日下的黄土地上，十几个农民正挥汗如雨地翻着地。这时，一个穿着城里人衣服的中年男人走到田边，用手拢着嘴大声喊道："李士英！李士英在吗？"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闻声跑过来，一脸好奇地问陌生人："你找我有什么事？"路人仔细打量着这个朴实的高个子农村小伙。他大概1米77的个头，身材结实匀称，留着小平头，脸型偏长。皮肤晒得黑黑的，神情坚毅。虽然是单眼皮，但眉毛英挺，眼睛明亮有神，透着一股精气神。有个不认识的人问他："你是不是叫李士英，在河南宝丰县当团委书记？"
年轻农夫轻轻点了点头。确认过身份后，来人谨慎地从衣服内侧口袋摸出一张纸条，压低声音说："组织上安排你去天津总部工作。赶紧回家收拾行李，三天内按调令上的地址去天津报到。"李士英收到中共北方局的调动通知后，马上赶回家简单收拾行李，随便带了几件换洗衣物，第二天就独自一人急忙出发去天津报到了。北方局的交通科长叫安子文，待人特别热情我们热情接待了这位从外地来的年轻干部，他为人朴实，被安排到交通科负责安全保卫方面的工作。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国民党特工和警察与外国势力狼狈为奸，想尽各种办法抓捕共产党人，整个社会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中。交通工作是党联系各级组织的关键环节，虽然特别重要，但同时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为了隐藏身份，李士英他们几个分别在日租界的中原公司和法租界的劝业场旁边开了家家具店和布店打掩护，还在法国教堂附近的大吉里弄了个秘密接头地点。
那年冬天，天津河北区不少地下党员突然被抓，但奇怪的是，这个区的党组织负责人李纯却一直平安无事。这种情况让北方局和天津市委的领导开始对李纯产生了怀疑。就在这个时候，被抓的同志托狱警偷偷送来一封信，信里说李纯已经投敌叛变，正在帮特务审问他们。调查结果显示，李纯现在是天津警局的密探，正到处打探党组织和其他成员的下落。敌人想通过他抓出更多地下党成员，彻底摧毁我们的组织。这严重威胁到北方局和天津市委的安全。为了保护革命力量，北方局迅速做出决定，派安子文组建特别行动小组，务必铲除这个重大威胁。安科长接到任务后，当晚就召集李士英和童长荣等人开会研究，一起商量怎么除掉汉奸，最后敲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为了让新人得到锻炼，科长安子文特意安排机灵的李士英来带队执行这次任务。那天，有个不认识的人突然找到李纯，神神秘秘地对他说："上面派来的人已经到了天津，说要跟我碰头聊聊。"
李纯一听说又有机会了，急着邀功请赏的他心里乐开了花，但表面还装得挺严肃："我刚好也有重要情况要向中央领导汇报，你能帮忙引荐吗？"那人胸有成竹地点头说："等大领导来了，我立马告诉你，不过这事可一定得保密！"李纯拍着胸口信誓旦旦地说："别担心，这事儿绝对靠谱，要是"他边说边用手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表示事情很严重。李纯就这样上当了。几天后的傍晚，那个神秘人突然出现在李纯面前，一脸凝重地通知他，说中央的大领导已经到了天津，要他马上赶去碰头。李纯急着抢功劳，没顾上跟特务组织请示，就跟着来人七拐八拐地穿过了几条胡同，最后到了法租界的一家旅馆。那里早有假扮成中央首长的同志开好房间，正等着这个叛徒自投罗网。李纯刚跟着走进埋伏地点，李士英带着几个队员突然冲出来开枪扫射。叛徒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瞪大双眼倒在地上断了气。
李士英他们几个赶紧离开了那里，麻利地把枪丢进河中，飞快地换了身行头，接着一连跑了好几家澡堂冲洗身体。听说出了事，法租界的警察们立刻全副武装赶来。他们开着吉普车，警笛呜呜响，还牵着几条威风的大狼狗。可等他们到了地方，连凶手的影子都没见着，最后只能灰溜溜地收队回去了。转天一早，天津各家报纸头版都登出了共产党叛徒遭枪杀的新闻，老百姓看了直咋舌，国民党那边更是乱成一锅粥。安子文把报纸搁下，打量着面前的年轻人。这个刚入行的后生做事既稳当又有头脑，让他十分欣赏。他拍拍李士英的肩膀连声夸赞："干得漂亮！小李不仅胆大，还很会动脑筋。"这次行动给敌人特务机构造成了重创，帮北方局和天津市委顺利恢复了工作运转，解决了个大麻烦。这件事也让北方局领导意识到，得组建一支专门对付叛徒和坏人的武装队伍，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党组织的安全。1930年年底，北方局安排李士英去上海中央特科进修，让他到当时被称为"东方最大城市"的上海接受特别训练。
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上海被外国势力分割成多个"独立小王国"。外国人靠着所谓的"领事裁判权"横行霸道，各自圈地称王，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走私毒品、倒卖武器，还掌控了中国的海关、警察和司法系统，把上海变成了"不法之徒的天堂"。租界成了中国贪官污吏、奸商恶霸和地痞流氓的避风港，也是黄赌毒等非法勾当的聚集地。特科组织也看中这块法外之地，把它当作秘密活动的据点。刚到大上海的李士英虽然对这座繁华都市还很生疏，但这个18岁的年轻人头脑机灵、胆大敢闯。他很快就掌握了盯人追踪、近身搏击、精准射击、审讯技巧和快速撤退这些技能，还能灵活运用。有一天李士英在街上碰巧遇到一个他们要抓的人。他记性特别好，之前看过这个叛徒的判决书和照片。特别行动组找这个人找了很久，一直没找到他的下落。李士英突然撞见一个被通缉的目标，正想上前抓捕，可街上人太多不好下手。他悄悄跟了一段路，结果对方拐进小巷子就不见踪影了。
李士英急着想回去汇报情况，可又怕目标跑掉让行动白费功夫，于是打算守株待兔等对方现身。他假装在等人，在那棵法国梧桐树底下来回转悠，足足等了三个钟头，可要等的人始终没露面。城市高楼的霓虹灯接连亮起，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芒。李士英饿得肚子咕咕叫，根本没心思看这漂亮的夜景。就在他束手无策的时候，那个叛徒突然又出现在他面前。李士英顾不上多想，灵光一闪走上前去，用北方话低声对暗号："没有凤凰比翼飞。"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着回答："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你是哪位？"李士英回答说："我是从北方过来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上级派我来通知你，让你立刻赶去参加一个紧急会议。"来人不仅知道他的住址，还对上了暗号，他完全相信了。为了抢功劳，这人连上报都顾不上，直接跟着对方走了。路上叛徒暗自庆幸组织还没发现他叛变的事，两人有说有笑地走到泰兴路99号的花园别墅，这里是特科组织的秘密据点。
这个叛徒一进屋，所有人都愣住了，眉头皱得紧紧的。李士英赶紧给大伙递了个眼神，大家这才回过神来。那人发现大伙都用眼角余光瞟他，还对他爱搭不理的，立刻察觉到气氛不对，就故意摆出毫不在意的架势说："大家别用这种眼神看我，我对党问心无愧，请相信你们的战友。""同志？"李士英拖长了声音反问道，"你也配叫同志？"那人还想抵赖："我敢对天发誓，我"李士英直接打断他，当场揭穿了他的罪行。那人一听自己的事全被掌握了，扑通一声跪下来哀求："我也是被逼无奈，他们对我用电刑"李士英板着脸严肃地说："你自己犯错还能原谅，可你害了这么多同志，简直罪大恶极，老天都饶不了你。"
李士英话音刚落，一个利落的锁喉动作就把叛徒制服了。他手上猛一发力，叛徒立刻瘫软倒地断了气，嘴角渗出的鲜血在地板上拖出几道红痕。李士英和同伴们在这栋充满谜团的老洋房里接连处决了六个十恶不赦的叛徒，立下赫赫战功，赢得了特科全体人员的高度赞扬。四个月过去，中央特科又派李士英回到北方局，这次他的任务是组建行动部门。李士英和几个同志在天津法租界教堂旁的一个地下党秘密据点住下，负责接待来往人员并传送情报。没过多久，河北省委的薄书记来和大家碰头。他告诉大家："现在北方局已经解散了，新成立了河北省委，办公地点在北平。这次李士英同志要跟我一起去北平办事，其他同志留下来还有别的安排。"李士英经过特工专业培训，很清楚国民党士兵会在路上严加盘查。出发前他仔细做了安排，身上带着枪，过检查站时要是被敌人发现，那可就全
李士英仔细琢磨后发现，敌人习惯看外表判断人，越畏畏缩缩越容易被搜查。他找来两件新长衫，两人穿戴整齐，再系上宽皮带，看起来就像体面人。他们从北平东便门火车站走出来，神色自然地朝出口走去。几个国民党警察正在出口处凶神恶煞地检查可疑的乘客。李士英满脸堆笑地说："真是辛苦你们了！查得这么仔细认真，再狡猾的坏人也躲不过你们的法眼。"那人看访客穿着体面气派，不仅没按规矩盘查，反而堆着笑说："您客气了，我们就是讨生活的小人物。"说完就痛快放人过去了。从火车站出来，兜兜转转好一阵子，他们总算在苏州胡同的山西忻定会馆安顿下来。当天晚上，省委的同志就过来跟他们说明了情况：北平的党组织里出了内鬼，这家伙死心塌地给特务当走狗，帮着敌人抓咱们的地下党员，给党组织带来了巨大危险。上级派李士英同志来除掉这个叛徒。
那时候北平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在管着。为了搞清楚叛徒们的动向，李士英联系了潜伏在东北军里的地下党同志，把叛徒们的活动轨迹都摸清楚了。后来他们商量好，让来帮忙的同志假装叫叛徒去"开会"，等机会把他干掉。为了确保安全，我们把见面地点定在了颐和园西北方向象山口附近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春天阳光明媚的日子，李士英和同伴们首先到达象山入口处，在溪边小桥旁的茶馆里边喝茶边闲谈。没过多久，那个叛徒真的按约定来了。双方见面后简单客套了几句，就坐下喝茶闲谈。为了迷惑对方，李士英故意东拉西扯地闲聊起来。北京真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旅游胜地。颐和园是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建的，谁能想到当年这种贪污行为，反倒给后人留下了这么漂亮的景点。这位游客很爱逛颐和园，但头回听说这个历史故事，对李士英渊博的学识深感钦佩。
他们接着谈起英法联军当年焚毁圆明园的往事，聊了一阵后，李士英把话题转回正事："为了确保安全，会议地点安排在山上。"这个叛徒完全相信了带路人的话，跟着往山上走。爬了一阵子山路，发现山坡上有农民在锄地干活，觉得现在动手不方便，就接着往更高处走去。不知不觉间，古松和酸枣树长得密密麻麻，几乎看不到空地，只剩一条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小路像蛇一样向前爬去。李士英悄悄朝同伴使了个眼神，对方立刻心领神会，装作疲惫地说："咱们休息会儿吧。"李士英爽快地答应了，几个人找了片开阔地，在树荫下的草坪上铺开带来的水果零食，众人围坐成一圈准备开始会议。李士英笑着给叛徒递了根烟，趁对方低头点火的功夫，他突然蹲下死死掐住叛徒的脖子，几下就把这个叛徒给解决了。完事后他用树叶盖住尸体，赶紧离开了现场。
四月底，李士英和战友们在圆明园一带又干掉了一个作恶多端的叛徒。李士英带领团队接连开展了两次反间谍行动，成功清除了威胁北平安定的危险因素。这些行动获得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肯定，上级还专门指示李士英在北方局成立一个专门负责行动的工作部门。就在李士英忙着组建北方特科的时候，他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这个电话是上海那边的康科长打来的，康科长是特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电话里康科长让他马上动身去上海，说有重要任务要交给他。李士英很清楚上海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敌人狡猾难缠，爪牙凶狠残暴，他对那里的危险处境有着切身体会，可以说处处暗藏杀机，步步惊心。他更喜欢尝试新鲜事物，于是带着"这次离开可能再也不回来"的决然心情，坐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特科分为四个部门：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和交通科。其中行动科专门负责保卫工作，大家都叫它"红队"。红队除了要保护中央领导的安全，还有个重要工作就是抓捕和惩处叛徒、间谍，因此也被人们称为"打狗队"。
每个队员都配有一把枪、一辆自行车和一把短刀。这些人个个身手不凡，武艺精湛。他们隐藏在租界里行踪诡秘，让叛徒和特务们吓得魂飞魄散。后来陈赓、李克农等爱国青年加入特科，让这支队伍变得更加强大。特科巧妙地借助租界这个"法外之地"的特殊条件，跟国民党特务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在特科刚刚立下大功的时候，中央安排特科领导顾顺章护送两位重要干部：一位是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焘，另一位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沈泽民，他们要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展工作。这位在五卅运动中担任领导、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出任副总指挥的重要人物，在任务结束后竟违反纪律私自留在武汉。他不仅到处游山玩水，更荒唐的是还流连于风月场所，整整半个月都沉溺其中无法自拔。顾顺章在上海魔术圈摸爬滚打多年，练出一手让人看花眼的绝活，每次登台表演都能赢得满堂喝彩和此起彼伏的叫好声。
顾顺章越发飘飘然，听到喝彩声就摘帽子鞠躬回礼，没想到围观人群里有个叫王竹樵的叛徒，一眼就认出了他。他想看清楚顾顺章的长相，就使劲儿挤进密密麻麻的人群，站在表演台前仔细打量。确认就是这家伙后，他赶紧从人堆里钻出来，火急火燎地跑去向特务机关报信。顾顺章玩得正开心，志得意满地回到汉口法租界的德明饭店，嘴里哼着歌刚走出电梯，突然几道黑影窜出来，这个身手不凡的特工头子还没回过神，就被四五个壮汉牢牢按住了。他出身特科，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妙，路上越想越懊恼自己的大意和放松警惕，可惜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面对审讯人员咄咄逼人的架势，顾顺章当晚就屈服变节了。顾顺章当时是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也是特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掌握着党组织的大量重要秘密，包括中央机关的办公地点和多位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信息。
更可怕的是，他连我党安插在南京政府核心的钱壮飞、李克农这些最高机密都一清二楚。顾顺章叛变投敌，让蒋介石抓住了难得的好机会，差点把我们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老天爷开眼，倒霉事里藏着大好事！顾顺章投敌后，短短一夜之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在南京中山路305号"正元实业社"的党务调查科，就接连收到了六份标着"绝密"的加急电报。钱壮飞医生年轻时在国民党组织部担任机要秘书，实际上是中共安插的秘密情报员。这天他意外截获了一份绝密文件，看完内容后吓得双手发抖，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他立刻意识到，这件事要是处理不好，后果将不堪设想。钱壮飞作为中共顶尖特工，在生死关头依然保持镇定，丝毫没有乱了方寸。他看完电报立刻往家赶，到家后冷静想了想，决定让女婿先去上海报信。26号凌晨，他瞅准机会搭特快列车直奔上海，一下车就赶往南京路给一个钉子户发了加急电报。紧接着又匆忙赶到跑马厅旁边巷子里的中央军委联络站，在那儿找到了聂荣臻。
周恩来从陈盛那里听到这个万分紧急的消息时，整个人都愣住了。这位了不起的领袖仰头深深叹了口气，他可是连南昌起义那么紧张的时候都没碰过烟的人，这会儿却要了根烟狠狠抽了几口，然后低着头皱起眉头，在屋里来回走动，让自己冷静下来好好想想。没过多久，他就像三国里七步成诗的曹植那样反应飞快，立刻拍板决定采取应急方案来解决问题。云南路天蟾舞台旁边的"福兴字庄"里，中央特委和军委马上开了个紧急会议，商量怎么尽快安排大家撤退。这个会开得特别快，不到十分钟就结束了。会议结束后，周恩来、聂荣臻等一批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成功脱险，及时转移，躲过了一场可能造成严重损失的危机。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得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后，第二天就高兴得不得了，觉得捡到了大便宜。他立刻喊来了心腹手下顾执之和马绍武，手里攥着那份电报，兴奋地大喊："共产党特科的头号人物顾顺章被抓到了，这下可有好戏看喽！"
徐恩曾高兴得直拍大腿，马上对手下人和垂头丧气的顾顺章下令："这次行动的关键就是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你们必须抓住机会把他们的大人物全部拿下。谁能活捉向忠发、周恩来、聂荣臻、李克农这些共产党高层，重重有赏！要是连一个都抓不到，就别回来见我，都听明白了吗？""明白，明白。"几个心腹手下和刚提拔的得力干将顾顺章都点头腰，言听计从。徐恩曾马上派心腹顾执中带着顾顺章和马绍武连夜赶往上海。很快整个上海警笛声此起彼伏，国民党特务四处抓捕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和进步人士。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安排向忠发从常熟路搬到西康路，让他和周恩来夫妻同住。新住处在南京路西侧，比原来南边的位置更隐蔽。他们让杨秀贞以及任弼时的妻子陈宗英，住进了新开业的外资德华旅社。当晚，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安全转移后，他马上联系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把中央的最新安排当面告诉了他。
马上让他撤到苏区去。向忠发没把周恩来的劝阻当回事，执意要回德华旅社的临时住所找杨秀贞。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反复劝说："现在情况特殊，为了你的安全着想，最好还是别回去了。"向忠发原本是个船工出身，却总爱摆出领导架子，坚持说："我必须回去拿些重要物品。"周恩来忧心忡忡地劝说道："要是非去不可，拿完东西就赶紧离开，千万别在那儿多待，向书记！"向忠发信心满满地拍着胸口说："恩来，别担心，我敢打包票绝对不会出问题。"向忠发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没法直接拦着不让他走，只能无奈地看着他的背影渐渐消失在灯火辉煌的夜色中。向忠发急着回去拿的东西，其实不是什么机密文件或者地下党员名单之类的重要物品。
事情是这样的：之前顾顺章给他在法租界善钟路租了栋小洋楼，还安排了个叫杨秀贞的风尘女子陪他，让他能在那儿金屋藏娇。这风尘女子确实有一套勾人的本事，把向忠发迷得七荤八素，连家都不想回了。向忠发找了个理由，让老婆孩子自己过日子，骗他们说有秘密工作不能回家。从此他就跟家人分开住，像陌生人一样。实际上他假扮成古董商，整天跟妓女鬼混在一起。向忠发赶回德华旅社，麻利地收拾好随身物品，然后紧紧搂住爱人亲了一口说："我得临时出门几天。"杨秀贞娇嗔地说："这就急着走？天大的事能比我重要吗？"说完还冲他抛了个撩人的眼神。向忠发被那勾人的眼神撩得心痒难耐，想着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亲热，忍不住转身一把搂住心上人，两人情难自禁地滚上了床，翻云覆雨好不快活。
云雨过后，向忠发精疲力尽，很快就打起了呼噜。深夜12点，任弼时的妻子专门去敲门，催向忠发快走。可向忠发根本没当回事，继续在女人怀里睡到大天亮。天刚蒙蒙亮，向忠发就急急忙忙起床，跑到探勒车行想叫辆出租车。可还没等他上车，几个黑影猛地窜出来，一下子把他按倒在地。特务掰开他的手仔细看，确实像顾顺章说的那样少了一根手指头，又撬开他的嘴巴检查，里面确实装着金牙。确认身份后，特务们立刻抓住他的胳膊，把他塞进一辆汽车，直接押往国民党在上海的警备司令部。6月22日这天，向忠发刚被敌人抓住就立刻变节投降。他不仅背叛了革命事业，还主动带着特务去秘密据点，企图抓捕周恩来和瞿秋白等同志。机智警觉的周恩来夫妇在一天前就安全转移了；瞿秋白也早就离开了。一夜之间，向忠发从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变成了国民党手下的叛徒。他以为投敌就能保住性命，可怎么都猜不到蒋介石当时在庐山正为打仗的事发愁，随手写了两道命令：一个是立即枪毙，另一个是缓期执行。但离奇的是，后面那道命令莫名其妙被压了整整一天没发出去。向忠发在被国民党特务枪毙前，吓得跪在地上求饶说："求你们别杀我，我愿意帮国民党做事，把共产党的头头们都抓来。"可那些冷血的特务根本不为所动，先是残忍地割掉了他的耳朵和鼻子，接着就偷偷把他枪毙了。等到第二天新的电报送来时，他的尸体早就冰冷僵硬了。这个红头头为了寻欢作乐搭上了性命，纯属自己作死。国民党特务头目张冲还专门派心腹黄凯到上海当调查员，设立驻沪办事处，跟英法租界的警察局暗中勾结。
这帮人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督察头子王斌、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督察兼情报组长曹清澄勾结在一起，到处打探消息，专门盯着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一有机会就动手抓人。虽然没能达到目的，但他们的行动还是让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和秘密党员接连遭到特务机关的打击和逮捕。周恩来当时身兼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央情报工作负责人多重职务。在带领同志们安全转移后，面对顾顺章叛变带来的危险局势，他临危不乱，迅速调整隐蔽地点，以灵活机智的方式与敌人特务展开周旋。周恩来重新组建了特科领导团队，安排陈云接替顾顺章主管特科事务，并让赵溶协助工作。具体分工是：陈云同时负责一科指挥工作，潘汉年掌管二科情报工作，赵溶兼任三科行动负责人。赵溶当上行动科科长后，发现新组建的部门缺人手。他马上想到半年前来上海特科实习的那个机灵小伙李士英。他马上发电报给北方局领导，请求调派李士英来上海支援，帮他一起开展工作。危急关头，李士英收到中央特科行动科负责人赵溶的秘密电报后，马上启程赶往上海。组织安排他在中央特科第三科任职。这个科室总共有21名成员，分成三个小组，李士英担任其中第一小组的组长。
李士英是个外地来的打工仔，在西藏路的忆德里租了个石库门小房间。他在法租界艾一路的肇庆里跟着陈云做事，那地方在宁波同乡会对面，是个印刷铺子。陈云在店里当会计，李士英是店里的学徒。这家店的老板姓李，是个生意人，他和陈云是朋友关系，但完全不知道陈云和李士英其实是地下党员。白天李士英是个老实巴交的打工仔，对领导点头腰，干活特别卖力。可一到晚上就变了个人，专挑火车站、马路边、公园这些地方露宿，过着流浪汉的日子。
眼看文绉绉的审问没啥效果，警察就改用暴力逼供。先是抡起警棍一顿猛打，李士英本能地抱住脑袋，咬紧牙关硬扛着。眼看第一招没效果，对方马上换了新花样。他们把李士英拽进刑讯室，硬按在老虎凳上。这凳子简直不是给人坐的，疼得李士英直咬舌头。审讯的人恶狠狠地瞪着他："到底招不招？"可这个硬汉上了老虎凳后，还是一声不吭，只是嘴角慢慢淌下两道血痕。刽子手也来了脾气，恶狠狠地嚷道："狗日的，老子今天非把你收拾服帖不可！"他一边说着，一边拽着奄奄一息的李士英往电刑架走去，瞪大眼睛恶狠狠地发出最后通牒。李士英微微睁开眼睛，瞥了那人一眼，又合上了眼。行刑者暴跳如雷，再次通电，李士英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不一会儿就昏死过去。那帮打手歇了一会儿，用凉水把李士英泼醒，接着往他嘴里灌辣椒水。李士英被辣得眼泪直流，可还是一声不吭。
这人呆得跟块木头似的，那个壮汉气得直咬牙，嘟囔着："这哥们儿简直铜皮铁骨！"没办法，行刑的人只好把已经昏迷的李士英抬进了监狱。这帮人就是不肯放弃，死咬着不放，想尽各种办法找线索，打算揪出背后更大的靠山，可最后还是白忙活一场。实在没办法，1932年5月31日这天，当局以"危害民国"和"预谋杀人"两项罪名，把李士英等三人押送到了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进行审判。中央特科的负责人想尽各种办法要救他们出来，还专门请了上海有名的大律师和社会名人，包括唐豪、女律师史良、章士钊这些人，来为李士英他们打官司辩护。最终李士英因"组织团体企图杀人，危害国家政权"的罪名被判处死刑。那时候全国上下抗日热情高涨，学生游行接连不断。各界民主人士和共产党都劝国民党放下内部矛盾，先解决外敌，要求他们停止内战、释放被捕的进步人士，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队攻打上海，驻守上海的部队英勇还击。当时第二监狱接到驻军通知，把监狱里的犯人押送到真如地区，让他们给作战部队当劳力支援前线。8月18日这天，李士英跟着运输队往前线送弹药，目的地是江湾和吴淞。正走着，突然听见天上传来轰隆隆的飞机声，抬头一看，好家伙，一大片黑乎乎的飞机正朝这边猛扑过来。他动作麻利地从疾驰的军车上跳下来，双手护头快速跑到路旁大树下趴好。这时军车被炸，紧接着引爆了车上的弹药。随着爆炸声轰然响起，黑烟滚滚升腾，许多民工当场丧生。活下来的人惊恐万分，纷纷抱头逃窜。在一片混乱中，李士英也成功脱身。经潘汉年引荐，李士英在1937年11月来到延安。1938年年底，他被派往苏联进修。解放战争开始阶段，他先后担任过华中局社会部副职领导、济南市公安部门负责人等重要职务。
1949年5月初，解放军部队向上海进发准备解放这座城市。与此同时，负责接管上海的管理团队也基本组建完成，当时确定由陈赓担任两个重要职务：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部长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但原本要参加解放上海战斗的陈赓部队，突然接到毛主席的紧急调令：改道去江西对付桂系军队。这样一来，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位置又没人接手了。按照惯例，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这个职位应该从三位副局长中选拔。那时候担任副局长的有梁国斌、李士英和扬帆三人。陈毅专门去问陈赓的看法，陈赓笑着回答："咱们特科当年的神枪手，现在还能派上用场吗？"就这样，在陈赓这位老领导的引荐下，曾经在特科工作过的李士英被任命为上海市公安局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