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只有爵位才能世袭，但清代却有四个官职，规定也可以代代相传

在封建社会，能够世袭的多是王侯爵位，朝廷授予的官职大都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然而在清朝，这个铁律却被打破了。清朝不仅将爵位列为世袭，还特别规定了四个重要的官职，可以让官员的子孙后代继承。这四个官职有的掌管军权，有的位居朝廷要职，有的甚至能够统领部族。更令人惊讶的是，其中一个官职竟然还能让汉人担任。那么，这四个可以世袭的官职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清朝要打破这个传统？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呢？

一、散秩大臣：清朝八旗制度下的特殊存在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的一个早晨，年近七旬的马佳氏走进紫禁城，这位老人是已故功臣马济瓒的嫡长子。就在当天，康熙皇帝下发一道特旨，任命马佳氏为散秩大臣，这一任命在当时的朝堂上引起不小的震动。

原来，马济瓒是努尔哈赤时期的功臣之一，在金国初期屡立战功。按照清朝的规矩，功臣之后本该享受世袭罔替的爵位，但马家因为某些原因，爵位已经断绝。但康熙皇帝却破天荒地给了马佳氏一个特殊的官职——散秩大臣。

这个官职看似普通，实则大有来头。在八旗制度中，散秩大臣隶属于侍卫处，品级从二品。与其他官职不同的是，散秩大臣没有具体的人数限制，也没有固定的职责。更特别的是，这个职位可以世袭。

康熙五十年（1711年），又一位散秩大臣引起朝野关注。这次被任命的是索额图的孙子。索额图是康熙朝著名的重臣，但因卷入＂通海案＂而被革职。不过，康熙念及其早年功劳，特准其孙子继任散秩大臣。

到了雍正年间，散秩大臣的人数逐渐增多。雍正皇帝曾在一次朝会上说道：＂先朝功臣之后，若无过错，当以散秩大臣待之。＂这句话道出了设立散秩大臣的真正用意——安置功臣后代。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一份奏折记载了当时散秩大臣的具体人数：共计一百二十三人。这些人中，既有功臣之后，也有宗室王公。他们每月领取朝廷俸禄，享受着与品级相当的待遇。

更有意思的是，散秩大臣还有一项特权——可以随时入宫觐见皇帝。乾隆二十年（1755年），年轻的散秩大臣喀尔楚隆阿就因为这项特权，得以向乾隆皇帝汇报西北边境的军情，为平定准噶尔之战立下大功。

散秩大臣虽无具体职责，但在朝廷重要场合却必不可少。每逢大朝会，他们都要按品级站班，以显示朝廷对功臣后代的优待。每年元旦、冬至等重大节日，散秩大臣都要参加朝贺仪式。

道光年间，一位老臣回忆说：＂昔年散秩大臣，多是功勋之后。虽无实职，但朝廷以此表彰先人功绩，实是一桩美事。＂这句话，道出了清朝设立散秩大臣这一特殊职位的深意。

二、定边左副将军：一个特殊的世袭将军职位

雍正九年（1731年）冬，和通泊一战成为清军征战史上最惨痛的记忆之一。几万清军被困在茫茫雪原，损失惨重。就在朝廷上下一片愁云惨淡之时，一位喀尔喀亲王的名字传入京城——策凌。

策凌不仅是喀尔喀部的亲王，还是雍正皇帝的额驸。在和通泊战败后的第二年，策凌率领喀尔喀骑兵在大漠中奇袭准噶尔部，一举打破了准噶尔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

雍正十一年（1733年），朝廷特意设立了一个新的军职——定边左副将军，并授予策凌。这个官职虽然带个＂副＂字，但实际上是西北边疆的最高军事统帅，朝廷并未设立＂定边将军＂一职。

策凌的驻地设在乌里雅苏台，这里是连接西北各部的战略要地。因此，定边左副将军又被称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按照清朝的品级制度，这一职位与伊犁将军同级，都是正一品。

乾隆三年（1738年），策凌去世。朝廷破例允许其长子成衮扎布继承定边左副将军一职。成衮扎布不负众望，在准噶尔入侵喀尔喀草原时，他率军连续作战，成功守住了乌里雅苏台。

乾隆十五年（1750年），成衮扎布因病去世，其弟车布登扎布接任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扎布在任期间，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巧妙地化解了准噶尔部与喀尔喀各部之间的矛盾，为西北边疆的稳定立下大功。

车布登扎布之后，策凌的孙子瑚图灵阿又继承了这一职位。瑚图灵阿年轻时就随父亲习武，精通骑射。在他任职期间，乌里雅苏台地区的防务得到进一步加强，军事设施不断完善。

乾隆三十年（1765年），蒙古各部与准噶尔的矛盾再次激化。瑚图灵阿临危受命，率军出击。他采用游击战术，避其锋芒，打得准噶尔军队疲于奔命。这场战役的胜利，为后来清军彻底平定准噶尔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定边左副将军的俸禄十分优厚。除了正一品的俸禄外，还可以额外获得＂马匹银＂和＂马料银＂。这些优待不仅是对策凌家族的褒奖，更是朝廷笼络西北少数民族的重要手段。

直到策凌家族后继无人时，定边左副将军的职位才由其他异姓贵族担任。但在清朝的官制史上，定边左副将军这一职位始终与策凌家族紧密相连，成为清代特殊世袭官职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三、世管佐领：八旗制度下的基层统治者

天聪三年（1629年），一位名叫额亦都的女真勇士率领本部三百户投靠后金。努尔哈赤见到额亦都后，破例将其部众编为三个牛录，并允许额亦都世代统领这些牛录，这便是清朝＂世管佐领＂制度的开端。

在八旗制度中，一个牛录大约由300人组成，统领牛录的官员就是佐领。一般的佐领是由朝廷任命的正四品武职，但像额亦都这样的世管佐领却有着特殊的地位——他们的职位可以世袭。

顺治二年（1645年），钮钴禄氏（即额亦都的家族）已经世袭三个牛录长达十六年。这一年，年轻的顺治皇帝破例增加了钮钴禄氏的世管牛录数量，一下子从三个增加到了六个。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议论。

有趣的是，康熙年间发生的一件事让世人见识到了世管佐领的特殊地位。康熙十五年（1676年），钮钴禄氏的一位后人因为酗酒被降职，但朝廷只是暂时停止其管理权，并未剥夺其世袭的资格。三年后，这位佐领戒酒改过，又重新执掌了家族的牛录。

道光年间的一份奏折记载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在八旗所有的1166个佐领中，世管佐领竟然占了855个，比例高达73%。这些世管佐领大多是当年归附后金的各部首领后裔，他们凭借着祖上的功劳，世代享有统领牛录的特权。

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些世管佐领的权力不仅限于军事指挥。乾隆四十年（1775年），一位名叫图纳布的世管佐领在平定回部叛乱时立下大功。此后，朝廷特许他的牛录可以收取额外的商税，这在清朝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嘉庆年间，清朝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但世管佐领的待遇却丝毫未减。一份档案显示，一个普通的世管佐领每年可以得到的俸禄和补贴，相当于一个正四品京官的两倍。

世管佐领制度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其选拔制度。与其他官职不同，世管佐领的继承人必须从小接受严格的训练。他们不仅要精通骑射，还要学习满文和蒙古文。每年八旗都会举行专门的考核，不合格者即便是嫡长子也无法继承佐领之职。

道光二十年（1840年），一位年轻的世管佐领在向皇帝述职时说：＂先祖归附之时，誓与大清同休戚。如今数代过去，我等世管佐领虽已不复当年之勇，然守土安民之责一日不敢忘。＂这句话生动地道出了世管佐领在清朝统治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到了清朝末年，尽管八旗制度日渐衰落，但世管佐领制度却始终未变。直到1911年清朝灭亡，最后一批世管佐领仍在履行着他们世袭的职责。统计显示，在清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中，共有超过两百个家族享有世管佐领的特权。

四、正一真人：唯一可由汉人担任的世袭官职

康熙五十年（1711年），龙虎山上迎来了一场特殊的仪式。张真人正在为自己的继承人举行授箓大典。这位继承人并非他的亲生子，而是他精心挑选的弟子。在场的官员们都知道，这不仅是一场宗教仪式，更是朝廷认可的世袭官职交接仪式。

龙虎山正一真人，是清朝唯一一个可以由汉人担任的世袭官职。这个称号始于明朝，朱元璋曾亲自为龙虎山张正朝赐号＂正一真人＂。到了清朝，统治者不仅保留了这一称号，还让它继续享有世袭的特权。

顺治元年（1644年），当时的正一真人张必登进京朝觐。顺治皇帝破天荒地为这位道教领袖举行了隆重的接见仪式，并确认其正二品的品级。这在满族统治的清朝是极为罕见的，因为当时就连最高级的汉族官员，也很少能享受如此高的品级。

康熙年间，有一件趣事充分体现了正一真人的特殊地位。康熙帝南巡途经江西时，特意绕道龙虎山，亲自为当时的正一真人张光祖举行了加封仪式。这在清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汉人的宗教领袖，竟然能让皇帝亲临其道场。

然而，正一真人的世袭方式与其他世袭官职有着根本的不同。嘉庆皇帝曾在一道谕旨中说道：＂天师之位，以道统相传，非如世俗之父子相承。＂这句话道出了正一真人世袭制度的独特之处——继承者不是通过血缘关系选定，而是通过师徒关系确定。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发生了一件改变正一真人地位的大事。当时的乾隆皇帝虽然个人更倾向于佛教，但他深知道教在民间的影响力。于是下旨将正一真人的品级重新提升为正二品，并明确规定＂永为定制＂。

这一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光十年（1830年），朝廷颁布的一份文件显示，正一真人每年不仅可以领取二品官员的俸禄，还能获得朝廷特别拨付的＂道院修缮银＂。这些待遇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

更有意思的是，正一真人还享有一项特殊权力——可以给民间道士颁发度牒。这在当时可是一项重要的特权，因为度牒不仅是道士的身份证明，还能让持有者免除徭役。据统计，清朝期间龙虎山共发出了超过十万张度牒。

光绪年间的一份奏折中记载：＂自明太祖敕封至今，龙虎山天师府世掌道教牒印，凡三百余载，从未有误。＂这份奏折道出了正一真人作为世袭官职的独特价值——它不仅是一个宗教职位，更是朝廷管理民间宗教事务的重要纽带。

五、清朝世袭官职的历史意义

乾隆五十年（1785年），京城发生了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在一场重要的朝会上，人们看到了奇特的一幕：散秩大臣、定边左副将军的代表、世管佐领和正一真人同时出现在大殿之上。这是清朝四类世袭官员首次在同一场合集体亮相。

这场朝会的背景是乾隆皇帝庆祝自己登基五十周年。四类世袭官员的共同出现，生动展现了清朝特殊的官制体系。一位当时的御史在奏折中写道：＂今日大殿之上，满、蒙、汉三族官员同堂，实为盛世景象。＂

实际上，清朝设立这四类世袭官职，每一类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在顺治元年（1644年），满洲贵族叶赫纳拉·阿济格上书皇帝，建议设立世袭官职制度。他指出：＂我朝入主中原，既要安抚功臣，又要笼络各族。世袭官职可谓一举两得。＂

清朝的世袭官职制度确实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雍正六年（1728年），朝廷统计发现，仅在京城，就有二百多个满蒙贵族家庭通过世袭官职获得稳定的收入。这些家族因此成为清朝统治的坚实支柱。

在边疆地区，世袭官职的作用更加明显。乾隆二十年（1755年），一位西北将领在奏折中提到：＂自定边左副将军一职设立以来，喀尔喀诸部归心向化，边疆decades皆赖此焉。＂

世袭官职也在促进民族融合方面发挥了作用。道光十五年（1835年），朝廷的一份调查显示，京城的满、蒙、汉三族通婚比例明显提高，其中很多都与世袭官职家族有关。

有趣的是，这些世袭官职家族之间还形成了独特的社交圈子。嘉庆年间，京城每年都要举办＂四旗联谊＂活动，参与者都是来自不同世袭官职家族的子弟。这种联谊不仅增进了各族感情，也为清朝统治打下了稳固的社会基础。

这种制度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同治年间，一位外国使节在日记中记载：＂清朝通过世袭官职制度，成功地将各族精英凝聚在一起。这些家族既是朝廷的臣属，也是连接朝廷与民间的桥梁。＂

到了宣统年间，虽然清朝的统治已经日薄西山，但这四类世袭官职依然维持着其特殊地位。据统计，直到1911年清朝覆灭前夕，仍有三百多个家族享有世袭官职待遇。这些家族见证了清朝的兴衰，也在清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