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是孙思邈说的吗？

——廖育群、傅芳、郑金生《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说：

“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语出明代医学家张景岳，并说这是唐代名医孙思邈之垂训。然检之孙思邈的著作，其中有关医者当知《易》的原话却是这样说的：

“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要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千金要方·大医习业》）

在孙氏原论中，《易》不过是作为医家博学多识的一个侧面，并未与医家著作、医学理论相提并论。要在强调医者当通“命”——阴阳禄命、相法、灼龟、《易》等。而且在孙氏的著作中亦看不到医学与《易》有何联系。

大体说来，在宋以前的医学著作中，均很少提到《易》。特别是在《素问》《灵枢》《伤寒论》等划时代的医学代表作中，根本看不到《易》的影响，更找不出基础理论中有什么内容是直接来源于《易》。在《易》的爻辞中虽可见若干文字涉及到躯体、疾病，但无医理，均为卜问外伤、孕、眼病等等。

由于中国古代医家多有兼通经史之言，或弃儒习医者，故其论述生理、病理、医理、药理时，往往喜借卦象为喻。如

《左传·昭公元年》载晋平公请医和诊疾，谓其病为“蛊”。有人问“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其中举《周易》、文字为据，都是一种“象”的说明。

然而这种比喻，在宋以前的医学文献中并不多见，只是自宋代开始，才骤见增多。这与宋明理学昌盛的文化背景是一致的。

作为卜筮之书的《易》，何以被后人认为与医学理论有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实因视《易》为阴阳之源的看法自古及今屡见不鲜。其中最早的、且广为人知的，大概要数《庄子·天下》所说“《易》以道阴阳”。其后人们大多是将爻的画法“—”“--”，作为阴阳的代表。但许多研究者早已指出“《易》本无阴阳概念。‘《易》以道阴阳’是战国时思想，是说《易》者通过以阴阳观念解《易》之方法，将阴阳观念赋予了《周易》，从而把《易》纳入了阴阳体系。”（谢松龄《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

在《易》学的发展过程中，《易经》的本来面目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成为一种供思想家发挥个人学说的工具。《易经》与那些同属儒家经典的著作相比，后者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规定了解说的发展不得随意发挥；而前者却有内容与形式可以相互分离，多途发展的特点。

义理，是《易》的内容；象数，是《易》的形式。故说《易》者尽可各执一端，正如《后汉书·方术传》所说：“仲尼称《易》有君子之道四焉”，即《易·系辞》所言：“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易学的发展史，是《易经》的形式与内容割裂分离的历史，也是它不断走向形式化和抽象化的历史”；“而取象于事物矛盾关系的卦象说，则开辟了我国古代辨证法思想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徐子宏译注《周易全译·前言》）

一般认为，大讲阴阳的《易传》形成于战国中晚期之间，至迟也在战国末期。以此作为时间的座标，可以了解先秦阴阳思想的发展状况。医学与《易》学，大致均是在这一历史时期接受了阴阳学说，但两者间却无直接的启承关系。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易》学体系采用的数字奇偶是“阳奇阴偶”：“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尤特以九、六为阴阳的代表，凡阳爻皆称为九，阴爻皆称为六。而医学中却是沿着“天六地五，数之常也”（《国语·周语下》）的阳偶阴奇关系发展，故有五脏（阴）、六腑（阳），“天以六六为节，地以九九制会”，阳脉为六、阴脉仅五（马王堆出土帛书）等具体表现。

古代中医学接受《易》学阳奇阴偶之说者，唯有一例，即认为妇女月经尽后六日可以受孕成胎，一、三、五日为男，二、四、六日为女。有关此说的较早记载是《医心方》中所引用的《洞玄子》，后世引此说时，多称“《道藏经》云”（明·朱棣《普济方·妊娠诸疾门》），并称道家“戒六日之淫，为此也。过此皆不能为孕”（《墨娥小录·房中秘药》）。此说虽属荒谬，却一直占有统治地位，唐、宋、元、明、清历代医家大多宗此说。张介宾虽然相信“《易》之为书，一言一字，皆藏医学之指南”（《类经附翼·医易》），但于此处却有不同见解：“《道藏经》以一日、三日、五日得者为男等说，总属臆度，渺茫非有确见也，余不敢遵信”，这是因为他知道“有十日半月及二十日之后受胎者”（《景岳全书·妇人规上》）。

总之，历史上研究医、《易》关系最著名、力倡其说者虽属张介宾，但归根结底，他所得到的实质性结论亦不过是“欲该医易，理只阴阳”（《类经附翼·医易》），《易》只是阴阳学说的一个载体而已。

金栋按：要之，“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非孙思邈所说，乃张景岳之妄改矣！

附：医易同源于什么？

金栋按：“医易同源”一词，见于张介宾《类经附翼·卷一·医易义》，说：“宾尝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

（1）据张氏所说“医易同源”，应是二者同源于《内经》时代“阴阳变化”之说。此“医”指《内经》，“易”则指《周易》。然以今本《周易》（分经、传）而言“阴阳”者，《周易古经》无阴阳连用之词而《易传》大倡之，是《易传》大讲阴阳、以阴阳说阐释《经》旨。故所说之“易”，既非指成书于西周时《周易古经》，亦非汉代以后之“易”学，当指战国秦汉间《易传》（据帛书《易传》，今本《易传》成书于西汉宣元之时）之“阴阳”说。而《易传》之“阴阳”说，乃孔门后儒吸收了战国秦汉时期道家及阴阳家之天道阴阳观而成，是《易传》作者借《古经》之壳，用阴阳说阐释发挥自己之义理。

即说《周易》之“传”——《易传》和《内经》有些微妙关系，是指由于它们成书或成编于大体相同的时代，在哲学思想方面有略同的渊源。这就是阴阳五行学说和象数之说等，曾经被两家采用。只是《易传》主要采用了阴阳学说和象数之说，《内经》则阴阳、五行学说并重，并且把二者合流。象数之说，在《内经》中运用很少。此并不意味着“医源于易”，更不意味着中医学是《易》学的一个分支！（赵洪钧著、金栋补注《正说内经》）即二者之间却无直接的启承、承继关系。《易》只不过是阴阳说的一个载体而已，《内经》理论体系与《易经》无关！

（2）或有认为二者同源于“五行”说。殊不知，《易》只讲六十四卦，不讲五行。《易》讲五行，确切地说以五行阐释发挥推演《古经》蕴旨，乃汉代“易”学之卦气说，见于西汉元帝时京房《京氏易传》。

五行说是汉代之思想律，先秦阴阳家的学术思想，至汉则被汉儒五行化了，五行说亦即阴阳五行说，且是汉代官家统治哲学。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说：

“及至秦汉，阴阳家之言，几完全混入儒家。西汉经师，皆采阴阳家之言以说经。所谓今文家之经学，此其特色也。”

又说：“欲明西汉人之思想，须先略知阴阳家之学说。欲略知阴阳家之学说，须先略明阴阳家思想中之宇宙间架。阴阳家以五行、四方、四时、五音、十二月、十二律、天干、地支及数目等互相配合，以立一宇宙间架。又以阴阳流行于其间，使此间架活动变化，而生万物。……此时之时代精神，此时人之思想，董仲舒可充分代表之。”

作为汉代官家统治哲学，源于西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见《春秋繁露》，其《贤良对策》见《汉书·董仲舒传》。

《汉书·五行志》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而大倡五行说，后其说大显。而董氏治学非治《易》者，乃治《公羊春秋》，倡“天人感应”之神学天道宇宙观，说《春秋》之灾异迷信等。此时《易》之八卦必须迁就五行了。京房以《说卦传》上的八卦——以乾、兑合为金，坤、艮合为土，震、巽合为木，再加上坎离（水火），也只算是五个了，完成了这个相配。

读《内经》则会发现，阴阳五行说为其核心理论体系推演之工具，天人相应观为其哲学指导思想，此等明显受董氏“天道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说”思想之影响。而董氏乃儒家，非治《易》者。说医易同源于“五行”说，应是《内经》与汉代“易”学同源于《内经》时代之“五行”说。京氏《易》学以五行八卦（宫）卦气说，阐释发挥推演《古经》蕴旨，其后《易纬》吸收之并加以神话推演，从而走向了纬候迷信术数之学。而《内经》以五行生克说推演人体之生理与病理，临床是否如此，则全然不顾，故屡遭诟病！

（3）或说医易同源于“巫”。因毉者从巫而《易》乃占筮迷信之巫术，故有同源之说。

“如果此话指一切科学和术数，在人类文明早起，都以鬼神迷信的形式出现，它的意思是对的。比如我国的甲骨文，都是关于占卜的记载。不过，‘医易同源’不是说医学应该再回到甲骨文时代去，而是为了强调‘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显然，即便承认医学和易学在思想渊源上有一定的关系，也不能由此得出‘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的结论。何况，说‘医易同源’，也就同时承认了‘医易异流’。摆脱了鬼神迷信和术数的医学，不应该再回头和迷信、术数靠拢，更不可能再借助它们求发展。总之，这个问题本来很容易说清，却因为不少人受到张景岳的误导，几乎成为流行的常识……但是，医学和易学研究的对象基本上不同，想解决的问题不同，研究和实施的方法尤其不同，所以，对医学家来说，研究《周易》主要是探求中医基本理论中有什么思想和‘易’是同源的，或者说它们有什么共同的思想文化背景。这显然主要是医学史家和研究早期经典的人需要的。”（赵洪钧《内经时代》）

说张氏误导，指宾尝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经查孙氏原著并未有之，实乃张氏之妄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