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扫平六国令天下归一之后，搞了很多影响后世数百甚至几千年的伟大创举，比如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地同域，量同衡，币同形等等。但经常被人忽视掉但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秦朝革新了官制并制定了非常合理的薪酬制度。有多合理？秦朝最大的官是三公，即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始皇帝规定这哥仨的年薪均为“粟四千二百石”；最小的在编公务员则是县丞，那一年到头能赚到多少呢？答案是“粟三百六十石”。
秦亡之后，历经了东西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直到杨坚再次一统南北，时间已经过去了800多年。岁月的沧海桑田让许多东西都变更了旧日模样，比如三公九卿变成了九品十八阶，但不变的是隋朝的一品官每年领的还是4200石粮，九品官拿的也还是360石。
综合来看，这段时期内各朝的吏治水平相对是比较高的，而合理有效的薪酬激励机制就是其中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
但从唐朝开始情况就不一样了。同为一品官，唐朝的每年只能领到1850石粮食，只相当于前朝同行的45%，看着好像是收入下降了，其实不然。因为唐朝官员的薪酬构成已经由单纯的实物改为实物+货币，比如一品官每年除了粮食外，还能拿到铜钱322贯。
因为在大多数时候粮价较低，所以有了货币收入后，唐朝官员的实际工资不仅是提高了，而且是大幅的提高。同时精明的李家皇帝也没搞一刀切，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出非常合理的薪酬制度。就拿最低的九品官来说，货币收入每年只有21贯，仅相当于一品官的6.5%，但粮食却能足足拿到255石，相当于前朝同行的70%有余。
这个薪酬设计的目的性就很明显了——朱紫高官大多都呆在皇帝的眼皮底下，而且相对来说素质较高，所以想刺激他们努力干活只需专注于拔高工资上限即可，就是得多发钱。而中低级官员既数量庞大，又大多天高皇帝远不好管理，所以只能偏重于保下限，就是多发点粮。
毕竟成天让人家喝西北风，好人也得被逼成贪官嘛。
宋朝则是在唐朝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工资全部货币化，实物则以补贴福利的方式发放。而且赵家皇帝非常迷信“高薪养廉”，导致宋朝官员的收入简直高得不像话。
有多高呢？就拿史上最著名的清官之一的包拯为例，在他当首都市长（开封府尹）期间每年的工资收入大概有2000多贯，再加上各种津贴福利的价值，保守估计老包的年收入也有5000贯。
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收入水平缺乏直观的认识。这么说吧，如果按粮价折算的话北宋时一贯钱的购买力大致相当于今天的800块左右。也就是说搁今天包青天的年薪少则400万，最多时拿过700万。而这，还是一个享受从三品待遇的五品官的工资水平——像韩琦、富弼、王安石那样的宰相，年入千万可能都嫌少。
所以同为大清官，明朝的海瑞是真·两袖清风，宋朝的包拯就是两袖金风了。而要是把老包的工资降到小海的那个档次还能不能那么清廉如水，就真没法让人替他作保了。
所以明清的吏治败坏只是表象，真正的问题出在了根子上。
01从秦到隋，皇帝给官员发工资基本都是只发粮食不发钱，是因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有限，商品经济不发达，再加上贵金属的储量和产量都非常有限。所以铜钱虽然始终是法定货币，但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一般等价物，还是粮食。尤其是赶上战乱分裂，曹家铸的币刘家不认，在刘家随便花的钱到了孙家就是废铜烂铁，这谁受得了？但粮食就不一样了，甭管曹刘孙都得吃、都得认。而且一旦遭个天灾人祸，万金在手也不如个窝头进肚。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爱囤粮，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嘛。
所以刘邦曹操和杨坚们就算想给手底下的官儿们发钱，人家也不爱要，就想拿粮食。
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需求也更加丰富多彩，这就使得粮食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缺点越来越突出。
最让人受不了的一点，就是价值的极端不稳定。像在唐贞观年间既天下太平又风调雨顺，所以关中粮价长期稳定在每斗3~5钱的水平，结果一场旱灾下来粮价直接窜到了每斗300钱。开元盛世时长安米价每斗20钱，安史之乱一起就直升到了数千钱，黄巢造反时更是有过每斗数万钱的奇观，结果乱子一平定又立刻几十成百倍的掉价。
今天还是首富，明天可能就成“负翁”，这么大的落差谁能接受得了？所以从魏晋起，那些有权有钱的人家就试图用价值更稳定的等价物取代粮食，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铜钱和丝帛。
相比铜钱，丝帛存在保质期的问题，而且因为产地及品类的不同还存在很大的价值差异，但胜在产量大且稳定。而随着隋唐以来大一统的趋势愈发深入人心，而且中原王朝的铸币技术优势，铜钱的流通性不再是问题，但产量老毛病始终得不到解决。直到隋唐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大量外国贵金属开始流入，才逐渐得到缓解。
所以唐朝已经有底气用一部分铜钱取代粮食作为官员的薪酬。至于宋朝重商嘛，更是不差钱，直接工资货币化。不光货币化是大势所趋，而且随着大一统王朝的秩序愈发成熟，管理日趋完善，官员的收入水平也呈稳定上升趋势——同样是最高行政官员，年薪按粮价折算成今天的币值，秦朝的三公大概能拿到50万左右，汉朝降到20来万，隋朝又涨到80万以上，唐朝再接再厉冲上近200万，两宋的宰执们要是没年入千万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但这个趋势经过蒙古人一通瞎搞之后，到明朝就彻底开起了历史的倒车。
02明朝十六帝，无论贤愚明昏啥样的都有。但要找出个普遍的共同点，我觉得用抠门或小家子气来定论是不会出大错的。
当然这也不奇怪。毕竟人家的开山老怪朱元璋，就是史上独一无二的纯种老农出身。尽管朱老板天生霸气十足，也不乏雄韬伟略，但根植在骨子里的小农意识，却是无论后天怎么掰扯，都没法掰扯干净的。
对一个老农来说，最大的忌讳就是被外人占了自家的便宜。别说比自己的命都金贵的那一亩三分地以及老婆孩儿了，就算自家的狗屎被人铲去肥田了，没准都得去拼个你死我活。
所以在朱老板手底下打工，还想赚高薪，你是不是想得有点太多了？
不光没高薪，甚至连钱都拿不到。
前文说过，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国家征收以粮食为主的实物税，同时以粮食为主的实物向官员发放工资，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状况的，当然也是受到欢迎的。可后来的情况变了，以田税为主的实物税虽然还在收，但已经不再占大头。朝廷更愿意收钱，也更愿意给官员发钱，哪怕贵金属仍有不足，但宋人元人宁愿发行纸钞，也不愿重走收粮发粮的老路。
还是那句话，这是大势所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算朝廷想继续收粮发粮，大伙也不愿意、不高兴。情绪一不对头了，就容易出现新的矛盾和冲突，比如当官的都去摸鱼、贪w什么的，就是因小失大了，不值当。
但朱元璋显然不这么想。
对一个老农来说，金子银子再好，也没有金灿灿的粮食让心里更踏实、更亲。所以朱老板一上台，就大手一挥下令以后只要是大明朝，就甭管田税丁税杂税，统统收粮食，别的啥都不算数。
既然朝廷收的税都是粮食，那么给官员发的工资自然也不会有别的玩意了，到月底了就都扛起大麻袋吭哧吭哧的往家背粮食吧。
这要是换个人敢这么干，保准得被口水淹死，闹几场乱子甚至有人因此造把反都不稀奇。只可惜这是大明朝，当官的夹着尾巴做人还成天被朱老板找茬呢，动不动就操起四十米长的大刀一通嘎嘎乱杀——仅洪武四大案被摘了脑袋的官员就将近10万，要知道明初全国的公务员编制还不到3万个啊！
所以铜钱变粮食这码事，跟小命比起来还真不算啥大事，也不是不能忍。但最让人受不了的还不是这个，而是朱老板不但不给钱，还玩起了大降薪。而且不是打个一成两成的降，哪怕是打对折呢？人家干脆直接打骨折！
03可以说古今中外当老板的，论黑心肠谁都比不上朱元璋。
有多黑？明朝的一品大员，按朱老板定的“祖训”年薪折粮1044石，相当于今天的16万斤，瞅着好像挺多吧？其实就相当于晋隋时四品官的水平。
给本朝的一品官发前朝四品官的工资，你以为就算黑了？这才哪儿到哪儿！没过多久朱老板就觉得自己发多了，实在太亏。于是就给全国官员下诏书说现在国家困难，朕这个皇帝都带头吃糠，你们这帮做臣子的也不能光看着，得带头做贡献。怎么个贡献法呢？要不以后工资就只发六成吧，剩下那四成朕就笑纳了……啊不，就充入国库了。
从此以后，甭管大明官员的工资表已经多丢人现眼了，实际能拿到手的也就只有一半多一点，剩下的全当个税被皇帝收走了。而且这玩意还被朱老板定成了“祖训”，就是只要姓朱的还当家，大家就只能赚这么点钱。
这还没完。老朱规定过，大明朝的法定货币有且只有一种，那就是拿纸印出来的大明宝钞，敢流通贵金属的轻则流放重则砍头。刚开始宝钞还挺值钱，所以朱老板不舍得拿来给官员发饷，只肯发粮食。但架不住拿纸当钱花的感觉实在太爽，所以大明宝钞越印越多，当然也就越来越不值钱，最后贬值到擦屁股都嫌硬的程度。于是乎朱老板灵机一动，又想出个坑员工小妙招，就是在给官员实发的那六成工资中，按一定比例以宝钞代替粮食。这个比例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多的时候能过半，少的时候也有两三成，反正是又大大降低了朱氏企业集团的用工成本。
也就是说，某大明官员名义上工资三千，实发只有一千八，再让大明宝钞一祸害，没准到手的还不到一千……
然而朱老板的黑心肠永无止境。既然在工资上榨油水的空间没有了，但可以打工时的主意啊？话说从夏商周到秦朝的几千年间，当官的就没有放假这一说，天天都得上班，累死拉倒——当然也没这么狠，还是可以请假的。比如号称万世师表的孔老夫子，就是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史上请假第一人：
“孔子假期玩年，至于韦编三绝。”（《全晋文·卷一百一·请吴王引师友文学观书问道启》）
刘邦立汉后改不了泼皮本性，总想正大光明的摸鱼，于是首创休假制度——“吏员五日一休沐”，就是上班4天可以休息1天。同时还把元旦、冬至和夏至定为法定假日，可以不用来上班，至于到底休几天史书上没说……
从唐朝李隆基颁布《假宁令》开始一直到清末，十日一休的“旬休”取代五日一休成为主流，看似工时延长了，实则相反。因为在唐朝但凡遇上个节日就放假，短的放1天，多的放七天。这样算上旬休，唐朝官员每年的节假日加一起将近百天，福利不见得比今天差。
宋朝更不用说，不但逢假必放，而且生拼硬凑出来了54个必须放假的节日！这样一来，一个宋朝官员每年的法定假日至少有110天，还没算旬休……也就是上两天班就能放一天假，日子过得那叫个美滋滋。
这哪是黑心老板朱元璋能忍的？
所以在大明朝，旬休是什么鬼？必须取消！法定假日？也不是不行，老朱慷慨的规定元旦、冬至和自己过生日那天可以各放假一天。至于病事假，只要没病到有出气没进气或是爹死娘嫁人，就必须到岗。要不然轻则工资扣光，重则你这个官就别当了。
所以大明朝的官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边就放3天假，剩下的日子天天都得苦逼的去上班——话说周扒皮都没这么狠吧？
但这么干也就朱元璋能挺得住，连他的子孙都不行。等朱老板一挂掉，满朝君臣就罕见的众志成城，齐心协力的把这个黑心透腔的规定废掉了。从此大明不但有了旬休，过年假期也增加到5天、冬至3天，元宵节甚至一放10天。再加上其他乱七八糟的节日，明朝官员一年的假期终于增加到了50多天。
终明一朝能被废掉的“皇明祖训”，好像也就这么一条。由此也可见朱老板有多黑心，又是多么的不得人心。
04打个比方，我们去某公司应聘，说好的工资一万，结果发到手的只有三千。对这种黑心公司，我们就算不撂挑子，难道还能真心实意替它卖命？就算不得不干下去，也免不了躺平摸鱼，没准还有故意搞破坏的。
既然你坑我在先，那凭什么就不能互相伤害？明朝的官员，其实也是这么想的。
一开始，他们还试图维护一下自己的合法权益，就喊出来一个“复宋”的口号。当然所谓的复宋不是把姓朱的撵走、把姓赵的请回来当老板，而是恢复宋朝时对待士大夫的优厚待遇，甭管政z上、经济上都要的那种。但朱老板对此一点也不感冒，而且因为韩林儿的缘故，他还对那个“宋”字特别敏感，连去胡俗、恢复华夏衣冠时都特别强调“复衣冠如唐制”。就是宁要更胡的唐也不要更华的宋，那还扯什么有的没的？
所以重回两宋时那天堂般的日子是别想了。那咱辞职不干，不给你打工了总可以吧？答案是不行。因为老朱说了，“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御制大诰三编·苏州人材第十三》）——就是哪怕倒找钱替老朱家打工，你也得来，否则就抄家灭族。这么牛批霸道的老板，谁敢不伺候？
还不许偷奸耍滑兼摸鱼，否则要你好看。洪武四大案中的空印案，就是一帮官员图省事，结果统统被朱老板摘了脑袋。
那日子还怎么过？
看看海瑞的例子，就知道要在大明朝安安分分的做个好官，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海瑞一生担任过的最高官职，是正二品的南京右都御史，在今天差不多算副国级的大干部了。那么这么大的官员收入有多少呢？按照大明朝的薪资标准，再扣除掉被朱老板黑掉的部分，一年到头能拿到手的工资，大概相当于今天的8万块钱。
8万块，在我居住的这座以收入低、消费高著称的二线城市也只能算过得去，前提是别遇到啥三灾两病。要是放在北上广等大城市，估计只能说温饱无虞，别的就不要想了。
其实明朝的情况也差不多。8万块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足以过上小康生活，但对于官员则截然不同。要知道大明朝的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住什么样的房子，摆什么样的排场，穿什么样的衣服等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而且支出大多需要自负。一旦不符合要求，就会遭到弹劾，没准连官职都得被撸掉。更何况官场上迎来送往、应酬交际、维持场面等需要的花销更是海了去了，这点钱连喝西北风都不够用。
更何况海瑞一生中的大多数时候担任的都是中低品官职。在六七品官员的工资水平放到今天都达不到大多数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大明朝，哪怕是一心奉公、为国为民的海瑞，也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担任兴国知县的海瑞接到调令，让他进京担任户部云南司主事。这甭管在哪朝哪代都算高升，但海瑞却不想去，为啥？因为“三任十一年，母皆随禄就养母之待”（《海忠介公全集·卷二·乞终养疏》），就是海瑞事母至孝，到哪任官都要带上母亲，靠俸禄供养。虽然那点俸禄根本不够用，但地方官有免税职田的福利，每年至少多拿几百斤米，日子才勉强过得去。可进京做官就没这个待遇了，而且物价还高，哪还够养活全家人？
最后的结果，就是海瑞不得不把老母亲送回了老家，独自赴京上任。
而他才进京一年多，就给皇帝朱厚熜上了那道著名的眼药——《治安疏》。海瑞上《治安疏》的理由应该有很多，但我想其中肯定有一条就因为穷疯了。
话说嘉靖年间南倭北虏一起闹，大明朝本就鸡飞狗跳、入不敷出了，朱厚熜还非得要修仙。本来他修仙也没耽误啥事，但架不住这玩意太费钱，而且费得还全是国库的钱。有多费？太仓一年才进项200万两银子，皇帝陛下炼丹就得炼掉300万……
财政口的官员玩命的到处找钱填窟窿，最后走投无路了只好盯上京官的俸禄。这就导致了嘉靖末年连续十几年京官就没领到过工资，这对别人来说顶多是一肚子怨气甚至无关痛痒，可对经常有上顿没下顿的海瑞，就是要了老命的大问题了。
一个魔鬼般的细节是，就在他上《治安疏》之前，一向子嗣艰难的海家好不容易才养活的两个孩子，都夭折掉了。至于夭折的原因，恐怕我们拿脚后跟去想，也想得到吧？
然后海瑞就崩溃了，绝望了。他把妻子托付给朋友，自己买了口薄棺，就义无反顾的走上了那条自以为的不归路。
要论公正廉洁、为民请命，包拯可能不比海瑞差，但无论如何他也发不出“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这样振聋发聩的呼声。因为这种东西，是要用“感同身受”四个字来支撑的，年入数百万的老包哪来的体会？
05一场老同学聚会，又到了例行的相互攀比时间。然后你发现某个能力不一定比你强的家伙，一样的级别干着差不多的岗位，结果人家不但上司体贴同事和谐环境优良，还活儿少假多福利高，可你呢？老板不但抠门还脾气臭，动辄连打带骂不说，还天天996白加黑，就差半夜鸡叫了。最后再比较一下收入，结果人家干一礼拜顶你一年，就问你崩不崩、疯不疯？
换谁谁都得崩，都得疯。这时候老板再要求你爱岗如家，甚至把生命都奉献给公司时，你会怎么想？
崇祯十七年（1644年）北京失陷，朱由检自挂煤山3天后才被发现。为了招揽人心，李自成下令礼葬，在东华门外设厂公祭，还亲自前往祭祀。那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就是前朝官儿去悼念一下旧主，他这个新君非但不会不高兴，还挺赞赏。
结果怎么样？当时在京的曾向朱由检称过臣、效过忠的前明遗老遗少没有上万也有几千，可即便是不得不来的，也只有“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九人，余皆睥睨过之”（《明季北略·卷二十·崇祯十七年甲申》）。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睥睨是指斜着眼睛看，表达的是傲慢或厌恶的情绪。
孟子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诚哉斯言。
当然这个例子有点极端，毕竟历代亡国之君大多不招人待见，朱由检也没好哪儿去，得到这个待遇也不奇怪。但剩下的呢？在那个朱家天子高高在上，一言可决万万人生死的200多年里，打工仔们自然不敢这么肆无忌惮，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没法子报复。
而贪w腐化、可着劲儿的祸害大明江山，就是他们的选项之一。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你看两宋319年间看似各种祸国大奸层出不穷，但要是细究他们的劣迹，就会发现要么是党同伐异的牺牲品，如章惇、吕惠卿；要么是政见纷争的失败者，如韩侂胄、贾似道；要么是天生坏种，如蔡京、秦桧，真正栽在经济问题上且于国于民造成重大损害的，几乎找不出一个。
因为对大多数的正常人来说，收入高、待遇好，犯不上啊！可明朝就不一样了。在《大明王朝1566》这部剧中，浙江巡抚郑泌昌因贪墨事发接受审判时，曾这样自辩：
“我大明朝的一个大学士，一年的俸禄才一百五十八两啊！我当了巡抚一年的俸禄，也才一百余两啊！一头鹰（文官官服上绣着禽）、一只虎（武官官服上绣着兽），靠这些俸禄也吃不饱啊！穿上这身袍服，你我哪个不是衣冠禽兽？”
不管别人怎么想，反正我觉得郑泌昌说的是大实话，而且是绝大多数大明官员的心里话。
贪官这种东西，历朝历代都不缺。但像大明朝这样十官九贪，即便伟大光荣正确如张居正、高拱、胡宗宪这等人物都不能免俗的，也是活久见。别的不说，嘉靖朝的几千京官连续十几年没领到一枚铜板的俸禄，累计欠薪总额达数百万两。按理说京师官场上早就该饿殍遍地、寸草不生了，可结果呢？除了海瑞，你听说过还有谁家饿死过人？非但不挨饿，上至严阁老、徐阁老这样的顶级大佬，下到理论上在今天收入还不如低保的中低级官员，一个个红光满面，体型愈发富态。那时候要是有健康体检，应该会查出在京官员的三高率出现了显著的上升。
有贪官不奇怪，但要是差不多人人是贪官，就会让我们怀疑是不是制度出了问题。没错，从朱元璋设计出那个抠门刻薄到极点的薪酬制度开始，其实就在逼着全体大明官员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到底是当贪官，还是做海瑞？
可能朱老板天生就有着迷之自信，觉得就算朕每天虐你千百遍，你还得待朕如初恋。然而残酷而又冰冷的现实，却是大明276年间，有且只有一个海瑞。
剩下的有一个算一个，就算不是贪官，也是嫌疑犯。即便有冤枉的，也是九牛一毛。
所以就算对朱元璋颇有好感且不吝夸赞之辞的满洲人，都忍不住吐槽“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明史·卷八十二·志第五十八》）。
06在制度上就逼着你去走邪路、当贪官，这导致捞钱而且捞得越多越好，就成了一个明朝正常官员的基本生存技能。谁不想学，就只能去当海瑞。要是学不会，那就只能名利双失，惨不忍睹。
所谓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里的“清”可不是清朝的清，因为这句话说的是万历年间的事。这个“清”是清廉的意思，意即一个明朝知府任官一届要是只贪了10万两银子，都算是清廉的、节制的。
当然清朝也没好到哪儿去，只不过与明朝的情况截然不同。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反复阐述过一个历史的现实，那就是从匈奴到满洲的任何游牧/渔猎民族都没有工资这个概念。单于大汗们封你个官儿当，有的只有荣誉和权力，钱得自己想办法去捞；单于大汗们招你来打仗，也甭想有军饷拿，一切都靠自己去抢。
所以在满洲入关前，除了极少部分汉官和汉军外，几乎所有人都是替姓爱新觉罗的免费打工。因此清军才会在南下过程中无恶不作，又是烧杀劫掠，又是圈地捕奴的，就是这个原因。毕竟人家觉悟也没那么高，没好处哪来的干劲？
但多尔衮死后遭到了顺治皇帝福临的反攻倒算，其罪名之一就是沿袭旧俗，不知变通。既然是罪，那就得改，可咋改福临也不知道，最后只好全盘照抄前朝的作业，其中就包括薪酬制度。
这下大清朝也发工资啦。只不过发得也不多，还是明朝那个抠搜的德性。这下子别说汉官了，连满官都不乐意——早知如此还不如继续去圈地抢劫呢。
所以明朝的病，到了清朝照样在发作。只不过明朝有了朱老板的祖训护体，压根就没得治，只能放弃治疗。而爱老板没那么轴，一直很想治，什么土法偏方都试了一遍，最后折腾出个养廉银。
像在清朝开国之初，一个知县月俸只有3两银子，“不足五六日之费”，就是逼着好人去当贪官，所以吏治照样一塌糊涂。对此福临和玄烨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一边杀鸡儆猴，一边想办法提高官员、尤其满洲勋贵王公的俸禄水平，以稳定大局，但其实没啥鸟用——一品大员的年俸只有180两银子，九品小官更是只有33两，够干嘛的？还是不想当海瑞就得去贪w！
而且现在的情况更糟。明朝的海瑞还能保命还能升官，在遍地奴才的“我大清”死无葬身之地都是爱老板大发慈悲。更要命的是，经过明朝的大量海外贵金属流入，清朝的银价大跌，一两银子的实际购买力不足明初的四分之一，等于是在明朝打骨折的薪资水平上又打了个折上折。
这日子还怎么过？赶紧去贪吧！
直到雍正皇帝胤禛搞出了个养廉银，简单说就是在基本工资的基础上再发给10倍到100倍的奖金。比如曾担任二品巡抚的刘铭传年薪为155两，但养廉银就达到了1万两，相当于今天的200多万——虽然比不上宋朝，但起码比明朝强上了百倍。
胤禛觉得，朕也高薪养廉了，那帮混账玩意应该不会再去贪了吧？
事实恰恰相反。
因为人心这种东西，真没法讲道理。因为很多道理，永远也不会摆在明面上给人看。
从秦汉到隋唐，尽管吏治也不能说有多好，但比起明清来肯定更像朵小白花，为啥？因为在那些个时代里，做官几乎就是王公贵族、士族门阀的专利。对这些人来说，当官最重要的目的肯定不是钱，而是权、是势，更重要的则在于“传家”这两个字上，因为那时候的官位是可以世袭的嘛。
所以为了家族的长盛不衰，为了子孙的名声地位，个人在物质享受上的一些损失根本不值一提，更不值当去贪。而且人家本来就很有钱，更有的是人替自己去赚钱，所以犯不上沾一身的腥骚。
因此汉唐之际，名臣直臣遍地，到处都是海瑞包拯，压根就没啥可稀罕的。
但晚唐之际士族门阀被杀光了，世袭这种东西也近乎不存在了。从宋朝开始想当官就是靠考试，即便爹是状元但儿子连个秀才都考不上，那就富贵不过三代，什么都不用想。
那还不赶紧趁着权力没作废赶紧大捞特捞？赵家皇帝也不傻，一看情况不对赶紧大撒币，再加上前朝遗风犹在，士大夫的风骨还多少剩点，所以宋朝的吏治多少还说得过去。
可是经过贪得无厌的蒙古人一顿折腾，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又摊上个无比抠门刻薄的朱元璋——几百年下来，千里为官只为财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你胤禛就算把工资开得比赵家还高，也只能愈发放大官员心底的贪婪而已。
所以甭管爱新觉罗们怎么折腾，大清的官该贪还是贪，根本就是没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