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家忠

中越关系正常化前夕

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两个月

1988年秋，钱其琛外长前往纽约出席42届联合国大会。在整个80年代，柬埔寨问题一直是地区热点，联合国大会也连年通过关于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决议。我作为亚洲司印支处处长，和部里几十位有关同志一道随同前往，在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逗留了两个月，主要是就柬埔寨问题备询和做些文书工作。

到达的第二天，我向常驻代表团团长李鹿野大使、副团长丁原洪大使等同志汇报了中央领导有关柬埔寨问题的最新谈话精神。他们觉得很重要，让我向代表团由吴建民负责的研究室的同志再说一遍。代表团对我很关心，安排施燕华参赞同我保持经常联系，并对我的工作给予帮助。

按照代表团安排，我参加了钱部长同泰国、新加坡外长和柬埔寨三派抵抗力量之一的领导人宋双的会见。联合国大会就柬埔寨问题进行一般辩论时，我多次去听会。现场有中文同声传译，也可以到秘书处领取各国发言者的中文讲稿，回来后把有关段落剪下来，装订成册。

我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联合国大会就柬埔寨问题进行一般性辩论时，为李鹿野大使起草一篇发言稿。还有一次，代表团另一位副团长俞孟嘉大使要去向美国某个学术单位介绍印度支那形势，我也为他准备了讲稿。

和我一道前去的还有外交部国际司副处长万经章，他在国内时就与我比较熟悉。代表团的一秘于树宁还是我中学同学。他们对我都很照顾，主动给我介绍美国和纽约的情况，带我熟悉纽约的街道，怕我感到寂寞，经常和我聊天。老于还趁中午带我到联合国大厅，让我坐在中国代表团的座位上，给我拍照留念。

李鹿野大使在一个星期天，请北京去出差的全体同志到他的官邸去玩，请大家吃饭。代表团还特意安排我们一行到华盛顿中国大使馆住了一天。那时改革开放已近十年，但驻美使馆的馆舍和工作人员的住房仍很拥挤。我看见只是在走廊里放有一台共用的电视机。

那时中越关系尚未正常化，我见到越南外交官时，只点头打个招呼。越南代表团的成员范锷曾在越南驻华使馆工作过，到纽约任职前是越南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

一天，他在联合国大楼见到我，主动走过来和我打招呼，表示希望能安排时间同我单独谈谈。我请示代表团领导后，同他见了面，彼此寒暄一阵后，他表示希望两人能就如何尽快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交换意见。

我心平气和地表示，只要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柬问题得到政治解决，中越关系就具备了正常化的条件。其实两人都知道，像我和他这样的级别的外交官，不可能谈出什么重要结果。但通过这次接触，彼此都加深了印象。后来我担任驻越大使期间，每年都请他参加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在联合国大厅中国席拍照留念。

短短两个月，不可能对纽约、美国、联合国有很多了解。但我看到代表团的同志们每天背着挎包，不带翻译，一个人穿梭在联合国大厅的走廊，来去匆匆。他们不在乎同对方交谈的地点，也不计较是否有上档次的饮料，只关心能否解决问题。他们办事的高效率和快节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般说来，我国外交包括四大板块，李肇星部长在谈到每个板块的定位时曾说，周边外交居首要地位，同大国的关系是关键，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基础，而多边外交则是“重要平台”。通过两个月的观察，我对这个多边外交平台多少有了一点感性认识。

中越副外长磋商

从1978年底到1991年11月，中越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达13年之久。这期间，由于当时越南领导人奉行的内外政策，越南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国际处境空前孤立。为摆脱这种局面，越方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便不断试探改善对华关系的可能性。

而中国方面，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提出了稳定南疆的构想。在这种大背景下，1989年初举行的中越副外长内部磋商，便是两国关系破裂10年后的首次正式接触。

一

1988年12月14日上午10时半，越南外交部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说，越南第一副外长丁儒廉请李世淳大使于15日上午10时前往越南外交部，谈两国关系问题，希望尽早告知李大使能否按时应约。

照理说，大使去驻在国外交部是极为平常的事，但由于两国关系恶化以后，中国大使馆同越方各个部门几乎没有什么往来，所以对越方突然打来的电话，自然十分谨慎，不敢轻易表态，遂当即向国内作了请示报告。

当晚，国内便答复说，李大使可往见越南丁儒廉副外长，主要听他说些什么，可允报告国内，并顺乎自然地了解越方意图，但当场不必作什么表态。

15日上午，李世淳大使准时到达越南外交部。丁儒廉副外长面交了阮基石外长给钱其琛外长的一封信，要求中方同意阮基石在第二年（1989年）3月前去北京，同钱其琛外长举行会晤。

信中说：“我们认为，越中两国坐在一起的时机已经成熟，让我们相互合作，为柬埔寨各方在民族和解的基础上达成妥善的政治解决办法创造条件。”“本着这种精神，我随时愿意在您认为合适的最早时间前往北京，同您举行秘密或公开会晤。”

丁儒廉还补充说，过去阮基石外长曾两次要求去北京，中方都说钱外长工作忙，越方可以理解。现在越方希望钱外长能在3个多月的时间内抽出时间会见阮基石外长。越方真诚希望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以顺应当前世界总的发展趋势。

中国国内对越外长阮基石的信件和副外长丁儒廉的谈话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总的考虑是可以同越方作些接触。但鉴于两国外长会晤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举动，在当时两国关系的状况下，时机尚不成熟，遂于12月23日答复使馆，请李大使约告丁儒廉：中方认为实现两国外长会晤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为此建议越方在最近期内派一位副外长到北京，就早日解决柬埔寨政治问题举行内部磋商，中方的意见是不公开发表阮基石外长的信，双方接触磋商一事也不公开发消息。

12月24日上午，李世淳大使往见丁儒廉，将中方的上述意见告诉了他。由于此前中方曾两次未接受同阮基石会晤，故越方对中方这次作何答复，也心中无底。李大使的答复虽未提阮基石前往北京事，但同意越方派一位副外长去北京，实际上立场已有所松动，这不免出乎丁儒廉的意料。丁遂两次表示“非常感谢”。

他说，越方非常欢迎中方对阮基石外长的信迅速做出了答复，欢迎中方在答复中表现出的诚意态度。要增进越中双方的进一步相互了解，必须尽早举行两国间的内部会晤。中方建议越方先派一位副外长去北京，为两国外长会晤作准备，这是一个好的步骤，也是十分必要的。丁还说，越方同意中方意见，目前两国间的接触和磋商均秘密进行，不公开。

12月27日，越南驻华大使阮明芳约见中国外交部刘述卿副部长说，他已接到国内通报，知道了丁儒廉副外长会见李世淳大使的事，越方正在为两国副外长磋商作认真准备。现奉命了解两个问题：一是中方对会晤的时间有何意见，二是中方对会晤的内容有何考虑。

刘副部长说，关于会晤的时间，越方可以先提个初步意见，中方再考虑，中方认为明年（1989年）1月上旬或中旬都可以。关于会晤内容，中方知道越方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尽快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而中方认为必须首先解决柬埔寨问题，而后才能谈及两国关系正常化。

所以刘副部长强调说，这次磋商中，两国副外长将围绕如何尽早公正合理地解决柬埔寨问题进行讨论。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可在以后讨论。

12月31日，越南外交部中国司专员阮伯炬（后曾为越南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通报中国大使馆二秘胡乾文：丁儒廉副外长一行拟于1989年1月16日（星期一）或18日（星期三）乘中国民航班机从曼谷飞往北京。由于当时两国间铁路、公路和空中航线早已中断，丁儒廉一行只能绕道前往北京。

1989年1月10日，阮伯炬专员向胡乾文二秘通报了丁儒廉一行名单。阮说，原定代表团共4人，但越方充分认识到这次磋商的重大意义，故决定由4人增至8人。

他们是：（一）第一副外长丁儒廉；（二）驻华大使阮明芳；（三）外交部部长助理邓严衡（后曾任驻华大使）；（四）驻华使馆参赞黄如理；（五）外交部中国司副司长陈友义；（六）外交部中国司专员兼翻译阮伯炬；（七）驻华使馆三秘周功逢；（八）驻华使馆随员裴仲云（后曾为越南驻广州总领事）。

阮伯炬还对胡乾文说，中方同意同越方磋商，对越全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越中对抗10年，越方损失太大，再也不能对抗下去了。越中央已向全国高、中级干部传达了越中两国即将磋商一事，所有干部都表示欢迎，并希望磋商成功。阮基石外长也说，越方不会再错过机会，将努力同中方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

根据越方参加磋商的人员安排，中方决定由6人参加磋商，即副外长刘述卿、部长助理徐敦信、亚洲司副司长张青、亚洲司参赞谢月娥、处长李家忠、副处长兼翻译胡正跃（后曾任外交部部长助理）。

二

1989年1月13日，越副外长丁儒廉一行离开河内赴曼谷，越南副外长阮怡年（后曾任外长）、外交部中国司代司长吴必素和中国驻越大使李世淳前往机场送行。丁儒廉在机场对李大使说，越方对此次磋商总的指导思想是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希望双方能互相照顾，听取对方意见，使磋商取得更多成果。

1月14日下午6时20分，丁儒廉一行乘中国民航航班由曼谷途经广州抵达北京。由于是秘密磋商，中方安排飞机停在首都机场一角一块比较偏僻的冰地上，我以外交部处长的身份登上飞机迎接。刘述卿副外长、张青副司长和越南阮明芳大使在老机场休息室迎候。

当时有几十名外国记者听说有越南高级官员来到北京，便匆忙赶到机场，想捞取点冷门儿消息。由于中方的巧妙安排，避开了记者，使他们一无所获。

事先越方曾说，丁一行在京期间将住在越南驻华使馆。后中方表示愿安排他们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一切费用由中方招待。越方接受了中方的好意并表示感谢。

15日晚，刘副部长在钓鱼台7号楼举行宴会，欢迎丁儒廉一行。刘副部长说，过去中越关系很好，后来关系恶化了，我们很痛心。中越对抗不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两国关系应恢复正常。但首先应把两国最大的分歧——柬埔寨问题解决了。这次磋商任务很重，意义很大，虽说是内部磋商，可全世界都知道了。我们要很好地工作，务求取得成果，不要辜负两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的希望。

丁儒廉说，10年来他第一次有机会同中国同志坐在一起，这是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端。越南和中国逐步改善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走向缓和以及通过协商解决分歧的总趋势。丁说，越方准备同中方讨论柬埔寨问题，但也要谈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16日上午，磋商在东四原外交部西楼三层会议厅举行，下午继续磋商。

17日中越两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徐敦信和邓严衡进行一整天的讨论。双方着重讨论了柬埔寨问题，主要结果是：

（一）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越方重申根据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框架文件，至迟在1989年9月从柬埔寨全部撤军，并说这是越最高领导人的决策。中方对越方所承诺的撤军时限不持异议，但强调撤军必须是真撤，不应以任何方式留驻或重返，也不应以什么“框架”为条件拖延撤军。

（二）在停止外界对柬埔寨各方的援助、保证柬埔寨中立地位、实行国际监督和提供国际保证等方面，双方意见趋于一致。

（三）双方最主要的分歧在于越南撤军后如何保证柬埔寨国内的和平问题。为避免柬埔寨发生内战，中方主张在越南全部撤军后至选举成立柬埔寨新政府前的过渡时期，应成立以西哈努克为首、有柬埔寨四方参加的联合政府，并由这个联合政府主持大选；同时冻结各派军队，将各派军队减少到同等数量，建立统一的国防军。

所谓柬埔寨四方，是指越军出兵柬埔寨后建立起来的金边政权为一方，抵抗力量为另一方。而抵抗力量又包括三方，即西哈努克一方、红色高棉一方和宋双一方。

越方则认为这是柬埔寨问题的国内方面，即柬埔寨的内部问题，应由柬埔寨各方去讨论解决，而不应由越中双方讨论。

与此同时，越方则一再要求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并提出不少具体建议，如双方停止敌对宣传、停止在两国陆地边界全线和岛屿地区的敌对行动、双方在边界地区的武装力量应脱离接触、双方为两国边民的往来和谋生提供方便等。

中方表示，应首先解决柬埔寨问题，为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相信随着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和柬埔寨问题的解决，中越关系将逐步得到改善。

1月19日，钱其琛外长在外交部会见了丁儒廉一行，就如何解决柬埔寨问题和改善中越关系发表了十分重要的谈话。

钱外长说，中方在磋商中所阐述的意见是我们中央的意见，请丁儒廉同志报告越南领导人，认真考虑。中越有着传统友谊，又是邻国，在越南抗美救国斗争中，中国做出了民族牺牲。但后来发生的事情造成了两国之间存在10年之久的问题。越方把自己的军队开进比自己弱小的邻国，这样做是错误的，马列主义没有输出革命这一条，更不要说把军队开到外国去。

钱外长说，目前国际形势的大气候是缓和和对话以结束地区冲突，各国都在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希望越南人民也能过上和平的生活，把越南建设成为一个繁荣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越南决定今年9月以前从柬埔寨撤军持欢迎态度，希望越方的决定能真正付诸实现。这次内部磋商取得了不少共同点。

关于柬埔寨内部问题，当然应该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由柬埔寨四方自己解决。但作为当事国的越南以及与柬埔寨问题有直接关系的苏联、中国、泰国，对此应有明确的主张，即在外国军队撤出和停止外国援助后，柬埔寨应实现四方联合，实现民族和解，不要发生内战和动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关国家都应持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越南更应如此。中国不会使越南为难，但也希望越南要有诚意。此次磋商已有了良好的开端，可继续下去。

有些问题中方要作进一步准备。欢迎丁儒廉同志隔一段时间再来北京。钱外长请丁儒廉转达他对阮基石外长的问候，表示已收到阮基石的来信。

钱部长说，正如中方已经答复的那样，两国外长会晤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只有柬埔寨问题取得进展，才有可能考虑。有关柬埔寨问题的一些基本方面如能得到解决，中越关系的改善和正常化将是自然的结果。

丁儒廉对钱外长的接见表示感谢，并转达了阮基石外长对钱外长的问候。丁儒廉强调，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和实现越中关系正常化，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这是越南的一项长远战略。通过这次磋商，双方增进了相互了解，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一致。当然也还有一些分歧。越方愿意向前看，希望继续同中方交换意见。他本人随时愿意再来北京，把尚未达成谅解的一些问题解决好。

在18日最后一次全体会上，丁儒廉评价这次磋商是越中关系中“突破性的一步。”

总的说来，在这次磋商中，双方本着坦诚、求实和向前看的精神，进行了深入讨论，都希望拖了10年之久的柬埔寨问题尽早得到公正合理解决。通过这次磋商，双方进一步了解了对方在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对推动柬埔寨问题的早日解决是有益的。

尽管直至两年多以后，才在越共新任总书记阮文灵的推动下实现了中越关系正常化，但此次副外长磋商结束了两国关系长达10年之久的完全僵持状态。可以说，磋商仍有其重要意义。

三

丁儒廉第一副外长是越共中央委员，曾任越南驻苏大使，是一名非常精明干练的老外交。1977年至1978年，丁曾作为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来京，同中国韩念龙副外长进行两国陆地边界谈判。

1979年我对越自卫还击后，丁再次作为越南代表团团长来京，进行两国副外长级谈判。我作为翻译和记录，参加了这两次谈判。

在当时两国关系的大背景下，双方的谈判言辞都不免过于激烈。但10年之后，丁儒廉此次到北京却显得异常拘谨和注意分寸，处处都表现得彬彬有礼。

到北京的当天，当我陪同他走进首都机场老休息室过厅时，只见他轻轻地将大衣脱下，挂在衣帽钩上，然后从西装口袋里掏出小梳子，把头发梳理整齐后，才步入休息室同刘述卿副部长等人见面。

在刘副部长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丁儒廉注意体现出轻松和谈笑风生。他还自我介绍说他非常喜欢唐诗，并当场背诵了崔护的《题都城南花》：“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出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磋商中，他对中方的某些意见虽不同意，但不再当面进行批驳，而是耐心听取，并表示将带回国内向领导报告。

当年的中方谈判对手韩念龙副外长已退居二线，担任外交学会会长。为表示友好和以礼相待，韩念龙专门于19日中午在前门全聚德烤鸭店请丁儒廉一行品尝烤鸭。丁见到10年前的谈判对手韩念龙，快步走上前去同他拥抱。

丁一行于20日离开北京，经深圳、香港回国。张青副司长和我以及亚洲司高德可同志陪同丁儒廉一行到深圳参观访问。在深圳，丁儒廉用两手握着我的两只胳膊说：“请相信，我们一定会从柬埔寨全部撤军。”

我和丁儒廉合影。

1996年越共八大后，丁儒廉不再是越共中央委员，并从副外长的位子上退下来，担任越中友协副会长。我于1995年出任驻越大使后，有机会经常见到丁儒廉。凡是中国大使馆的活动，他有请必到，而且往往是到场最早。

中越领导人成都会晤

1986年7月，越共总书记黎笋病逝，同年12月，阮文灵在越共六大上当选为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决心大幅度调整越南的对内对外政策，一方面提出全面革新的主张，一方面力图摆脱极为孤立的国际处境。而改善对华关系便是他急于解决的问题。

1989年10月，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凯山丰威汉访华。当时我是外交部亚洲司二处（印支处）处长，参加了准备和接待工作。

凯山在会见邓小平时，转达了越共新任总书记阮文灵对邓小平的亲切问候。他说，越南对中国的状况已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的态度也有了改变，还说阮文灵希望中国能邀请他访华。

邓小平也请凯山转达他对阮文灵的问候。邓小平说：“我早就认识阮文灵同志，我知道他很有理智，工作很能干，胡志明主席很器重他。我希望他当机立断，把柬埔寨问题一刀斩断。现在我年龄已大，快要退休，我希望在我退休之前或退休后不久，柬埔寨问题能得到解决，中越关系恢复正常，这就了却了我的一件心事。”

凯山回国途中，把邓小平的话原原本本地转达给了越南领导人。阮文灵在思考如何实现解决柬埔寨问题和改善对华关系的目标。

1990年5月19日，越方在河内主席府举行纪念胡志明主席100周年诞辰招待会。当时我国驻越南大使张德维正在国内休假，我作为大使馆临时代办应邀出席。招待会上，越南第一副外长丁儒廉把我引荐给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几句寒暄之后，阮文灵说，他要安排时间会见张德维大使。回馆后，我立即把这一信息报告了国内。

6月5日，阮文灵总书记在越共中央会客厅会见了张德维大使。阮文灵说，在越南抗美战争时期，他曾多次去过中国，见过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等同志。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同志与胡主席是同辈人，阮文灵则是他们的学生。

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敌人的监狱里，他总是学习和研究毛主席论述民族民主革命的著作，受益匪浅。在越南抗法、抗美时期，中国在各方面都给予越南巨大援助，连大米、压缩饼干、咸菜等都是中国援助的。

而且中国在战略和指导思想上也给了越南许多帮助。比如越南人民战争，就是学习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把它运用到越南的实践中去。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援助，越南是不可能打败美帝国主义的。

阮文灵说，越南抗美胜利、全国统一后，本应集中精力从事经济建设，但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复杂情况。这十几年越南比抗战时期更艰苦，日子更难过，特别是越中关系出现了困难。应该说，越南对中国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他始终主张做错了就要改正。这方面的事情请中国同志谅解，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算了。当前更重要的是搞好现在和将来的两国关系。

阮文灵还说，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剧变，东欧的形势演变很复杂，苏联的形势也很严峻。帝国主义极力插手，大搞和平演变，梦想一举消灭社会主义。过去人们说苏联是世界和平的堡垒，但现在这个堡垒正在动摇。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的地位和作用特别重要。越中两国是社会主义邻邦。越南是小国，越南党是小党，很需要中国这样的大国、大党的支持和帮助。阮说，这是他的心里话。

阮文灵表示，他很想同中国最高领导同志见面，进行深入的、兄弟般的交谈，可不拘外交礼节。他说，历史经验表明，两国最高领导人直接谈，容易达成相互谅解和取得一致，许多重大问题也好解决。阮还说，他年纪大了，想在退休前同中国领导人一起协商，把柬埔寨问题和恢复越中关系问题解决掉。

张德维大使把阮文灵的谈话详细报告了国内。国内经过认真研究后答复说，还是要越南尽快从柬埔寨撤军，并解决好柬埔寨四方联合问题，之后再按部就班和顺理成章地安排两国领导人高级会晤。也就是说，中国领导人尚不准备很快同阮文灵见面。面临这种情况，如何打破僵局，达到同中国领导人会晤的目标，需要阮文灵凭借他的智慧来实现。

阮文灵考虑再次会见中国大使，但越南外交部部长阮基石认为没有必要。在无法通过越南外交部同中国大使馆沟通的情况下，阮文灵不得已只得秘密地通过一个邻居、越南社科院的一名干部于8月16日前往中国大使馆，把他想要说的口信转告给张德维大使。

口信中说：“凯山同志去年10月转达了邓小平同志对我的问候和他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越关系正常化的口信，我对此十分欢迎。我同样殷切希望在我主持越共六届中央的任期内能恢复越中关系，以便从即将召开的七大开始两国关系的新阶段。我只有办成了这件事，才能不辜负越南人民和越南共产党员对我的信任。”

“我认为，现在两国领导人有必要进行直接和深入的讨论，以便消除所有误会，并排除越南外交部的干扰。我相信，只要两国真正的共产党人都从捍卫社会主义和恢复纯真友谊的殷切希望出发进行会晤，柬埔寨问题一定能迅速得到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也有这种看法，请发出内部邀请，我将立即秘密前往中国。”

“为了讨论进行得扎实牢靠，帮助我回国后能更有力地说服越共中央和政治局集体，最好有杜梅、范文同二人和我一起去。”所说的杜梅，当时任越南部长会议主席。范文同则是越共元老、越共中央顾问。

阮还说：“倘若得到中国同志的支持和帮助，我将能沿着胡主席的道路，在培育美好的越中友谊、捍卫社会主义和共同的革命利益方面更加顺利地稳步达到目的。”

张德维大使再次把阮文灵的口信详细报告了国内。国内不理解为什么这么重要的谈话要由一名普通的越南干部来转达。换言之，对所谈内容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感到不踏实。于是指示张大使设法见到阮文灵，请他当面确认所谈内容。

当时中国大使馆同越方各部门几乎没有任何来往，终于通过越南国防部外事局联系到越南国防部长黎德英。在他的帮助下，阮文灵总书记同意于8月22日晚在国防部会见张大使。

见面时，阮文灵确认那位越南干部转达的口信内容准确无误。

阮说，他本人始终认为，越南应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1976年越共四大时，他因不同意越南当局恶化越中关系的一些做法而被指责为“右倾”。

1982年越共五大时，又由于他主张现阶段越南应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和不同意当局的反华政策而被排挤出政治局。

当时他很难理解为什么要对中国采取那样的态度。如果胡伯伯健在，绝不会出现这样的怪事。阮还说，越南对华侨、华人的政策也是错误的。华侨、华人为越南革命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越南在胜利后却歧视他们，驱赶他们，实在太不近情理。

阮说，1986年他出任越共总书记后，便下决心克服各种阻力，逐步纠正过去的错误，恢复对华友好关系。首先他说服越共中央建议国会删去了宪法中有关反华的内容。接着又做各方面工作，终于做出了从柬埔寨撤军的决定。他说，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越南同中国建立和发展团结、合作关系就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了。因此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1991年越共七大前实现越中关系正常化，这对越南全党和全民都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

阮文灵还说，像这样的单独会见不宜太多。如中方决定邀请他访华，希望张大使通过越南外交部正式提出；同时会见阮文灵、杜梅和越南国务委员会主席武志公，当面转达中国领导人的意见，这样会更加稳妥。

8月28日，大使馆接到国内指示，请张大使转告阮文灵：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欢迎阮文灵总书记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于9月3日至4日对中国进行内部访问，也欢迎越共中央顾问范文同同时前往。

目前，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中越双方应共同努力，促成问题尽快解决，并早日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鉴于亚运会即将在北京举行，为便于保密，会谈地点将安排在四川成都。

使馆立即行动起来。经越共中央对外部安排，阮文灵和杜梅于当天下午4时在越共中央会客厅会见了张大使。阮文灵和杜梅听取了张大使转达国内的信息后，都表示非常高兴地接受邀请，同意中方提出的会晤时间和地点，并说将立即向越共政治局报告，尽快确定随行人员名单，着手准备工作。阮文灵还说，范文同顾问只要健康状况允许，也一定会应邀前往。

30日，国内向使馆通报了此次会晤的大体日程安排：

9月3日上午，越方专机飞离河内；中午1时抵达成都；下午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晚上中方宴请。

9月4日上午继续会谈，下午专机离成都回国。

经请示国内同意，张大使将搭乘越方专机前往成都，参加会晤。

3日晨，我搭乘张大使的汽车前往河内内排国际机场，既是为张大使送行，也是为阮文灵一行送行。越方一行共15人，除阮文灵、杜梅、范文同外，主要随行官员有越共中办主任红河（中央委员）、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黄碧山（中央委员）、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丁儒廉（中央委员），其余为工作人员。机场没有任何欢送仪式，阮文灵一行和张大使登机后，专机就起飞了。

张大使从成都回馆后对有关人员说，会晤的气氛很好，双方主要讨论了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和恢复中越正常关系问题。

关于柬埔寨问题，双方着重商谈了越南撤军后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最高委员会的组成，即权力分配方案。

中方提出该委员会由13名代表组成，除西哈努克任主席外，金边政权和抵抗力量方面各出6人。

越方表示，因为西哈努克也属抵抗力量一方，实际上权力比例便成了6比7，估计金边方面接受起来会有困难，但同意按此方案去做金边方面的工作。

关于中越关系，双方都持向前看的态度，没有翻老账。两国领导人都同意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谱写中越关系新篇章。

会晤结束时，双方签署了《会谈纪要》。

当晚，阮文灵写下了一首诗，表达他当时的内心感受：

“兄弟之交数代传，怨恨顷刻化云烟。

再相逢时笑颜开，千年情谊又重建。”

成都会晤扫除了中越关系的障碍，为一年后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