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日军狼狗部队无人可挡,董翰良猛拍大腿:怎么把它忘了!
1939年初春,日军在华北战场投入了一支特殊的部队——狼狗部队。这支部队由经过严酷训练的日本狼青犬组成,它们凶猛异常,嗅觉灵敏,让中国军队防不胜防。多次伏击战和游击战因为这些军犬的存在而功亏一篑。有记载显示,仅在1939年3月至5月间,就有数十支游击队被这些军犬追踪发现,遭受重创。
就在国军将领们一筹莫展之际,浙江警官学校的一位教官董翰良却突然想到了破解之策。这位被誉为"中国警犬学之父"的专家,在德国和日本都有深厚的警犬训练背景。当他看到战报中狼青犬的威势时,脑海中闪过一个身影,让他情不自禁地拍案而起。
这个方案究竟是什么?又是如何在战场上击败这支令人闻风丧胆的狼狗部队的?
一、日本狼青犬的战场崛起
1938年末,日军在华北战区开始大规模投入狼青犬部队。这支特殊的部队源于日本陆军部1936年的一项秘密计划。当时,日本陆军部派遣了多名军官前往德国考察军犬训练体系,并带回了一批德国牧羊犬与日本本土犬种进行杂交培育。
经过两年的选育,日军培育出了一批体型硕大、性情凶猛的狼青犬。这些军犬体重普遍在35公斤以上,肩高可达70厘米,具有极强的耐力与攻击性。在军事训练中,日军采用了极其残酷的方式,包括饥饿训练法和仇恨培养法,使这些军犬对中国军人的军装和气味产生极度敏感的反应。
1939年2月,第一批由120只狼青犬组成的军犬部队在河北正式投入作战。这些军犬被分配到各个步兵联队,主要承担三项任务:侦察追踪、巡逻警戒和突击战斗。在侦察任务中,狼青犬凭借灵敏的嗅觉,能够在复杂地形中追踪到3公里外的游击队踪迹。
3月15日,在河北易县一带,八路军某部在山区设伏,准备伏击一支日军运输队。然而,日军的狼青犬提前发现了伏兵,导致这次行动完全失败。类似的战例在随后两个月内频繁发生。到5月底,仅在华北战区,就有15支地方游击队因狼青犬的追踪而暴露,遭受重创。
狼青犬部队的成功,促使日军迅速扩大了军犬的培训规模。1939年夏,日军在北平郊区设立了专门的军犬训练基地,开始培训第二批军犬。这些军犬不仅用于追踪游击队,还被训练执行夜间警戒任务。它们能够在黑暗中发现300米外的潜伏人员,为日军设置的哨点提供了有效保护。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军犬还被用于"治安战"。在扫荡行动中,狼青犬被派往村庄搜索藏匿的抗日力量。它们能够识别出地窖和暗室中的人员,给地方抗日武装和民众造成了巨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仅1939年上半年,华北战区就有超过200名抗日军民因狼青犬的搜索而被发现。
二、董翰良其人
1901年,董翰良出生于浙江嘉兴一个普通农家。自幼家境贫寒,但求知欲望强烈。1919年,年仅18岁的董翰良在姐夫资助下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在校期间,他的绘画天赋得到了老师王载舆的赏识。1921年春,王载舆了解到北京高等警官学校新设警犬科后,便向董翰良推荐了这个特殊的专业。
这一推荐恰好契合了董翰良自幼与犬类亲近的特长。在嘉兴老家时,他就因能模仿各种狗叫声而闻名乡里。当地村民经常看到他在街头巷尾,身后跟着一群狗,这让他获得了"狗状元"的绰号。
1922年,董翰良进入北京高等警官学校警犬科学习。当时的警犬科主要采用德国教材,教授内容包括犬种辨识、训犬技术和警犬实战应用等。在两年的学习中,董翰良表现出色,多次获得实践考核第一名。
1924年,经学校推荐,董翰良获得了赴日本警犬学校进修的机会。在日本期间,他系统学习了日本警犬培训体系,并开始关注日本军方对军犬的研究。1925年底,他注意到日本陆军部开始对德国军犬培训体系产生浓厚兴趣,并着手研究军犬在战场上的应用。
1926年初,董翰良辗转来到德国,进入柏林警犬训练学校深造。在德国的三年里,他不仅掌握了德国最先进的警犬训练方法,还专门研究了德国在一战中使用军犬的历史经验。期间,他整理出详细的训犬笔记,记录了各种犬种的特点和训练要领。
1929年,完成学业的董翰良回国途中,曾在日本警犬学校短暂停留。当时日本警犬学校提出高薪聘请他担任教官,但被他婉拒。回国后,他先在家乡嘉兴闲居了一段时间,期间整理德国警犬训练教材,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改编。
1932年,浙江省警官学校聘请董翰良担任警犬教官。他在任职期间创立了独特的"中国式"训犬方法,将德国严格的训练制度与中国传统驯兽技巧相结合。他还特别注重因地制宜,主张选用本土犬种进行培训,并编写了中国第一本系统的警犬训练教材。
在浙江警官学校任教期间,董翰良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警犬训练人才。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的警犬训练机构,为中国警犬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他还在校内建立了专门的警犬繁育基地,开展本土警犬品种的改良工作。
1937年抗战爆发后,董翰良敏锐地注意到了日军在战场上使用军犬的动向。他多次向上级提交报告,建议组建专门的军犬部队,但未得到重视。直到1939年初,日军狼青犬部队在华北战场的威胁日益严重,他的建议才终于引起了军方的关注。
三、土狗破狼计
1939年春,董翰良在浙江警官学校的校园里偶然发现了一只特殊的土狗。这只黄褐色的中型犬只有普通土狗大小,但却能在校内几十只警犬中来去自如,甚至能与体型是它两倍的德国牧羊犬周旋。这引起了董翰良的注意,他将这种犬只命名为"板凳犬",因为这种狗的体型和一张小板凳差不多高。
经过仔细观察,董翰良发现板凳犬具有三个突出特点:首先,它们的体型虽小,但骨骼结构紧凑,肌肉发达,奔跑速度极快;其次,它们具有极强的灵活性,能在狭小空间快速转向;最重要的是,这些犬只天生具有极强的群居性和协作能力。
在与日军狼青犬的对抗中,董翰良创造性地提出了"群狗战术"。他发现,三到四只板凳犬可以形成一个战斗小组,采用分进合击的方式对付一只体型更大的狼青犬。通过特殊训练,板凳犬学会了一只负责正面吸引注意力,其他几只则从侧面和后方发起攻击的战术。
训练过程中,董翰良改进了传统的训犬方法。他没有采用德日常用的强制训练法,而是利用板凳犬的天性,通过游戏和奖励的方式进行培训。他还特别注重培养板凳犬的协同作战能力,让它们在训练中形成默契的配合。
1939年6月,第一批由40只板凳犬组成的试验队在浙江建德地区进行实战测试。当时,一支日军小分队携带4只狼青犬在当地进行扫荡。板凳犬分队采用四犬一组的方式,成功地制服了全部日军军犬。这次成功让军方看到了板凳犬的潜力。
随后,董翰良开始在浙江各地收集适合的土狗,扩大板凳犬的培训规模。他根据实战经验,进一步完善了训练方案。比如,让板凳犬适应各种地形作战,包括山地、丛林等复杂环境;训练它们在夜间保持队形作战的能力;还特别加强了它们对枪声的适应性训练。
到1939年底,董翰良已经培训出超过200只合格的板凳犬。这些犬只被编成若干个作战小组,配属给浙江境内的抗日部队。为了保证作战效果,董翰良还培训了一批专门的犬队指导员,负责在实战中指挥板凳犬作战。
板凳犬部队的成功,引起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重视。1940年初,军委会正式下令在全国推广板凳犬战术。董翰良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军犬训练总顾问,负责指导各地培训工作。他将训练经验编写成《板凳犬训练手册》,发放到各个训练基地。
这种独特的对抗方式很快在华北战场上显现出效果。日军狼青犬部队在多次遭遇战中损失惨重,不得不改变了原有的作战方式。特别是在夜间作战中,灵活的板凳犬更显优势,常常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并制服体型庞大的狼青犬。
四、板凳犬的战场实绩
1940年春,板凳犬部队在华北战场上连续取得多次重要战果。3月15日,在河北易县东部山区,一支由12只板凳犬组成的小队配合八路军某部,成功伏击了一支配备3只狼青犬的日军巡逻队。战斗中,板凳犬采用分组包抄战术,仅用了不到5分钟就制服了全部日军军犬。
这次战斗的成功引起了各方关注。特别是板凳犬展现出的战术灵活性,让日军措手不及。战斗详细过程被记录在案:当日军狼青犬发现我军踪迹时,板凳犬小组立即分成三个战斗单元。第一组4只板凳犬负责正面吸引注意力,其余两组则从两侧包抄,形成了经典的"品"字形包围圈。
4月初,在太行山区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对抗。日军出动了一支由15只狼青犬组成的搜索队,准备对一处八路军根据地进行搜剿。情报及时送达后,董翰良亲自指挥了这次反击战。他调集了40只板凳犬,分成10个作战小组,在山区设下多重埋伏。
战斗于4月8日凌晨打响。板凳犬小组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先由几组在东面制造动静,吸引日军狼青犬追击。当日军军犬深入预设战场后,其他板凳犬小组从四面八方发起突袭。这场战斗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最终击毙和重伤日军军犬11只,其余4只也在混乱中逃散。
5月下旬,板凳犬部队在山西展现出了其在夜战中的优势。一支日军狼青犬部队在夜间搜索时,遭遇了事先埋伏的板凳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体型小巧的板凳犬完全发挥出了优势。它们借助黑暗,悄无声息地接近目标,然后突然发起攻击。这次夜战中,日军6只军犬全部被制服,而板凳犬仅有3只受轻伤。
夏季,板凳犬部队开始在平原地区作战。6月中旬,在河北平原一带,板凳犬首次展示了其在开阔地带的作战能力。面对日军狼青犬的追击,板凳犬采用分散游走战术,利用其体型小、速度快的优势,不断消耗对手体力。当狼青犬疲惫时,板凳犬再集中优势兵力发起反击。
这种作战方式很快在各个战区推广开来。到1940年下半年,全国已有超过1000只板凳犬投入战斗。它们不仅在反军犬作战中发挥作用,还承担起侦察、警戒等多项任务。特别是在敌后游击战中,板凳犬凭借其良好的环境适应能力和隐蔽性,成为游击队的得力助手。
据不完全统计,仅1940年一年,板凳犬部队就参与了超过200次大小战斗,协助歼灭日军军犬150余只,有效限制了日军军犬部队的活动。更重要的是,由于板凳犬的存在,日军不得不改变了原有的军犬使用战术,大大减少了单独派出军犬搜索的行动,这为我军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板凳犬战术的推广与发展
1941年初,随着板凳犬战术的成功,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培训规模。董翰良受命在重庆设立了中央军犬训练总站,下设六个分站,分别位于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衡阳和长沙。各分站按照统一标准展开训练工作,同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重庆总站率先开展了板凳犬选种育种工作。董翰良从四川各地收集了大量土狗,经过严格筛选,选取符合作战要求的犬只进行繁育。他特别注重保持板凳犬的三个核心特征:体型小巧、动作敏捷、群居协作。通过科学育种,培育出的新一代板凳犬在这些方面都有显著提升。
昆明分站针对云贵高原的特殊地理环境,改进了训练方案。他们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地区设立训练场,强化板凳犬的高原适应能力。经过特殊训练的高原板凳犬不仅能适应稀薄空气,还能在复杂山地地形中快速行动,这为后来在滇西战场的作战提供了有力支持。
桂林分站则着重研究了板凳犬在丛林环境中的作战方式。他们发现,在密林中,板凳犬的小型体格反而成为优势,能够轻松穿越灌木丛和藤蔓。训练员特别加强了板凳犬的隐蔽行进能力,教会它们利用地形掩护接近敌方军犬。
1941年夏,衡阳分站创新性地开展了板凳犬水上作战训练。他们在湘江沿岸设立专门的训练基地,教导板凳犬学会游泳渡河、水中伏击等技能。这些水战技能在后来的长江流域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成都分站则专门研究改进了板凳犬的夜战能力。他们通过特殊训练,提高了板凳犬在黑暗中的方向感和协同作战能力。训练中发现,板凳犬在夜间的嗅觉和听觉比白天更加灵敏,这一特点被充分利用到夜间作战中。
1942年初,长沙分站开创性地将板凳犬用于运输支援任务。他们训练板凳犬携带轻型物资,利用其灵活的体型,穿越敌人封锁线为前线运送医药用品和情报。这种运用方式很快在其他战区推广开来。
到1942年底,全国板凳犬的数量已达到3000余只。为了提高训练效率,董翰良编写了《板凳犬训练进阶教程》,系统总结了各分站的创新经验。教程中详细记录了针对不同地形、不同任务的专门训练方法,并配有大量实战案例分析。
1943年,板凳犬的应用进一步扩大到特殊作战领域。在湘西地区,板凳犬开始配合游击队执行破坏敌后交通线的任务。它们能够悄无声息地靠近铁路,为游击队员打击敌人运输列车提供掩护。在川陕边区,板凳犬还被用于查找敌人地雷阵地,利用其灵敏的嗅觉探测爆炸物。
1944年,随着战事发展,各地分站开始交叉培训,互相借鉴经验。比如,昆明分站的高原训练方法被引入桂林,用于培训适应喀斯特地貌作战的板凳犬。成都分站的夜战训练技术也被其他分站采纳,使板凳犬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得到全面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