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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2月，毛主席收到一份报告，这是一份关于让黄克诚同志代理总参谋长职务的请示。毛主席毫不犹豫地批示：同意。
请大家注意，这是我军总参历史上最有意思的时刻，因为当时的总参不管是名义上的领导，还是实际上的领导，竟然多达四位。哪四位呢？总参谋长徐向前，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副总参谋长粟裕，再就是黄克诚。
为何有这么多领导的情况下，还要排位稍微靠后的黄克诚代行总长之责呢？原来，当时徐聂粟各位，都有各自的难处。
徐向前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任总参谋长，但是他在革命战争中积劳成疾，身体状况很不好，担任总长后大半年都没有到位，一直处于养病状态。1951年5月，抗美援朝形势紧张，徐向前拖着病体到苏联进行谈判，请求苏方提供一些军事援助。这趟异国之行加重了徐向前的疾病，回国后又病倒了，直接无法工作。总参谋长之职就由聂荣臻代理了。
聂荣臻代理总长期间，正好赶上抗美援朝。打仗可不光是作战指挥，征兵、训练、补充装备、军事工业、各个方向国防等事务，责任极重，事务极繁。聂荣臻那两年多时间里忙到没有时间休息，经常连续两三天不能睡觉。有一段时间，聂荣臻一到星期天（那时是星期天单休），就闭门谢客，除非有极其重大的事务，其余一切人都不见，小事由秘书代为处理。他呢？吃完早饭后倒头就睡，一睡就睡到下午四五点钟。后来因为抗美援朝军事事务实在太过繁重，中央军委取消了各大机关的公休，白加黑，连轴转。高强度的劳累摧毁了聂总的身体，有一次他吃完饭回到办公室，想坐下来休息一下，还没坐下，眼前一黑就摔倒了。
经检查，聂总的病是脑平衡神经失调、高血压、心脏病，必须严格卧床休息。聂荣臻半休息半工作，又坚持了一年多，到1953年春，朝鲜战场的压力减轻了，毛主席亲自过问，强令聂荣臻去休养治病，聂荣臻这才去杭州进行疗养。
粟裕呢？华东战事完成后，粟裕的身体也不行了，各种病，而且作战指挥压力常年超标，大事一毕，粟裕也进入休养状态了。到了1951年12月，因为总参缺少一位精于作战指挥的领导，毛主席和朱老总一直寄希望于徐向前，但徐向前身体迟迟不见好转，便请粟裕到军委工作，让他出任第二副总参谋长。1952年年初粟裕上任后，主管作战、训练及海空军和各特种兵的工作。那时，黄克诚是第三副总长。
粟裕虽说是第二副总长，但他主管的领域是总参排位靠前的，按照一般惯例，聂代总长因病无法到职，应该顺位由粟裕负责。但粟裕的身体健康仍然不乐观，去苏联治了半年病，仍然无法坚持长时间工作。
所以，1954年2月总参召开了一次关于调整领导分工的会议，对几位副总长的分工进一步做了明确，粟裕仍然分管原来的工作，但在聂荣臻休养时，并不代理总长工作。而由黄克诚代理。
黄克诚一听连连叫苦，对聂荣臻说聂老总我不行我不行。黄克诚不是谦虚，他在1953年6月时就已经向毛主席上书，请求再调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到总参协助聂、粟二位，毛主席不知何故，并没有回复黄克诚。
聂荣臻却知道其中的缘故，他胸有成竹地打了一个申请，经彭总同意后报给中央军委，呈毛主席审批，毛主席果然很痛快地就答应了。这样一来，总参排名前三的领导都没实际负责全面工作，而由排位第四的黄克诚代理，属实挺有意思。
个中什么玄虚呢？其实毛、彭、聂都有比较深远的考虑，只不过没有告诉黄克诚。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也能大致猜到，徐聂粟三位因病无法履职，固然是请黄克诚负责的一大原因，但并非全部原因，甚至连50%都占不到。
那么另一多半的原因是什么呢？这还要从黄克诚离开湖南说起。
1952年7月，黄克诚在湖南主持工作快三年了，这段时间大概是黄克诚人生中幸福感最高的，结束了战争，人民总算开始过上了和平稳定的生活，社会各界欣欣向荣。尤其是在故乡主持工作，尽自己所能为家乡父老做一些贡献，这大概是每个人的心愿。
就在黄克诚干得热火朝天时，中央突然来了调令，让他赴京担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长。黄克诚之前都没有接到任何中央领导打招呼，突然就要走，心里难免不舍。但黄克诚是一位极有组织纪律性的好干部，上级一声召唤，立即从命。
调动省一级负责人是非同小可的，会给一省一地的工作带来极大影响。中央肯付出这样的代价，自然有其道理。
原来，50年代初，我军后勤保障工作正处于历史性转变的时刻，需要一个极有担当、极有眼界、极会组织协调的人来担任总后勤部长。
什么历史性转变呢？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军的后勤保障工作有几个特点：穷、散、破。小就是系统小盘子小，后勤系统人力物力都很弱小，没有钱，也搞不起来军事工业。组织后勤供应也是分区筹措，比如华东野战军的后勤物资，就由华东局自己想办法，中央管不了，也管不起，没钱。而且那时中央和各大野战军的作战区互相隔绝，就算有钱有粮也送不过去，所以不成系统，各大军区有各大军区自己的办法。
当年华野纯粹靠老百姓、靠民工，所以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而四野因为占据了东北发达的工业区，辽沈战役时已经可以依靠铁路运输进行后勤保障了。
破就更不用说了，大部分武器装备都无法制造，重型武器全都取之于敌，新中国成立时搞阅兵，部队用的枪械都是万国造，有的甚至还是抗战时缴获的，破破烂烂。
新中国成立后，后勤保障不能还是这个样子，毛主席、朱老总和彭总商量，不会可以现学，就照着北方老大哥的模式来，人家有什么系统、有什么部门，咱们先照猫画虎，一步一步把现代后勤系统建立起来。这件事情几乎从零起步，很难，很累，也肯定会得罪人，这种事谁来干最合适？中央寻摸了一圈，还真就得黄克诚来干。
黄克诚战争年代坚持原则、敢于直言是出了名的，最主要的是，他极富有洞察力，能够先于别人判断出一件事的规律，先于别人提出正确的方略，这一点优长是毛主席极为看重的。
黄克诚到任之后，不急不躁地按照调研、判断、整合、破立的步骤，一步步把总后勤部的工作规范起来，他明白，这是新中国开创性的事情，并不比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轻松，越是形势严峻任务繁重他越沉得住气，周恩来尤其称赞他会办事、会抓总。
上任不久黄克诚就开始干得罪人的事了。
旧的后勤保障模式与新的后勤系统建设，运行起来有不少问题，比如物资重新归类、归属，原来属于某军区的要上调给中央，原来某军区富余的要调拨给紧缺的军区，很多军区领导不舍得给。黄克诚花了极大精力找他们做工作，都是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同志，出生入死走过来，大家有交情，但越是有交情越是不好说，这个过程黄克诚没少得罪人。
最得罪人的是处理浪费问题。1953年初，黄克诚拿到一份报告，报告中说华东、华北、中南、装甲兵司令部下发的单位，存在木材遭水浸泡报废、油料存储不当变质、炸弹和水雷生锈、家具损坏等普遍性问题。
黄克诚很明白，一个两个问题或许是底层保管人员的责任，但大量的、普遍性问题出现，就是领导的责任了。该怎么办？很棘手。华东、华北、中南大区的领导人，都是位高望重的一方之帅，黄克诚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给各大局、各大区司令员政委致信，提醒他们一定要好好整治自己的系统。尤其是各区普遍存在的重财轻物的问题，不管那些东西是不是从国民党军手是缴获过来，现在都是人民的财产，不能随意浪费。
经过他大力整治，这种现象得到有力扭转。
对总后卫生部的整治，更是凸显了黄克诚的担当精神。一直以来，卫生部有双重隶属关系，既向军委报告业务工作，平时又隶属于总后勤部建制。双重隶属其实本身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对错，这是革命战争年代长期形成的指挥关系。但总后建立起来正规系统之后，卫生部再多头请示，就容易出现打乱仗的情况。
黄克诚有一次检查部队工作时发现，部队正在组织一项全军性的卫生评比竞赛活动，其中有部队营房一百米不准有草、人均灭鼠一至三只、夏秋捕杀昆虫人均五千到八千只等等，战士们起早贪黑搞这些活动，对军事训练中心工作有一定影响。
黄克诚奇怪地问这项工作是谁部置的，下面部队说是卫生部。黄克诚很是恼火，因为彭总已经指示过，全军今年不必搞卫生大竞赛评比活动，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训练上，搞卫生清洁工作可以作为日常工作。
回去一问，原来是卫生部搞双重汇报习惯了，有时有些业务工作不经过总后勤部同意就下发命令了。卫生部的出发点是好的，搞搞卫生也有利于官兵的健康，但做什么事都要讲究统一，否则就乱了。黄克诚当即向军委和毛主席建议，必须彻底理清卫生部的隶属关系，否则越这样下去越乱。
毛主席亲自审阅了黄克诚的报告，对他的远见深表同意，此后，卫生部就专门归到总后勤部之下，不再是双重隶属。类似的问题迎刃而解，再也没有出现过。
破旧立新是得罪人的活，也是水磨工夫的活计，一般人真的干不了。所以1954年总参确定代理总长人选时，毛主席和聂荣臻不约而同选择了黄克诚。
明眼人可能看出来了，黄克诚的主要任务不是抓总后的工作吗？怎么又让他负责总参工作，顾得过来吗？顾不过来是肯定的，毛主席另有深虑。
原来，1954年前后，全军各大军兵种、各个系统都在搞大规模的建设，各大军兵种、部门的负责人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他们都很有雄心、很有信心，决心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本系统本领域的建设推向很高水平。
这是好事，但好事需要一个最大的支持：财力。
当时各军兵种、各部门都拟定了雄心勃勃的建设计划，向中央军委呈报。毛主席看了之后很感为难，拿去问过黄克诚问能不能干得过来，黄克诚摇摇头说经费额太大。又问周总理，周总理也感为难，短时间绝对办不了这么多大事。
但总得办。比如说海军提出的尽快发展成规模的海军舰队，这是必须要办的。但花钱太多，预算报到军委，都感觉太难下手。
类似的事情当时比比皆是。毛主席让黄克诚负责总参工作，同是负责总后，其实就是给黄克诚身份加持，让他以更强有力的资格去解决、平衡这些难题。
黄克诚很快就明白了。代理总参后，不久即召开各军兵种、各大区负责领导的高级会议，讨论建设任务。他的核心思路就是，花最小的钱，办最快的、最容易见效的事，同时还要兼顾长远，该打基础的事也要开始办。
这种事比整治几个部门、升罢几个干部的难度，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既要有统筹大局的眼界和头脑，也要有敢于得罪人的担当。纵使是惯于开山破石的黄克诚，也感觉十分为难。压缩谁的预算呢？太难了。
正在这时，彭总意外地给黄克诚来了个助攻。
原来，彭总视察辽东、山东的边防建设之后，感觉比较薄弱，不符合国防基本要求，于是指示各部门对辽东、山东、上海、舟山、海南等地国防工事进行大修，计划五年内完成。
黄克诚得知这一计划后，感到这个工程太过浩大，于是责成总参、总后相关部门进行综合调研和评估，主要是拿出准确的预算和工期。黄克诚这样做是顶着风险的，因为彭总已经定了调了要干，这个时候去调研，显然是不同意彭总的意见。但黄克诚还是坚持做完了调研，后来形成一个综合报告，呈给彭总看。彭总一看，果然太大太急，也怪自己当初没有好好估计，五年之内若是把这么多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国防工程上，其他领域怕是连锅都揭不开了。
彭总也是非常务实的人，马上命令有关部门，压缩减小建设项目，延长时间，量力而为。
这件事传开，赢得了全军的交口称赞。有了这件事打底，黄克诚找各军兵种、各部门压缩预算、调整控制建设项目，就更加顺利了。
此后黄克诚兼理总参、总后两个部门的工作，尤其是掌管全军财政，谁再也说不出什么了。毛主席用黄克诚当这个“官”，真是对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