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桑代克的猹
编辑 | 桑代克的猹
夏的《复活》:革命
夏衍的《复活》以“革命”为主题，剧本紧紧抓住时代与人物命运的关系主要围绕喀秋沙与社会环境的抗争展开，若力揭示社会环境与个人命运的矛盾。
主人公在环境的压迫下堕落，在与环境的抗争中恢复善良的人性，并由此萌生革命意识，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而获得复活。主人公要恢复被压损的人性就必须进行革命斗争，“革命”是全剧的核心主题
以大众命运控诉社会罪恶夏衍提到:“我只写一些出身不同，教养不同，性格不同，但是基本都同具着一颗善良的心的人物，被放置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面。他们如何蹉跌，如何创伤，如何爱憎，如何悔恨，乃至如何达到了一个可能到达的结果。”
“在创作中夏衍主要展现社会环境与人物命运的关系，并挖掘其中的矛盾。因而在剧本的组织上，夏衍本《复活》主要围绕喀秋莎的命运展开，他并未选取生活的突变状态以戏剧冲突的紧张剧烈去震慑人心，而是选择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构建戏剧冲突，以内在情绪的紧张性和吸引力去冲击人心。
夏衍的《复活》分为六幕，结构上按小说情节发生的事件顺序展开，第一幕至第三幕第一场是喀秋沙受审前的情节，自第三幕第二场才是小说开始的情节。
剧本以巴洛洼村复活节两个仆人的日常对话静静开幕，表面上写在复活节一个花花公子与一个纯真少女的风流韵事。而实际上，夏衍通过对日常生活的铺叙，描绘出人物和社会环境之间的根本冲突，将戏剧冲突的矛盾双方搬上了舞台。
作为矛盾一方的社会环境，被夏衍隐藏在剧本的背后，只是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出现在剧作表层上表现的只有冲突的另一方，即公爵与喀秋沙的情感纠葛和命运变化，人物命运的变化成为戏剧冲突的外在体现。
不同于田汉以大段充满激情的独白直接道出人物内心的情感冲突，夏衍本《复活》中的对话十分简短，剧本以简练的台词展现社会环境对人物命运的影响。
喀秋沙单纯美好的愿望随着公爵火车的离去而破碎，她歇斯底里地控诉:“全是欺骗!欺骗我，欺骗我，可是，我不是一个坏人啊。”
贵族的驱赶迫使她从一个纯真少女沦为一个放荡的妓女，失去了对爱情和上帝的信仰，法庭的误判更让她身陷图固被迫流放，她不满不公的命运却又找不出造成自身悲剧的原因。
夏衍在剧本中借公爵之口对此做出了解释，道出了其中的社会原因，公爵与伊格纳底争辩道:“今天应该判罪的在这儿，是我，是我们，不是那个无辜的女人。”
夏衍以略秋沙的命运悲剧揭示了社会环境的黑暗，用简洁的台词有力地控诉了社会环境的罪责。
同时，夏衍借用动作、表情等勾画出人物强烈丰富的内心活动，还以丰富的细节描写和大量的留白进一步加深了剧本揭露和控诉的力度，以有限的外在的“形”传达出无限丰富的内在的“神”。
公爵与喀秋沙的第一次监狱会面，表面上平静无波实则暗潮涌动。面对公爵的忏悔，喀秋沙表面上摆出一副无所谓的姿态，但抽烟、粗鲁地瑞灭烟尾、拼命喝酒等举动无不在表露她内心激烈地情感波动，展示社会环境对她的深刻影响。
而公爵的“全身战栗”和“避开视线”不仅揭示着喀秋沙的改变带给他的冲击，更从侧面显示了社会环境的巨大影响力。
上流社会环境让公爵和喀秋沙堕落，造成了喀秋沙的命运悲剧，同时也阻碍他们恢复善良的人性。
看护长的怀疑、埃斯狄若夫的栽赃嫁祸和法律的不公正让喀秋沙的转变困难重重，也让公爵动摇，剧本以此强烈控诉了社会的罪恶。
主人公要复活就必须借助更为强大的力量与环境相抗争革命者的引导成为推动主人公复活的重要力量。
革命者推动着两人的转变,维拉的关爱让喀秋莎重拾希望她的话也让公爵再次坚定了信心。在与革命者的相处中，喀秋莎和公爵都逐渐认识到造成底层民众悲剧命运的社会原因，决心从小我中解脱出来去帮助更多受难的人。
呼唤人民以革命斗争的方式复活在改编《复活》时，夏衍主要致力于社会罪恶的揭示和清除上。
剧本在追问造成喀秋沙命运悲剧的原因中，着力揭示了黑暗的社会环境与人物命运的关系，让革命成为主人公获得复活的必然选择，以此呼唤人民以革命斗争的方式复活腐朽的上流社会阻碍了主人公恢复善良的人性。
革命者则帮助主人公与上流社会相抗争，最终在革命者的引导下,主人公在与上流社会的抗争中完成人性的复活虽然夏衍主要依据小说中揭示上流社会罪恶的内容进行改编，但是夏衍与托尔斯泰对社会罪恶的理解却不相同。
小说以公爵与喀秋莎的矛盾展示了贵族与农奴的矛盾，并且将两个阶级的矛盾转化为个人享乐与宗教道德要求之间的矛盾，以此指出社会罪责的根源在于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带来的贵族阶级对宗教信仰的背离。
因而小说《复活》虽然也在公爵的忏悔中对社会的黑暗进行了揭露，但是托尔斯泰并不支持以革命的方式清除社会的黑暗，而是将赎罪的希望寄托在人格的完善中。
托尔斯泰以公爵和喀秋沙代表贵族和农奴，让两人在为对方牺牲的过程中解决矛盾，获得精神的复活，以此将宗教的忏悔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办法。
而夏衍将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作为社会矛盾的根源，将喀秋沙的命运悲剧归罪于腐朽社会环境的压迫,支持人民以革命的方式获得新生。
因而他要表现的“复活”:“使压损(strain)了的物体恢复原状，使为适应“社会’这座怪的机器而变形变性了的曾经叫做“人’的动物回复到平直，朴质，具有正常感觉的有人性的Humanbeing(人)。”
在剧本中，力揭示上流社会环境对人的压迫，将忏悔改换为具有控诉意味的忏悔。他强调上流社会环境对个人的损害，将人的力量导向对社会的批判和环境的否定。
主人公要获得人性的复活，就必须要与压迫他们的社会环境相抗争，显示了主人公参与革命斗争的必然性。
夏衍的《复活》主要围绕喀秋沙命运的变化展开，将公爵与喀秋沙堕落的责任推向现实的社会环境，以喀秋沙的坎坷命运控诉了社会的罪恶，以精心刻画的细节和动作增强了剧作的控诉力度。
同时，夏衍还让男女主人公在革命力量的帮助下恢复善良人性，获得革命意识的觉醒而复活，从而将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宗教意义上的灵魂的复活，变成经过生活磨难和精神洗礼之后的人的新觉醒和新希望。最终在革命者的引导下，主人公都冲出个人情感的旋涡，汇入革命斗争的洪流之中，踏上了革命斗争的道路。
剧本以此强调了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必要性，呼唤人民以革命斗争的方式获得新生，自觉地承担起革命的任务。这既表现出了夏衍对大众苦难命运的深刻同情和思考，也让原本宗教意义上的复活转变成为具有革命意义的复活，“革命”成为剧作的主题。
综上可知，托尔斯泰、田汉和夏衍的《复活》主题各不相同，实质上反映了三人对于“忏悔”的不同解读。
托尔斯泰将忏悔理解为解决个人和社会问题的终极方法，而田汉和夏衍则分别将忏悔作为追求人格完善和控诉社会罪贵的手段在小说《复活》中，托尔斯泰以个人的忏悔反观了俄国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揭示了俄国社会的种种罪恶。
但他又鼓吹“不以暴力抗恶”不支持革命者的暴力反抗，而是将解决社会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宗教上。他让男女主人公通过忏悔走向灵魂的复活，体现了人性由沦丧到复归的过程，并将忏悔由个人忏悔发展到群体忏悔，将虔诚的宗教信仰作为解决问题的终极手段。
由此可见托尔斯泰在对社会问题认识上存在矛盾，一方面他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撕下了一切假的面具，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摆脱宗教思想的桎梏，只能在宗教之中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
田汉和夏衍都意识到了小说《复活》中的怀悔氛围和思想矛盾，为了更好地传达自己的改编主题，两人在改编时都重新审视了原著中的忏梅思想，发掘了忏悔背后指向革命的可能。
在改编剧本中，两人都将忏悔作为揭示罪责的方式，都在革命斗争的前提下指出清除罪恶的途径。
宁静致远
人性善的人，始终活的比别人快乐。而那些恶人，活着比别人痛苦，因为他没用选择权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