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十四年秋，一场寻常的贪腐案震动朝堂。户部侍郎王元琰受贿事发，本可依律处置的普通案件，却在李林甫的操控下，成为击垮宰相张九龄的关键棋子。当唐玄宗将张九龄罢相的诏书掷出时，这位开元盛世最后的文治领袖不会料到，自己竟败在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陷阱之中。
张九龄与李林甫的斗争，本质是开元后期文治派与实务派的路线之争。张九龄秉持“科举取士，德行为先”的理念，其麾下的严挺之、周子谅等皆为科举精英；而李林甫代表的“吏僚集团”，则倚仗行政效率与财政能力。
二者矛盾在牛仙客入相事件中彻底激化——张九龄以“边将不宜骤升”反对，李林甫却私下进言：“天子用人，何拘常格？”此番较量，暴露出唐玄宗晚年对务实官僚的倾斜。
李林甫扳倒张九龄的核心策略，在于精准利用其性格弱点。他深知张九龄重情义、护门生的特点，遂从刑部侍郎严挺之入手：
敦煌出土的《开元二十四年御史台牒》显示，所谓“严挺之说情”的证据，实为李林甫党羽伪造的往来书信。这种缜密的构陷手段，连当时的三司官员都被蒙蔽。
张九龄的失势，更深层源于唐玄宗的心理转变。开元盛世后期，皇帝对“清流空谈”愈发不耐。当张九龄以“王道”劝阻废太子时，玄宗曾怒斥：“卿言皆书本，不达时变！”李林甫则抓住这种心态，在朔方军粮草案中，仅用十日便追回二十万石亏空，与张九龄“需三月核查”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效率至上的作风，正契合玄宗晚年“重实轻虚”的治国取向。
洛阳出土的《李林甫家书》残卷显示，其曾指示党羽：“九龄门生，皆外放岭表。”这种系统性清洗，使科举文官集团二十年内再未能进入权力核心。
张九龄的倒台，标志着开元文治路线的终结。李林甫随后推行的“节度使世袭”“计相专权”等政策，虽短期内提升行政效能，却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天宝年间的进士及第者中，63%最终投效安禄山集团——这或许是对李林甫“去文崇吏”政策最讽刺的回应。
当马嵬驿兵变的火光映红天际时，流亡的唐玄宗或许才惊觉：那个被他亲手驱逐的岭南文士，才是盛世最好的守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