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张闻天的妻子刘英获准回到北京探亲。在一场追悼会上，刘英环顾左右，看见了年近七旬的王震。
两人四目相对，还没等刘英迈步，王震就急切走到刘英身边，将刘英拉到了一个僻静地方，对她说：“刘英同志，我们都很关心闻天同志，也知道闻天同志的情况刻不容缓。你回到肇庆以后，赶紧让他亲自写一封请求参加工作的信，然后呈给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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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不解：“写信有用吗？之前就写过几封，可终是石沉大海，没了下文。”
王震又说：“有用的，刘英同志。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如今中央正是用人之际，况且苏联的威胁也不复存在，中央会考虑起用闻天同志的。”
听完王震的解释，刘英憔悴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几天之后，她立刻收拾行囊，乘火车返回了广东肇庆。
一代理论家、政治家张闻天曾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为何会被遣送至肇庆呢？这次他能否被重新起用呢？
遣送肇庆在广东肇庆，有一条蜿蜒曲折的西江直穿而过。江水滔滔，奔流而去，不知冲刷了多少礁石。
1969年10月31日傍晚，秋风习习，隐约中能觉察出一丝冬日的寒意。
空中的细雨，落在街道的青石地板上，滴答、滴答，犹如一曲动人的音乐小调。街上的行人寥寥无几，显得一片萧瑟和荒凉。
突然，几声喇叭应声循来，原是一辆军用吉普车和一辆解放牌货车匆匆驶进了肇庆城内。
吉普车不作停留，一直开到了市郊的牛岗山下戛然而止，后面的货车尾随而至。货车打开栏板，跳下了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吉普车下来了一位高瘦的老人，他用手推了推压在鼻梁上的圆框眼镜，抬头一看，发现群山环绕，口中则喃喃自语：“怎么送到这个地方来了？”
这位老人不是别人，正是党内的理论大家张闻天。
建国后，因在庐山时仗义执言，张闻天便一直受到打压。
尽管还处于政治中心北京，却赋闲在家，只谋到了调查研究员的职务。
十年运动期间，张闻天因前尘往事，又被揪出。
1968年5月，张闻天甚至到了要被监护审查的地步，不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都经受了不小的摧残。
等到了次年的10月20日，张闻天和夫人刘英被带到了审讯室。
随后，一位中办副主任前来宣布对张闻天的处置：经中央决定，张闻天同志的监护可以解除（这代表他的处境有了改善），其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言外之意没有里通外国的嫌疑）。
当前战备紧张，需要紧急疏散，因而将其遣散到“广东中小城市”（具体的处置），限其三天内启程，不得有误。
当时中苏关系正处于最紧张的时期，中央为了留后路，开展了大三线建设，在人事安排上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将一部分老同志安放到祖国南方和西南地区，以备不时之需。
不过，对于张闻天，中央也提了几点要求，一是不要以真名示人，二是除了直系亲属，不要和外界联系。
10月24日，在期限的最后一天，张闻天在专案组的监送下，同妻子带上了年仅10岁的养女小倩，坐上了“北京——广州”的特快列车。
临走前，张闻天还不时望了几眼。
5天后，张闻天便抵达了肇庆郊外的牛岗山。
组织上将张闻天交给了广州军区，军区则将张闻天安置到肇庆军分区干部宿舍。
宿舍大院坐落于牛岗山的半坡一块较大的空地上，从山脚到宿舍有一条两里路的小道。
小道坑坑洼洼，即便有护送人员的搀扶，患有心脏病的张闻天还是休息了几分钟，含了一片硝酸甘油，方才启程。
在宿舍大院，张闻天共度过了6年的时光，写下了几万字的著作。
肇庆生活肇庆，对于张闻天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军区根据军委的指示，和肇庆军分区的领导、干部都打过招呼，不要与张闻天和刘英有过多的来往。
除此之外，内部还有一项规定：保卫科每月要将张闻天的思想情况上报。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小雅·鹤鸣》中的这两句就是张闻天名字的出处，可定居肇庆，张闻天不得不改一个名字。
叫什么名呢？一时之间，张闻天也不知道。
11月时，全家暂时安顿下来，养女小倩要补办上学手续，学校寄来了一张入学简表，要填上父母的名字。
军分区本想借用几十年前，张闻天革命时期“洛甫”二字。
可张闻天知道后，却说：“几十年前的洛甫早已不在，如今我是一个普通群众，就填上张普吧。”
此后，这个名字一直伴随他到生命的终点。
七十年代的张闻天也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患有严重的冠心病，血压值高达200mm/Hg以上。几年前的审讯更是耗尽了他的精力。
肇庆的冬天不是很冷，他也经受不住。
为了取暖，他只能用破脸盆当炭炉。
那时，肇庆还没有无烟煤，木炭一经点着，烟雾缭绕，呛得他连连咳嗽。
像他这样的老同志，全国还有不少，信阳的王稼祥就是一个。
他的情况比张闻天更差，患有急性肺炎的王稼祥在给中央写信后，获得批准返回北京接受治疗。
期间，王震常常看望，还鼓励王稼祥给中央写信，请求参加工作。
这一事情，远在肇庆的张闻天当然也知道。
于是从1972年开始，张闻天多次向中央写信，要求回到北京。
比如在4月份，信中提到：“早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解决我的问题。”
至于平日的生活，张闻天说自己“非常孤寂，全军区没几个人和我们两口子说话，精神上因此感到十分苦闷。”
言辞恳恳，语调切切，尽显低姿态，可是这封信还是没有回声。
时间来到1974年，刘英借探亲的名义回到北京，见到了王震，便有了开头的一幕。
王震和张闻天两人并不归属一个系统，在革命年代也很少有过深入的交际，充其量是只听说有这么个人。
王震是工人出身，却很喜欢读书，尤其是喜欢懂得马列主义的理论大家。
张闻天有过留苏经历，懂外语，是党内有名的笔杆子，发表过许多高头讲章。这一点，王震很佩服张闻天。
尤其是在中央派王震去南泥湾屯田之际，善于搞调查的张闻天曾在南泥湾小住过一段时间，两人这才共事。
所以当王震见到刘英，他那颗行侠仗义的心驱使他向刘英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刘英回到肇庆以后，转述了王震的意见。
1974年10月18日，张闻天又给毛主席写了信，表示：“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再不济允许自己到各地参观学习。”
可毛主席觉得他历练不够，就让身边人批复：“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这个批示一传达，张闻天回到北京的愿望破灭了。
万般无奈之下，张闻天于1974年12月2日又给中央写信，要求住在家乡上海为养老地点。
可上海作为另一个仅次于北京的政治副中心，显然不适合张闻天。
五个月过去，情急的张闻天只好于1975年4月28日致函中央组织部：“提出若上海不行，可去苏州或无锡。”这下，他的要求得到了批准。
8月21日，张闻天接到迁居无锡的通知，就立即将借公家的家具一一清点送还。隔日，他又把从北京带来的一套20册线装书《国史列传》，赠送给了肇庆市政府。毕竟他在肇庆生活，也没少得到肇庆市政府的帮助。
24日上午，张闻天一家在广东省委组织部派出的两名干部护送下，坐上了开往上海的特快列车。
第二天，张闻天就踏上了无锡的土地。可惜的是，张闻天只在无锡生活了十个月，就在1976年7月1日，因心脏病突发而病逝。他没能等到云开月明的那天，也没能重新出山。
肇庆文稿张闻天，身处于牛岗山，心却在审视着天下。在牛岗山的行人小道上，长满了郁郁葱葱的相思树。
张闻天每天晚餐过后，都要在此散步。
他想不通，为何现在会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中央允许他看书和学习，张闻天就把肇庆的牛岗山宿舍当作潜心书屋。
为此，他重新找来了马恩等人的著作，将旧台历和练习本裁剪为笔记卡片，并分门别类保管起来。
可是由于笔下的文字和意识形态不符，甚至有些地方还很对立。
张闻天不得不采用了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手段。
写作时故意拧开收音机，麻痹看护们的注意力。时不时还让刘英在门外放风，一有情况就及时用暗号通知他。
在极端不利的情况，张闻天写下了《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下的专政和经济》等多篇具有时代跨越性的文章。
这些文稿统称为“肇庆文稿”，共计8万多字。字数不是很多，却言简意赅剖析了社会现象，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肇庆文稿”经受了历史的检验，某些基本观点得到了现实的验证，成为国家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肇庆文稿”的留存得到了王震的帮助。如果没有王震，张闻天的思想不会重现人间。
在肇庆的后几年，中央同意了张闻天参观学习的请求。
因而张闻天并没有埋头写作，或者说参观工厂正是为了写作积累资料。
从1974年开始，张闻天就多次来到肇庆通用机械厂，兴致勃勃看了一个又一个的车间。
11月，张闻天又来到广州，参观了新的火车站、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在新火车站，他询问了设备情况，浏览了地下室。
在交易会，他用了两个小时仔细观察了机械工业和农业这两个展览馆。
每次参观，他都带上了笔和本，记下工人们的心声。
结语：岁月悠悠，几度沧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张闻天在不自由的情况，仍然为国操劳，为民尽心，留下了“肇庆文稿”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这个意义上，他就无愧于政治家、理论家的名号。
1979年8月25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追悼张闻天大会，陈云亲自主持，邓公则致悼词，称赞“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党爱民的一生”，洗刷了张闻天身上的冤屈。
参考资料
《说不尽的张闻天》 中央文献出版社 程中原
《王震传》 人民出版社
《身处逆境高风亮节--张闻天流放肇庆二三事》 红广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