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中旬，政治局在怀仁堂召开两次碰头会议，在当时被称作“二月逆流”，后面被澄清为“二月抗争”。这主要是以谭震林、陈老总、叶帅等“三老四帅”，对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人进行的公开抗争。

之所以当时被称为“逆流”，主要是因为张春桥等人，向未参会的毛主席，转述陈老总等人的讲话，故意夸大其词，使得毛主席产生错误判断。毛主席非常恼怒，甚至说出“把王明请回来”的气话。

当陈老总得知毛主席说自己“要请王明”时，顿时大惊失色。为何毛主席一提到王明的名字，陈老总就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王明的“能量“如此之大吗？

从井冈山革命时期，就与毛主席一起共事的陈老总，十分了解毛主席曾经的坎坷经历，并有感同身受的体会。下面举三个例子，大家就能明白，王明当权时的情形和下面人的心情了。

第一件是长征结束，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是闻“肃反”色变。那时刚到陕北，痛击追兵的战斗刚打完，毛主席下午听说陕北苏区正在搞“肃反”，下午就以中央的名义，派人和发电报传达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刀下留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从这些文字和标点符号，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的内心有多焦急。而当年在中央苏区搞类似事件的幕后指使，正是王明。

第二件，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乘飞机回国。毛主席表示热烈欢迎，亲领张闻天、朱老总等人，到机场迎接。这是极为罕见的郑重。毛主席不计前嫌，让王明负责指导西北局的工作。

没想到，王明还是那个王明。一天，实在受不了王明夸夸其谈、胡乱指挥的高岗（时任西北局书记），找到毛主席，说：“我还以为苏联飞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东西，没想到是祸从天降。”高岗没有指名道姓，但毛主席一听就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这是讲王明。

类似“祸从天降”感受，他曾经也感受过，所以特别理解。于是很快，负责指导西北局工作的人，就从王明换成任弼时了。

第三件，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期间，毛主席派人把居住南昌的贺子珍，请到庐山上来叙旧。这对患难夫妻，已经二十多年没见面了。毛主席人生最艰难、受尽打压的那几年，贺子珍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可惜这对“同志夫妻”，却在1937年，因种种原因分手，即便毛主席流着泪进行再三挽留，也没能成功。

再次重逢，贺子珍泪流不止，两人的对话交流十分简短。其中，就有关于王明的。贺子珍告诉毛主席，要当心王明害他。贺子珍看到毛主席桌上放着的安眠药时，还说这是毒药，不要吃药、不要吃药，这是王明在害人。

其实王明当时去苏联治病多年了，一直没有回来；在我们内部也没什么地位，已经跟毛主席完全没法比了。贺子珍的精神虽然有些问题（早年在苏联时留下的），但这也能从侧面看出，“王明”在贺子珍心里，对毛主席的危害有多大，他犹如一个梦魇符号。深爱着、无比尊敬毛主席的贺子珍，不希望毛主席再受到“王明”的伤害。

1967年2月中旬，“三老四帅”在怀仁堂慷慨激昂地发表着意见，反对张春桥之流“只要运动，不要其他”的行径。

开完会的当天晚上，张春桥等人整理好《会议记录》，并让江青给毛主席汇报。起初，毛主席是抽着烟，静静地听，时而哂笑。

一旁的张春桥、姚文元，见火候不对，立即出面挑拨，说陈老总讲起斯大林晚年重用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使劲吹捧斯大林，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又如何的事。张春桥明里暗里，说陈老总是在影射毛主席。

毛主席越听脸色越阴沉，带着明显的怒意大声说道：“怎么？陈毅这是要把王明请回来吗？”陈老总从他人口中，听到毛主席说自己要把王明请回来时，顿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便给毛主席写去一封信，要求面谈，澄清事实，消除误会。

过去遇到类似的困难，陈老总求见都很快得到毛主席的同意。可是这回，信发出去几天，都没有回复。陈老总焦虑万分，又鼓起勇气写去一封信。这次有回信了，但还是没同意见面。

其实只要看信的开头第一句，就能知道毛主席见不见、什么态度，“历来犯错误的改也难”。这让陈老总的心凉了半截，但信的结尾写到“见面有期，稍安勿躁”。这又让陈老总的心放回肚里。

在1966年到1972年，毛主席与陈毅这对老战友之间，存在了不少误会；怀仁堂只是其中一件。毛主席几次三番说要保陈老总，又在陈老总临终前和去世后，给予莫大的肯定。这样的交往，中间虽有波折，但好歹善始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