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明孝宗朱祐樘之所以在史书上被誉为皇帝的典范，就是因为他重用以刘健、李东阳为首的清流内阁，在执政的十八年中创造了“弘治中兴”的盛世。然而到了弘治末年，他却改变一贯重用以刘健、李东阳为首的内阁的态度，反而重用了左都御史戴珊和兵部尚书刘大夏。朱祐樘重用刘大夏的原因，前文已经进行了分析，这里不再赘述。而他重用戴珊的原因，却是非常深刻的，不但关系到明朝朝廷政治架构的调整，也关系到明朝的未来。本文下面就以这个话题作为探讨，看看朱祐樘重用戴珊的目的是什么？

戴珊是明朝弘治年间的左都御史，执掌都察院，是能够越过内阁直接弹劾大臣的首席监察官员。都察院在明朝非常重要，是御史监察百官的重要部门，也是朝廷反贪腐的第一机构。所以左都御史作为都察院的掌舵者，在朝廷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在戴珊之前，明朝左都御史多不受重用，皇帝喜欢用东厂和锦衣卫来监察百官，御史在朝中的话语权很低。尤其是在朱祐樘之父朱见深在位时，特务政治占据主流。朱见深让御马监太监汪直建立西厂监察百官，三边总督王越代理左都御史，这使都察院的职能形同虚设。

在弘治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察院在朝廷中的地位也很尴尬。这个部门名义上是监察机构之首，但左都御史的话语权却在内阁和六部之下，监察百官方面也比不上东厂和锦衣卫。正是因为如此，朝廷中的官僚集团利益链盘根错节，给朝政腐败带来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到了弘治十三年，为了解决腐败问题，朱祐樘启用戴珊出任左都御史，对其非常重用，开始了整治朝廷腐败的历程。当时朱祐樘对戴珊的倚重甚至超过了内阁，他经常让戴珊单独奏对，采纳他的建议。当戴珊与内阁发生冲突时，他也偏重戴珊的意见，让内阁一时下不来台。

朱祐樘重用戴珊是让很多大臣感到诧异的，因为戴珊不论从资历上看，还是从政绩上看，他都没有资格出任这个职务。戴珊是天顺八年的进士，与李东阳、刘大夏等人同年，但是他的政绩却不如这两位。他在成化年间做过几任监察御史，但没有什么明显政绩。后来他又做了学政，凭着熬资历升任陕西按察副使、浙江按察使、福建左右布政使等职。弘治初年，他被吏部尚书王恕推荐，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职务，抚治郧阳各地。在此期间他最大的政绩，就是组织四川和陕西的军队平定了流寇野王刚。

弘治四年戴珊入朝出任刑部右侍郎，几年后升刑部左侍郎。在此期间他会同太监陈宽、锦衣卫指挥同知王竚共同处理的宁化王朱锺鈵，这也是他当左都御史之前最大的政绩。此后他升任刑部尚书，直到弘治十三年转任左都御史。从这些履历看，戴珊完全是老老实实的官员，一步一个坑，没有什么显赫的政绩，也没犯过什么错。什么样的官都做过，但都做得不久，是典型的官场万金油。他当御史的时间很短，而且距离当左都御史已经近三十年了。可以说朱祐樘让他回到都察院，从各方面看都是非常令人意外的。

从资历而言，他更是不如马文升等老臣，执掌都察院总是欠缺一些威信。以政治出身而言，戴珊也不是朱祐樘一贯倚重的东宫、翰林院、国子监等清流部门出身，而是典型的浊流官员。如果按照弘治前十几年的任官惯例，左都御史怎么都轮不到戴珊。可朱祐樘就这么意外的任命了戴珊，而且是非常的重用，多次叫到书房单独奏对。戴珊曾多次以年老为由请求致仕，朱祐樘都没有答应，而且亲自做思想工作，劝戴珊留下来。戴珊甚至让刘大夏帮他说情，朱祐樘也不同意，可见戴珊当时受到重用的程度。

在朱祐樘执政的十八年间，能够单独到书房奏对几乎成了内阁大臣们的特权。哪怕是六部第一人的吏部尚书王恕、马文升等老臣，也没有这样的机会。戴珊作为浊流官熬资历出身，又没有显赫的功绩，却后来居上被朱祐樘重用，让很多历史爱好者感到不解。有的人认为当时朱祐樘面对明朝官场的腐败，有点病急乱投医，所以选择了戴珊作为左都御史。也有的人认为，戴珊出任按察使时主要管的是学政，发掘了一批人才，在民间的声誉不错。还有人认为，戴珊性情耿直，敢于对抗权贵，是最被朱祐樘看重的地方。

从史料来分析，上述这些原因都与戴珊被重用有关，但都不是其核心原因。从当时的整个政治背景来看，朱祐樘对戴珊的重用到了托付天下的地步，显然不是简单的职位提拔。从史料中戴珊辞官时，朱祐樘挽留的对话来看，戴珊在朱祐樘的心中地位不下于内阁首辅刘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呢？结合当时的一些史料分析，朱祐樘重用戴珊，是他再次改革明朝政治架构的一种布局。戴珊出任左都御史后，有两件案子非常值得重视。其中一件是辽东张天祥杀良冒功案，第二件是给事中吴蕣、王盖弹劾马文升和戴珊案。

前文讲过，张天祥杀良冒功案本是以刘健为首的内阁排挤武官将领的案子，但因为处置案子的大理寺左少卿吴一贯、监察御史王献臣、余濂、锦衣卫指挥检事杨玉等人都偏向内阁，让明孝宗朱祐樘很不满。于是此案最终发展成了以刘健内阁为首的新官僚集团，与皇帝朱祐樘的政治斗争。这个案子本身与戴珊没有关系，但是在处罚吴一贯等人的结论时，朱祐樘却采纳了戴珊的建议，没有将吴一贯等人一棍打死，而是贬官到地方，留下了起复的余地。而作为案件的主要审核机构，刘健为首的内阁却受到朱祐樘的训斥，这是很少见。

在给事中吴蕣、王盖弹劾马文升和戴珊案中，朱祐樘的表现更是夸张，直接就偏袒了戴珊，甚至想要将吴蕣和王盖处以极刑。当时内阁首辅刘健出面说情，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被训斥了一顿，让人感到非常意外。这件案子很有意思，里面的疑点颇多。事情发生在弘治十七年，按照明朝朝廷的规矩要进行京察，也就是对全国中下级官员的工作业绩进行考核，考核的负责人正是吏部尚书马文升和左都御史戴珊。京察刚要开始，给事中吴蕣、王盖便上书弹劾马文升和戴珊，说他们徇私舞弊，还说戴珊的老婆收受贿赂。

这一下案子就大了，涉案的两个人都是朝廷重臣，一个是六部之首，一个是监察之首，顿时引发朝野轰动。马文升和戴珊立刻上书表示请辞，朱祐樘不答应，反而直接将吴蕣、王盖下狱审查。奇葩的是，审查的参与者中居然也有戴珊，被告审查原告，大概也只有在封建王朝才能出现。最终审查的结果是，吴蕣、王盖担心自己的京察考核不过关，所以先弹劾马文升和戴珊，想要挽回危机。于是朱祐樘大怒，将两人免职赶回家去。内阁首辅刘健认为免职太严重，应该贬官调任地方，结果不但没被采纳，还被朱祐樘训斥一顿。

这两件案子朱祐樘都没有给刘健面子，这是极为少见的。刘健是朱祐樘的老师，朱祐樘一登基就把刘健升入内阁出任内阁大臣，后来还成为内阁首辅。朱祐樘当时对刘健言听计从，刘健推荐的李东阳和谢迁也相继成为内阁大臣。可是到了晚年，朱祐樘却如此不给老师面子，实在是有些过分。这背后的原因在前文已经讲过，因为内阁权力大涨后手伸得太长，不仅六部里有人，而且连给事中、都察院必须听命于内阁，这就出现了一家独大的状态。这种状态是朱祐樘非常忌讳的，也很可能出现大权旁落，所以他必须要对内阁有所制衡。

要对内阁进行制衡有两个策略，一个是用六部制衡内阁，一个是用科道制衡内阁。在弘治年初期，朱祐樘就是用内阁制衡六部的，但到了晚期却出现了六部和内阁同流合污的现象。因此马文升掌管的六部不再是制衡内阁的最好选择，所以朱祐樘选择了第三方势力，这就是科道。所谓科道，就是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的统称。六科给事中的前身是唐宋的门下省，掌管中书省政策的审核封驳。都察院来自于宋朝的御史台和谏院，但职权范围有所减少。戴珊作为左都御史，有点像宋朝包拯的角色，是监督百官的主要负责人。

在左都御史权力弱化的时候，科道官员依附于内阁，于是才有了内阁一家独大的现象。在前面讲到的两个案子中，御史和给事中的态度都是依附于内阁的，所以朱祐樘非常不满。朱祐樘把戴珊提拔起来，用他来制衡内阁，形成内阁、六部和科道三角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以压制内阁和六部之间盘根错节的利益链。对于朱祐樘而言，他所需要的是强势的，不畏权贵的都察院，而不是以往那种对内阁唯唯诺诺的都察院。戴珊个人强硬，办案以不畏权贵出名，所以得到了朱祐樘的信任，将都察院交到他的手上。

在弘治十七年的京察中，朱祐樘没有让刘健主持，而是让马文升和戴珊主持，就是为了切断内阁和中下层官员的利益链，让内阁成为单纯的政策机构，而不是宋朝那种上下沆瀣一气的政事堂。但如此一来内阁的利益受损，依附于内阁的朝廷和地方机构也会受到打击。京察查出来的事，有戴珊盯着，不知道多少官员人头落地。所以才有了给事中吴蕣、王盖弹劾马文升和戴珊的事。可这件事疑点很多，吴蕣和王盖只是中层官员，就连给事中的老大都给事中都没有发言，他们有什么资格在京察这种全国大事上置喙？

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分析，一般的给事中是阻止不了京察的，除非背后有强势的势力支撑。从刘健主动出面给王盖等人说情看，这里面内阁的猫腻是极大的。如果没有内阁的支持，吴蕣、王盖根本不敢如此肆无忌惮。最奇怪的是，这两人上书弹劾马文升和戴珊，都给事中作为部门领导却一言不发。显然这里面是有着某种默契，或者是有着坐山观虎斗的味道。从内阁没有强势支持吴蕣、王盖来看，刘健或许就是以此来试探朱祐樘的想法，确定是否将马文升和戴珊拿下。如果朱祐樘表现得弱势一点，至少京察的主持官员是要换人的。

综上所述，朱祐樘任命戴珊出任左都御史，就是为了监督内阁和六部，并且形成三个部门互相制衡的政治大局。这个局面有利于削弱明朝的既得利益体系，平衡朝廷的权力架构，避免出现权力旁落的现象。通过戴珊将原本弱势的都察院扶持起来，也是对于打击贪腐的有利保障。但作为科道重要机构的给事中还是墙头草，这对于朱祐樘的大局依然是不利。如果给事中继续依附于内阁，那么明朝必然走向宋朝的路子，最终难免腐败亡国。从这个角度看，虚门下弱给事中的设置对于制衡内阁来说是最大的缺陷，只靠都察院一方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