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明朝的书籍中，明孝宗朱祐樘都是受到文官士大夫阶层推崇的皇帝，也是我国古代皇帝中最符合儒家要求的人之一。在他执政的弘治年间，他与士大夫文官们的关系很好，受到文官们的拥戴，让明朝国力迅速复苏，被称赞为“弘治中兴”。朱祐樘对文官的信任在史书上令人称道，后世的学者都夸当时的朝廷是“众正盈朝”。然而在这样皇帝与大臣们高度和谐的政治环境中，朱祐樘与内阁重臣也产生过嫌隙，闹得很不愉快。当时朱祐樘强势推翻了内阁定下的张天祥杀良冒功案，重处了内阁庇护的大臣，可以说是震动天下。

明孝宗朱祐樘的如此操作在当时不但是意外，完全让朝野大臣们意想不到。在几乎所有的史料中，朱祐樘对内阁都是抱有毫无保留的信任的，他对内阁大臣们的建议几乎是言听计从。可是在张天祥杀良冒功案上，朱祐樘却一反对内阁的信任，让人感到非常意外。他不但派东厂太监偷偷调查此案，还在内阁会议上与内阁首辅刘健发生争执，闹得朝野皆知。他的如此操作与之前十几年对内阁的态度截然不同，让很多人感到匪夷所思。因此后世的历史爱好者都感到疑惑，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朱祐樘对内阁的态度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要解释这样的问题，首先需要回顾一下令皇帝和内阁重臣们正面硬刚的辽东张天祥杀良冒功案。事情发生在弘治十六年，当时朝廷接到辽东监察御史王献臣奏报，说宁远备御都指挥佥事张天祥杀良冒功。事情是发生在弘治十五年底，当时张天祥出兵救援了劫掠建州女真的朝贡使者的兀良哈泰宁三卫蒙古兵。这一战张天祥大胜而归，斩首三十八人，由辽东镇守太监朱秀、锦衣卫都督佥事杨玉、辽东巡抚右佥都御史张鼐联合向朝廷报功。但王献臣的奏报与上述三人说法不同，他说自己接到举报，这场大胜其实是张天祥杀良冒功。

按照王献臣的说法，这是一场张天祥自导自演的大戏。张天祥先派兵袭击了建州女真朝贡的使者，然后以此为由偷袭泰宁卫部落，杀死蒙古百姓来冒功请赏。明孝宗朱祐樘看了奏报后非常气愤，于是下诏让大理寺左少卿吴一贯、锦衣卫都指挥佥事杨玉、巡按御史余濂联合侦办此案。但这些人并没亲自去辽东查案，而是把案子交给了山东左参政宁举。宁举到了辽东后调查上报，说此案是张天祥的祖父，辽东都指挥佥事张斌幕后主使的。事情是由张斌的妻弟杨茂及儿子杨钦写信给王献臣举报的，原因是杨茂和杨钦父子与张天祥有嫌隙。

案件侦办结果呈报到内阁后，很快内阁就给出了处理意见。张斌、张天祥祖孙被认定为杀良冒功，张斌被判斩首，张天祥被判绞刑。但由于杨茂和杨钦父子的举报也有不实之处，所以也被判了绞刑。内阁定下意见后交给了都察院，就等都察院审核通过就能行刑了。就在此时事情发生了变故，张斌的儿子张洪走了太监刘瑾的路子，把案子捅到了明孝宗朱祐樘面前。张洪说这个事情都是被诬陷了，并提交了自己的申诉状。内阁和被告给出两个结果，朱祐樘觉得不对劲，就让东厂的探子暗中调查，打算推翻此案。

调查结束后，朱祐樘从东厂拿到了最新的结果，与内阁给出的定案结论完全不同。朱祐樘认为杨茂父子举报不实，吴一贯和杨玉根本没有下去调查，只凭下面报上来的话就定下了案子。所以朱祐樘认为这个案子不能这么判，必须要有确实的证据才行，便要求内阁将案件材料和案犯调到京城，由三法司和锦衣卫会审。事情都已经被内阁定为铁案了，朱祐樘要推翻重查，内阁自然不乐意。于是内阁首辅刘健和朱祐樘就发生了争执，朱祐樘以皇帝的身份逼刘健按他的要求做。内阁方面不太愿意，于是刘健等人就玩起了拖字诀。

事情没拖多久，此案主犯张天祥就死在了狱中，朱祐樘顿时坐不住了。他再次召集了内阁会议，要求内阁派人将人犯押送到北京。这一次内阁大臣们不硬来了，跟朱祐樘打起了太极。朱祐樘的态度很明确，因为杀良冒功和擅开边衅是重罪，绝不能够这么糊里糊涂的判了。

张斌和相关人等被押到京城后，朱祐樘召集了相关的官员，亲自重审此案。朱祐樘以东厂的调查结果为依据，当场推翻此案，从重处置了相关人员。其中杨茂父子诬陷同僚判了死罪，杨玉官降五级，吴一贯贬为嵩明州同知，王献臣贬为广州驿丞、巡按御史余濂贬为云南布政司照磨。

此案的被告张斌被无罪释放，张洪也因为申诉成功而被认为有功。作为此案主要的办案机关，以刘健为首的内阁大臣们都遭到了训斥。只可惜张天祥死于狱中，算是此案的最大受害者。后世的历史学者们对此案争论颇多，甚至有人认为是明孝宗朱祐樘偏袒太监刘瑾，才以东厂的调查结果作为判案的依据。但实际上此案如何审判的关键并不在事实如何，而是办案过程背后所体现的盘根错节的利益链，以及朱祐樘通过推翻此案想要达到的政治目的。综合各方面的史料来看，此案看似小案，其实内藏玄机，是一场政治斗争的大戏。

首先，从内阁处理此案的态度看，明显的就打着牺牲张斌祖孙的目的。负责调查此案的吴一贯、杨玉、余濂根本没有下去，只凭下面人的一面之词就给张斌祖孙定罪，这本身就是徇私枉法。尤其是杨玉，最早报功的是他，后来调查也是他，一个人两种调查意见，朱祐樘肯定会怀疑。其实这种事情在当时的明朝很普遍，几乎掀不起什么浪花。在文贵武贱的明朝中后期，文官攀污武官一搞一个准，朝廷都是偏袒文官的。所以王献臣上报张天祥杀良冒功，办案的人就按照这个逻辑走了，丝毫没有调查真正事情经过的想法。

在明朝中后期，文官猜忌武官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只要有捕风捉影的信息，就能将武官置于死地。杨茂父子就是摸准了文官的这种心态，才敢构陷张斌祖孙。如果朱祐樘不过问，内阁定下的铁案，都察院也不会驳回，张斌祖孙只有死路一条。但事情就蹊跷在朱祐樘一反常态的强势翻案，打了内阁一个措手不及。朱祐樘为什么好翻案呢？他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还在乎几个武官的小命？很多史书上说朱祐樘要让边境的武将效命，就必须要秉公执法。这种说法没错，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条件下，这并不是最为主要的原因。

综合各方面的史料分析，朱祐樘翻案的动机，是因为内阁的手伸得太长，已经到了不得不抑制的程度。此案中有个重要细节，当初报功的锦衣卫杨玉，就是后来查案的三人组之一。杨玉前后两种说法，不仅仅令人生疑，而且让朱祐樘产生了猜忌的心思。杨玉是锦衣卫，是皇帝的亲军，理论上只对皇帝负责。可杨玉在此案中跟着内阁的调子走，这就显得很不正常了。如果让内阁和锦衣卫沆瀣一气，皇帝必然会有大权旁落的风险。只是从这一点看，朱祐樘都必须要推翻这个案子，否则不能达到敲打锦衣卫和内阁的目的。

第二方面，不仅仅是锦衣卫跟这内阁走，而且作为百官监察机构的都察院也跟着内阁走。不管是监察御史王献臣，还是巡按御史余濂，都是按照内阁给定的逻辑在判案，完全失去了监察机构的独立性。都察院是监察百官的，如果失去独立性，就成了内阁打击异己的爪牙，长此以往内阁中必然出现权臣。这样的情况朱祐樘是很不满意的，这也是他动用东厂的原因之一。朱祐樘执政时期很少动用东厂，很忌讳宦官参政。此时他动用了东厂，说明权力失衡的危机，已经到了让他不得不下重手处置的地步。

第三方面，当时朱祐樘正在让兵部尚书刘大夏整顿兵部和军队，而辽东则是其中重中之重。辽东的安危不仅仅在于女真三部对京城周边的威胁，更在于明朝军事制度改革的成败。如果此案处理得不公正，让地方军队和勋贵不满，必然给军制改革带来极大的阻碍。如果不能做到文武平等对待，辽东军队继续依附于文官家族和权贵，盘根错节的腐败链条不能斩断，明军的战斗力提升就是空话。朱祐樘强势插手张天祥杀良冒功案，不仅仅是对此案的拨乱反正，也是争取地方军队的军心，和斩断内阁伸向辽东的触手和利益链。

正是处于这种多方面的考虑，朱祐樘才不惜与刘健发生冲突，逼迫他将张斌调往京城，亲自审理此案。此案审理的结果虽然很简单，但也让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此后朱祐樘再次开始调整朝廷的政治格局，避免出现内阁一家独大的局势。然而老天爷留给他的时间却不多了，此案过后不到一年，朱祐樘便英年早逝，他在军队和朝廷的改革也就无疾而终。明朝错过了朱祐樘，也就错过了最后的复兴良机。虽然明武宗朱厚照和后来的大明首辅张居正都有过努力，但也无法阻止明朝衰败的命运，历史的大势无法逆转了。